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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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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尉缭计策虽然被采纳,但尉缭其人并没有被嬴政重用,嬴政重用的是李斯。

  也许,由于尉缭深知嬴政的为人,所以才韬光养晦,以图苟全性命。

  可惜吕不韦没有像尉缭那样由表及里地看透嬴政的为人,还一直做着辅佐儿子灭掉六国统一天下的春秋大梦。殊不知,敌国尚存,他自己便先被消灭了。

  十一

  如果当初吕不韦不思经国安心经商的话,以其聪明的商业头脑和灵活的手段,他完全可以成为富可敌国的巨贾,完全可以像战国末期的卓氏、孔氏以及被秦始皇封赏过的乌氏倮和被秦始皇表彰过的巴寡妇清那样,过着奢华富裕的生活,更不至于落得个饮鸩而死的可悲下场。

  由吕不韦的悲剧,使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在风险投资实现赢利之后成功地“退出”。

  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单祥双有句话:“不是因为冒风险而赚钱,而是成功规避了风险而赚钱。风险投资界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剩者为王’。”

  剩者为王,就是说,经过商场上大浪淘沙般的淘汰,剩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

  尤其是在股市,经过政策的反反复复、企业的盛盛衰衰、股价的涨涨跌跌、人气的高高低低……低迷过后,百战之余,剩下的股民,他们抛除股本之后还有“剩”,乃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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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31)
有句话说得好:谁能笑到最后,谁会笑得最好!

  在风险投资的发源地——美国硅谷,流传着这样一个投资法则:在所有的风险投资项目中,必然有50%完全失败、40%刚刚打平,只有10%盈利。

  由此可见,风险投资的回报虽然巨大,但风险也大。在风险投资成功之后,应该见好就收,全身而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有的时候,是风险投资者把握不好“退出”的最佳时机;有的时候,是身陷泥淖不能自拔,想退退不出。

  把握好风险投资的“度”,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

  在专制时代,商人们若想通过经商得以暴富,都喜欢走条捷径:勾结官府、亦官亦商。

  “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标本式的人物。他像吕不韦那样,在政界人物王有龄身上进行风险投资,后来凭借王有龄的支持和协助,开始发迹。他结识了左宗棠之后,便走上了亦官亦商的不归路。

  商战无情,###更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胡雪岩身为商人,却官居正二品,被时人视为左宗棠的亲信。

  左宗棠与李鸿章互不服气,暗中斗法,胡雪岩便成了官场争斗的牺牲品。

  上海交通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盛宣怀,本是李鸿章的亲信,是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的干将。他与胡雪岩一样,都是对中国走向近代化做出过贡献的人,可惜的是,盛宣怀的后台老板是李鸿章,胡雪岩的后台是左宗棠,而李鸿章与左宗棠是官场上的对手,于是,盛宣怀与胡雪岩也成了商场上的对手。最终,二人竟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胡雪岩自从靠上了左宗棠,在商场、官场、洋场之上呼风唤雨,成为巨富,也成了左宗棠的得力助手。

  一直对左宗棠不怎么服气的李鸿章自然也将胡雪岩视作眼中钉。

  而盛宣怀,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因胡雪岩暗施手段而遭到弹劾,丢掉了督办之职,所以一直对胡雪岩耿耿于怀。1878年,盛宣怀在湖北开办荆门矿务总局,胡雪岩又参了他一本,致使盛宣怀被调回京城。在创办电报局的交锋中,胡雪岩让左宗棠利用手中权力设置了重重障碍。天津电报总局成立后,盛宣怀任总办,在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七处设分局,一切都很顺利,惟独在架设长江电线的计划呈请左宗棠批准时,遭到了左宗棠的拒绝。

  左宗棠之所以拒绝盛宣怀,是听了胡雪岩的建议,想自己搞起来。胡雪岩曾力劝左宗棠建设电报线,他说:“我们传送公文,由一个驿站送往下一个驿站。若是架上电杆用电报线,这头发,那头就能收到,速度非常快。那电报不仅在战时派上大用场,还有许多商务上的花样,架好了不尽财源一定滚滚来。”

  在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下,左宗棠命胡雪岩操办此事。胡雪岩从未搞过电报局,于是,他派人混进了盛宣怀办的电报学堂,弄出了几套密码。

  之后,左宗棠上奏朝廷,准备架设长江电报线。盛宣怀闻讯,立即与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的负责人密商电报线之事,表示只要他们不向胡雪岩提供电线器材,就愿以三倍的价格收购。胡雪岩也不示弱,他派人与大东公司和大北公司代表交涉,还提高了购买价格。

  不想盛宣怀做事极为老辣,他让大北公司将一批劣质器材卖给了胡雪岩。结果,工程刚开始,就因器材质量问题而停工了。盛宣怀把胡雪岩架设电线失利之事告诉李鸿章,李鸿章立即上疏弹劾胡雪岩,说胡雪办差不力,请求改派盛宣怀前往办理。不久,朝廷便下令将长江电线交由盛宣怀负责架设。由此事,导致左宗棠与李鸿章的矛盾更大,胡雪岩和盛宣怀成了死对头。

  丁离《击败胡雪岩》一书(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细致描述了盛宣怀击败胡雪岩的惊心动魄的过程: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左宗棠被召入军机,指挥对法作战。左宗棠一走,李鸿章和盛宣怀便准备趁此机会除掉给左宗棠财力支持的胡雪岩。

