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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的工作成绩详细地做了汇报，刘仁轨一看大惊，果然是个好干部啊。他很为自己的失察而内疚，同时也惊异于狄仁杰工作的出色，当即给了他一个很罕见的“上下”。这可是非常罕见的高分啊。这一段插曲，一下子就让狄仁杰在长安的官场出了名。而这，仅仅是个开端。接下来的狄仁杰，一次又一次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终于有一次，狄仁杰让高宗皇帝也记住了他。
狄仁杰让皇帝印象深刻的事情，来自一次执法纠纷中，狄仁杰不顾高宗大发脾气而坚持己见，犯颜直谏。当时是仪凤元年（676），左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误砍了昭陵（唐太宗的陵墓）中的柏树，唐高宗大怒，命令立即处死。狄仁杰却上奏说：罪不当死。唐高宗疾言厉色地说：“善才这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皇帝盛怒，狄仁杰却神色不变，仍然振振有辞，先是坚持有法必依：“现在依照法律，他俩罪不至死，而陛下坚持要杀，那么法律就无法取信于人，人们会很茫然失措，这样法律就失效了。”同时晓之以理：“现在陛下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杀了一个大将军，千载之后，人们会怎么评价陛下呢？如果我奉命杀了善才，那才是真正陷陛下于不道啊。”
后来高宗终于冷静下来，觉得狄仁杰很对，于是特别下令让史官把这个事件给记录下来，编入国史，以便能流传后世。高宗有意识地强化这个佳话，一来表彰狄仁杰，给大臣们树立一个榜样，二来嘛也顺便提升一下自己，树立一个善于纳谏的皇帝形象。
而且，不久高宗就提拔他当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此官的品级虽不高，从六品下，和大理丞一样，但属于“清望官”——清望官并不都是高官，而是有高有低，最低的有七品官。关键是这些所谓的清望官几乎就是官员体系中的独立系统，而且有高有低的官员体系，构成了一个升官的“快车道”。某个官员一旦做了低品级的清望官，那么未来的升迁将会很快，而且很有希望升到三品以上的高官。因为三品以上的官，都属于清望官。如果不能在早期进入清望官，那你就在官员大部队里慢慢熬吧。
高宗虽然将他平级调动，实则将他放入到“重点培养考察对象”中了。有次在狄仁杰奏事之后，高宗跟他开玩笑说：“你可是搭上了权善才这条顺风船了啊。呵呵。”能被皇帝所欣赏，前程还会不远大吗？那自然是顺风顺水了。
狄仁杰确实没有辜负高宗，他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侍御史，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说，御史就是官员中的“宪兵”，御史的别称就叫“宪衔”。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个宠臣、权臣。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都特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弘机因此被免职——马屁没拍成，真够倒霉的。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为受宠，恃恩用事，也被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弹劾，而且狄仁杰对皇帝的说情也一点不买账，最终将他拉下了马。据说是“一时朝廷肃然”。小小的狄仁杰，硬是为朝廷整了一回风。当然，这绝对仰赖高宗的明白和宽容。
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人的印象就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同时又铁面无私，这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也是狄仁杰后来会成为“神探”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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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造福一方
