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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作为对思想进行分级排列的手段来检验思想的有效性和适用性之外，我们还注意到，在毛泽东相关论断的深层内涵中还存在第三种检验标准：即根据那些进行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并将认识运用于实践的观察者—行动者的各自特点，也可以对思想进行分级排列。在毛泽东的认识论体系内，观察者不一定都是相同的，因而，其认识过程的产物在有效性方面也未必都是相同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观察者的角色是与行动者的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所有的实践都具有政治内容，所以，在他的认识论体系中，判断观察者身份合法性的标准是与在政治领域判断合法性完全相同的标准。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论及这个问题和这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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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与行（14）
实用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
我在其他地方已详尽指出［91］，我们这里所描述的认识理论酷似美国实用主义者约翰？杜威的认识论。杜威的思想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过非同寻常的影响，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曾与这些知识分子有过接触。与杜威一样，毛泽东也认为思想产生于实际经验，并且反过来又塑造这种经验。他们两人都把世界看成是一系列的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需要理论与行动。［92］确实，这种相似性对毛泽东来说是很明显的，因为他不止一次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现实主义者。即使到了“大跃进”前夕，也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最缺少现实主义色彩的时候，他仍坚持说相反的话：“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设想，是不是狂妄？不是的。我们不是狂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主义者。”［93］
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仅仅是实用主义是不够的。在同年晚些时候，他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主观符合客观法则”，是“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求实精神统一”［94］。正是革命的热情（他在同一年的另一个场合谈到这一点时，称之为“革命的浪漫主义”［95］）使实践目标富有活力。但是，我们看到，这种目标既不是想象的产物，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他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96］。正如我希望我已阐明并将在讨论毛泽东政治发展概念的结论性一章中需要进一步详尽阐明的那样，毛泽东的政治思想试图通过对实用主义者和幻想家这两种方法实行一种新的综合，从而向那种把他们划分为对立的两类人的观点发起了挑战。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2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3页。
［4］《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
［5］毛泽东作为基本矛盾的例子来运用的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25~326页。
［6］ 这一说法最初出自毛泽东在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1941年，他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重申了这一主张，指出，许多人讥笑他那个口号是“狭隘经验论”，但他仍然坚持没有调查不可能有发言权的主张，因为，没有亲自作过调查研究而作的发言，不过是一些“无知妄说”。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1页。在1956年，他再次重复了这一观点。
论知与行（15）
［7］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5页。在那里，毛泽东用一个假设的检查团参观延安根据地的经历来解释他对感性认识过程的论述：“有些外面的人们到延安来考察，头一二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也就是延安这些各别的事物作用于考察团先生们的感官，引起了他们的感觉”。同上。
［8］《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郾6—）》，7l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9］同上书，75页。（毛泽东在1941年9月13日讲过意思相近的话。———译者注）
［10］在1958年，他在敦促官僚们下基层和“下马观花”时，再次运用过这个形象化比喻，参见《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
［11］ 参见《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196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1963年5月20日），以及《关于四清运动的谈话》（1965年1月3日）。毛泽东认为，比较之下唯心主义者就省力得多，因为，他们不需要将自己的思想与客观实际相符合。
［12］《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6月）。
［1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8页。在其他地方，毛泽东重申了间接知识的重要性：“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同上书，213~214页。另一方面，他主张对间接知识进行验证，因为这种知识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6页。
［14］《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87页。
［1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1965年1月14日）。
［16］《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9页。
［17］同上书，285页。
［18］参见上书，285页。
［19］同上书，149页。
［20］《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书笔记》。
［21］参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6月）。
［22］“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0页。1963年毛泽东指出：现象与本质是对立的统一，从现象到本质，本质看不见，要通过现象。接着，他还说，只有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到这一点；在那时，“蹲点”是作为口号来描述的。参见《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5~6月）。
论知与行（16）
［23］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39页。
［24］《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0页。
［25］ 例如，参见上书，290页。
［26］［27］《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9页。
［28］［29］同上书，819~820页。
［30］参见《人民日报》，1956…04…05。
［31］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阐述过这一点。例如，可参看《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3页，在那里，他谈到了通过这个过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还可参阅《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4页；《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5~753页，和《八大开幕词》（1956年9月15日）。
［32］参见《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64年3月）。
［33］《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的谈话》，1965年3月16日，参看社论《列宁主义万岁》，载《人民日报》，1960…04…20。
［34］《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1958年5月23日。
［35］《在郑州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
［36］［3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2页。
［38］ 同上书，325页。
［39］ 参见《同尼泊尔教育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3月29日。
［40］ 这一观点包含在《费尔巴哈论》第十一条中，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1］例如，Martin Glaberman的Mao as a Dialectician，载于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第8期（1968年），94~112页。也可参看Arthur Cohen，The munism of Mao Tse…tung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27~28页。
［42］这使我想起缪勒教授对那些将“僵硬刻板的‘正—反—合’的形而上学公式强加给黑格尔逻辑”的人所进行的嘲笑：“The Hegel Legend of ‘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载于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第19期（1958年），411页。另一方面，我认为毛泽东比黑格尔更喜欢运用这种逻辑规则。
［43］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0页。
［44］一种早于《实践论》6个月的相似的有趣描述，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找到。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是这样描述战略决策的形成过程的：首先是周密的侦察；其次是根据这种侦察作出正确的判断；最后，在这种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再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79~180页。
论知与行（17）
［45］《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7页。
［46］《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年5月17日。
［47］参见《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
［48］参见《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1963年5月20日。
［4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页。
［50］“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本质上相同的观点可在《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31日）和《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1958毛5月17日）里找到。
［5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39~840页。
［5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0页。
［53］《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297页。
［54］《最伟大的友谊》（1953年3月9日），毛泽东有关意识和物质的相互关系的原则表述，使人联想起斯大林于1950年写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他是这样表述的：“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
［55］Richard Bernstein，Praxis and Action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71，
［56］“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3页。
［57］《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477页。接着毛泽东又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看看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在1961年，毛泽东主张，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思想不可能是正确的，因此，“从没有先知先觉的人”。参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读书笔记》。
［58］《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2页。
［59］参见《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1953年9月16日，参看《庐山会议上关于总路线的讲话》，1959年7月10日。
［6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40页。
［61］《毛泽东文集》，第7卷，1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2］《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参阅《在一份简报上的批语》（1964年3月）。在此，哥白尼的太阳学说被作为例子加以引证。
［63］参见《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论知与行（18）
［64］参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