  为了支持左宗棠到新疆平叛,胡雪岩五年前向汇丰银行借了六百五十万两银子作为军饷,七年期限,每半年还一次。上一年,胡雪岩又向汇丰银行借了四百万两。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协饷作担保。而此时,胡雪岩往年为左宗棠平定新疆叛乱所筹集军饷的还款到期,款子虽然是清廷借的,经手人却是胡雪岩,外国银行只管朝胡雪岩要钱。由于这笔借款每年由协饷来补偿给胡雪岩,盛宣怀便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二十天。邵友濂是李鸿章的人,自然照办。

  外国银行突然向胡雪岩催款,胡雪岩只好将他的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八十万两银子救急。不料盛宣怀通过他掌握的电报局,对胡雪岩调款活动一清二楚。他在胡雪岩从阜康银行提出银子之后,随即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只好挪用阜康银行存款。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八十万,阜康银行即将倒闭。

  此消息传播开来,不明真相的人纷纷到阜康银行提取存款。盛宣怀在上海坐镇,挤兑先在上海开始。胡雪岩赶到上海,一边让人去催上海道台邵友濂发协饷,一边发电报将此事告诉左宗棠。去找邵友濂的人吃了闭门羹,而盛宣怀则令人将胡雪岩发给左宗棠的电报扣下了。

  情急之下,胡雪岩将自己的地契和房产押了出去,同时廉价卖掉积存的蚕丝,想渡过难关。不想仍是杯水车薪,到阜康银行挤兑的人越来越多。胡雪岩明白,是盛宣怀给了他致命一击。他知道此次来者不善,顿时口喷鲜血,昏了过去。

  挤兑风一发而不可收拾,胡雪岩在杭州的泰来钱庄首先倒闭。1883年2月5日,大名鼎鼎的阜康银行终于被挤兑得关门大吉。

  朝中大臣此时也纷纷上疏指责胡雪岩,朝廷乃令左宗棠严厉查办胡雪岩亏欠公款一案。事已至此,左宗棠也徒唤奈何,只得给各省发出公文,将胡雪岩在各省的商铺一一查没。

  重重打击之下,胡雪岩不得不变卖家产还债。

  他娶的十二房姨太太也养不起了,只好将她们遣散。

  不久,胡雪岩即在贫病忧愤中死去了。一代巨贾,最终输了个干干净净。

  在专制时代,胡雪岩不可避免地走了一条官商勾结的道路。其成于官商勾结,败于官商勾结。像他那样的商人,与吕不韦一样,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商人,只不过是官僚政治的依附品,是专制政治产下的怪胎。

  十二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说甄士隐自从丢了女儿、家业破败之后,正感到走投无路之时,遇到了一个怪怪的跛足道人。跛足道人向甄士隐唱了一首《好了歌》,文辞虽浅,寓意却深,了了数语,写尽世态人情。歌曰: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历经磨难的甄士隐听后大彻大悟,当即吟诗一首,为《好了歌》作注: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

  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

  蛛丝儿结满雕梁,

  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

  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

  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金满箱,银满箱,

  转眼乞丐人皆谤。

  正叹他人命不长,

  那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

  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

  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

  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

  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这几句真是沉痛至极!吕不韦当初若能听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不知当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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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32)

  吕不韦看不到《好了歌》和《好了歌注》,“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有可能读到。当胡雪岩贫病交加奄奄待毙之时,默吟《好了歌注》,一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商言利,追求利益最大化,对商人来说无可厚非。但追逐利益,也要有个度。如果像《好了歌》中所写的“终朝只恨聚无多”,结果必然是“及到多时眼闭了”。

  “及到多时眼闭了”还算是比较好的结果。很多时候,“终朝只恨聚无多”的结果往往是像吕不韦那样,因嫌财富少,致使锁枷杠。“及到多时命没了”。

  吕不韦富而求贵,由商而官,结果深陷泥潭不能自拔,可悲可叹!

  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将政治也当成了一笔生意,他的富有创意的计划、传奇般的作为,倒也使他暂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却有所不知,搞政治不是经商。在专制时代,经商失败,顶多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会株连九族。玩政治如玩火,玩火者必自焚!专制体制下的政治,是好玩的吗?

  不仅专制政治不好玩,专制政治之下的经济文化各种活动也不好玩。专制统治者掌握着生杀予夺之大权,“以万物为刍狗”。除了最高统治者,王公大臣以下乃至平民百姓动辄得咎,没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规范、制约当权者的绝对权力,没有任何法律和力量可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在这种体制之下,每一个人都可能“转眼乞丐人皆谤”,都可能“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

  明太祖朱元璋大戮功臣,视群臣如草芥,想杀就杀,动辄屠杀上万人。以至于大臣上朝前,必先与家人诀别;晚上回家,则与家人弹冠相庆,“以为又活一日”。(见赵翼在《廿二史札记》)

  就算不玩政治,只是安心经商,也难保不会飞来横祸。

  明初周庄富商沈万三可谓“良民”。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沈万三赶紧出来献媚表忠心,慷慨出资帮助朱元璋修筑城墙,他自己就修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应该算是“爱国商人”了。然而令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沈万三拿出自己的财富拍朱元璋的马屁,却拍到了马脸上。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裕,眼红了,心想:你算什么东西!难道你比皇家还富?嘴上却说:“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

  若不是马皇后替沈万三讲情,沈万三就死定了。最后,朱皇帝看在皇后讲情的份上,下令将沈万三流放到了云南。

  沈万三“拥军”的结果,是被流放到当时还非常偏僻荒凉的云南地区,最终死在那里。

  在专制时代,商品经济是注定发达不起来的。其实不仅商品经济发达不起来,科技、文化各种事业也注定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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