狄仁杰在当时和后代的老百姓心目中，地位都十分崇高，好评如潮。因为他是真心爱护百姓，为百姓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好事，而不是花里胡哨的“面子工程”。
就是在中央任官的时候，他也不忘对基层百姓的关切。狄仁杰后来做过度支郎中，就是专门负责天下财政支出工作。有一次唐高宗准备巡幸汾阳宫（在并州），以狄仁杰为“知顿使”——一路先行，为皇帝先行布置好中途食宿的官员。原本安排的路上有个“妒女祠”，这个妒女祠自然祀奉爱妒忌的女神了。据说只要有人穿着好衣服经过，肯定会有风雷之灾。这么神奇的民间传说，估计就是唐朝的时代产物——唐代妒忌的妇女最多也最厉害（有好事的唐人还写过《妒神颂》呢）。为了皇帝的安全，并州的地方长官就征发了数万人，准备另外开一条路。狄仁杰立刻制止说：“天子出行，千乘万骑，风伯清尘，雨师洒道，还怕一个区区妒女么？”唐高宗听闻后，赞叹说：“真大丈夫！”为民请命的，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大丈夫。狄仁杰为故乡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事实上，他是官做到哪里，就把好事做到哪里。无论哪里的老百姓，都是他爱护的子民。
垂拱元年（685）开始之后的十多年内，狄仁杰相当繁忙，不断地在中央和地方轮流任职；职位也是忽高忽低，高的时候做宰相，低的时候做县令。
685年，武则天刚好太后称制，积极筹备改朝换代，接着是称帝和巩固皇位。所以，这十多年时间内，*可谓波谲云诡，异常险恶，完全是一场政治大运动，社会大动荡。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多多少少都受到了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狄仁杰的起起落落也就很好理解了。事实上，以狄仁杰的脾气个性，他本来很难顺利过关，但为什么他终于安然无恙呢？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任职情况吧。从任职的时间上看，狄仁杰在中央的时间很短，而大多数时间都在地方。也就是说，狄仁杰其实大多数时间远离了政治旋涡中心。我认为，这很可能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幸运，而是背后有一只手在调控着，那是武则天的手。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保护狄仁杰呢？
首先，武则天早就赏识狄仁杰。狄仁杰调任中央的时候，武则天已经是大唐的实际管理者，而他的那些精彩成绩，武则天显然都看在眼里。他的步步提升，固然是高宗赏识，但很难说不是武则天的认可。
其次，武则天很清楚，这个时期，她的工作重心是搞政治运动。等政权稳固了，工作重心必然要转移，要稳固武周政权，就需要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而狄仁杰这样能治理天下的高手，就可以拿出来重用了。
这个分析，也可以解释一个困惑。那就是既然武则天在最后几年，那么赏识和依赖狄仁杰，那早干吗去了呢？又不是头一天才认识。以武则天的识人之明，她肯定是早就心里有数。这个时期，武则天开始大规模使用白色恐怖。特别是酷吏政治，就集中在这段时间。而狄仁杰是个正人君子，刚直不阿。在这种屠刀横飞的时期，很难不误伤到他。她让狄仁杰在地方任职，一来可以躲开是非，二来也为天下百姓多做好事，稳固地方。武则天针对的只是那些官僚阶层，而民为邦本这点，她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用狄仁杰，确实用到了要害之处。
我们来看看狄仁杰造福一方的经历吧。垂拱元年（685），狄仁杰出任宁州刺史。宁州在今甘肃宁县一带，当时为边疆地区，各民族杂居之地。狄仁杰注意妥善处理民族关系，“抚和戎夏，人得欢心”。当地人特地为他立碑颂德。唐代有个制度，地方官如果政绩出色，老百姓可以立碑赞颂，这个碑叫“德政碑”。立碑可不是容易的事情，都需要中央严格考察后才批准。当然后期假冒伪劣的也多了。唐前期的立碑比较少，也都货真价实。狄仁杰一生在地方做官很多，这样的碑也遍布全国，在当时也是个罕见的现象。
第二年，他再次被巡察的钦差举荐，于是再回朝廷做冬官（工部）侍郎。但很快又被派出巡察地方。接着做过豫州刺史、复州刺史、洛州司马。在经历了一次危机之后，再贬为彭泽县令。
虽然狄仁杰一落千丈，被贬为七品县官，但他无暇自怨自艾。因为赴任当年，就遇到大旱无雨。狄仁杰立刻上奏疏，要求朝廷救灾，并免除租赋。而且他救的不止彭泽一县，还包括周边的八个县。朝廷很快答允，于是当地百姓得以渡过灾难。等狄仁杰离任后，彭泽百姓自发给他建造了“生祠”。活着的人能被立祠祭祀，那是罕见的荣誉。而且也要经过中央批准。
万岁通天元年（696），河北被契丹入侵，百姓惊扰，朝廷震动。武则天把彭泽令狄仁杰调为魏州（今河北大名）刺史。狄仁杰到职后，改变了前刺史驱赶百姓入城，缮修守具的做法，而是让百姓放归农田，安心生产，同时整顿军备。不久契丹退兵。而这年魏州因为没有错过农时，居然获得了大丰收，使老百姓避免了一次大灾难。当地百姓出于感恩也给他立了生祠。据说魏州百姓每个月初都要去生祠供祭，摆上酒肉。
有一次狄仁杰刚好去朝见武则天，居然面有醉色，武则天知道他是不喝酒的，就很奇怪。狄仁杰就说因为百姓祭祀才这样的。武则天派人去查验了之后，方才相信。这个故事很有趣，虽说是编造的，不过也生动地反映了老百姓对狄仁杰的衷心爱戴。
不久，狄仁杰再次升任幽州（今北京）都督，安抚战后余生的百姓，恢复生产。
在赴任之前，武则天特别赐予他一件龟带紫袍，而且武则天亲手（据说）在上面加了十二个金字：“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她终于要重用狄仁杰了。狄仁杰有了更好的平台，可以为天下所有百姓造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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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移风易俗
狄仁杰在地方上，除了拯救百姓疾苦之外，也很注重移风易俗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最出名的是他在做“江南巡抚使”的时候，曾经做过的一件惊人的大事——大毁淫祠。
什么是“淫祠”？淫是不必要、多余的意思。所谓淫祠，就是官方不正式认可的祠庙。江南吴楚一带，因为风俗传统特别，有大量的祭祀祠庙，用以崇拜五花八门的人神和鬼怪。基本上都属于淫祠。
唐代笔记里记载过一段很有趣的故事：江南有个驿吏，特别能干，把驿站的东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新刺史上任时，他请刺史来检查工作。走到一道门前，挂着一个神像，说是“杜康”，原来这是酒库；又来到茶库前，也有神，说是“陆羽”；还有一个库是放酱肉腌菜的，门前也有个神像，说是“蔡伯喈”，刺史大笑，说这个神就不必了。
实际上这些祠庙的祭祀浪费是相当惊人的。在狄仁杰看来，鬼神并不能救民于水火，百姓徒然耗费钱财，有害无益。况且狄仁杰本人是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奉行者。不久前，狄仁杰就完全不理会妒女祠的传说，为人民消除了一次无谓的徭役。所以，狄仁杰到了江南后，不惧各种阻力，下令将各种淫祠毁去，共计一千七百余所，如项羽、春申君、赵佗、马援等等，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子胥四祠，这在崇信鬼神的唐代，实属不易，足见狄仁杰见识超凡。
据说在毁项羽祠的时候，大家都畏惧不敢前，说入内者必死。狄仁杰大怒，当即写了一个通告——《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把项羽批评了一顿，责令：“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然后坚决拆毁。狄仁杰此举，比西门豹治邺还要猛。
狄仁杰的这个举动，影响非常大，在有识之士中树立了一个典范。唐代就有很多人模仿他，比如李德裕后来也在浙西做过一次大规模禁毁淫祠的活动，韩愈、柳宗元也有类似举动。赞赏他的自然更多，其中最热烈的是明末的王夫之，他甚至说此举“赫然与日月争光者也”（不过这太夸张了点）。当然，这个举动对普通百姓影响更大，这从后来民间盛传狄仁杰不怕鬼的故事可见一斑。有个故事讲狄仁杰去做宁州刺史的时候，刺史的住房是个凶宅，闹鬼，前面已经死了十几个刺史了。小吏让狄仁杰换个别的房子住，被他拒绝。结果好几个晚上都出现诡怪奇异的东西，狄仁杰大怒，破口大骂了一顿，结果很快出来一个人，请狄仁杰帮自己迁葬坟地云云。后来就再也没出现鬼了。这活脱脱是《聊斋志异》的一出场景。不光是狄仁杰不怕鬼，更有甚者，老百姓中还有妖怪怕狄仁杰的故事。说武三思有个家伎叫素娘，色艺双绝。武三思将她隆重推出，大宴群臣。不过狄仁杰有病没来。第二次再宴，狄仁杰来了。结果素娘推三阻四，不敢露脸。后来终于不得不吐露实情，声称自己是花月之妖，因为狄仁杰是“正人”，不敢相见。然后就化为香气消失了。是不是很眼熟？端的是《聊斋》故事。
甚至还有一个雷公向狄仁杰求助的故事：代州曾有一株大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