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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生气，决定给乌代点颜色看看，干脆下令让《巴比伦报》停刊一个月。
其实，萨达姆对乌代动怒的原因还在于，自从美国对伊拉克发出动武威胁以来，乌代对形势的判断似乎一直跟不上趟，让老萨备感失望。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在2002年一致通过恢复对伊拉克进行武器核查的第1441号决议后，乌代就主张坚决拒绝接受这一决议，但在萨达姆的指示下，伊拉克国民议会一致表示接受这一决议，让乌代好不难堪。另外，《巴比伦报》曾不识时务地刊登了一篇《狗儿们的胜利》的文章，将部分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阿拉伯国家比喻成美国的走狗，对它们极尽讽刺和挖苦。但萨达姆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一直在千方百计地同阿拉伯国家，包括昔日的夙敌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改善关系以争取支持，对《巴比伦报》刊登上述文章自然感到不快。因此，萨达姆下令让这份胆子太大的报纸安静一段时间，让乌代也长长记性，以免造成更多的事端和误会。
库赛——阴冷沉静
比起性格张扬的哥哥乌代来，小两岁的弟弟库赛显得要沉稳、老练得多，而且性格温和、内向，轻易不在公开场合露面，报纸上从来没有刊登过库赛的什么讲话。他的婚姻生活也很稳定，他同一个高级军官的女儿结了婚，生有三个孩子，从来没有听说他有过什么诽闻。我惟一的一次见到库赛同样是在2000年12月31日的大阅兵仪式上，库赛还是像往常那样身穿西服，但他手拿望远镜来回走动，很显然，在当时那种重要场合，库赛作为伊拉克总统卫队、情报和安全机构的负责人，肩负着保护他父亲人身安全的重任。
库赛总共担任了多少职务？有趣的是，萨达姆看来已经给两个儿子分好了工，乌代管文，库赛管武：他是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北方军区司令，统帅着伊拉克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和总统府特别卫队，同时兼任着伊拉克六个情报机构（军情局、情报局、特别安全局、军事安全局、内政部和安全机构）中央协调委员会的主席。一句话，库赛大权在握，如果没有萨达姆被美国推翻等意外情况发生，他应该是萨达姆“钦定”的接班人，何况在中东地区儿子接老子的班早已经潜移默化地成了一种习俗，难怪西方轻蔑地称中东地区是“共和制的王国”。
关于库赛要接萨达姆的班的传闻由来已久。早在1999年8月，萨达姆就曾下过指示，授权库赛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代替他行使总统的权力，并责成一个包括副总统、副总理、国防部长、内政部长、情报和安全部长在内的十人决策委员会协助库赛开展工作。到了2000年4月，法国出版的《阿拉伯祖国报》报道说，萨达姆的家族在乌代的庄园召开了一个由萨达姆主持的会议，出席这次聚会的除了有萨达姆家族的成员外，还有萨达姆的秘书哈穆德和萨达姆家乡提克里特三个部落的头领。萨达姆在会议上要求乌代更多地关心知识分子、作家、思想家和运动员，为他们创造新的、更加舒适的自由生活，接着又对库赛说：“军队也是如此，要为军队领导、军官、士兵及其家属创造舒适的生活环境，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动用总统府的财政拨款。” 在这次高层聚会结束之际，萨达姆站起来宣布：从今天起，库赛是我惟一的、称职的接班人。你们会发现库赛将分担许多属于我要做的重要工作。这是我的决定。处理这个问题要果断、明确。我做什么决定时，喜欢首先在家庭内宣布，然后再与各个部门座谈，把我的决定告诉他们。萨达姆的话音刚落，乌代就第一个站起来宣布他非常拥护和支持父亲的这一决定，接着萨达姆家族其他成员也都表示支持。库赛本人则表现沉静，没有发言。果不其然，一个月之后，伊拉克执政的复兴党举行党的总书记换届选举，萨达姆不出意料地当选连任，他顺手就把库赛提拔到了复兴党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重要位置。
从此，库赛进入了伊拉克最高领导层，伊拉克电视台经常播放库赛参加萨达姆主持召开的重要军事会议的场面。库赛还是他老爸最信任的人之一。据说，萨达姆为了安全，从来不在同一个地方连续睡两天，而只有两个人知道他的行踪，其中一人就是库赛，另一个是萨达姆的私人秘书哈穆德，而且库赛还可以随时见他老爸，也根本不用受任何检查。有意思的是，库赛不管在什么场合，总是一身西装，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穿过军装。而伊拉克政府内的其他官员总喜欢穿一身绿色的军装。
西方媒体曾分析说，萨达姆是电影《教父》的影迷，而他一家正好像教父的家庭：如果说萨达姆是电影中的教父唐·考利昂，那么乌代就是那个容易冲动、性格残暴、性欲过剩的大儿子桑尼，而库赛就像那个沉着冷静、更冷酷的二儿子迈克尔。因此，库赛要比他的哥哥乌代更危险，更可怕。
接班人迈克尔
西方媒体曾分析说，萨达姆是电影《教父》的影迷，而他一家正好像教父的家庭：如果说萨达姆是电影中的教父唐·考利昂，那么乌代就是那个容易冲动、性格残暴、性欲过剩的大儿子桑尼，而库赛就像那个沉着冷静、更冷酷的二儿子迈克尔。因此，库赛要比他的哥哥乌代更危险，更可怕。
在2002年的4月21日，一向爱传播有关伊拉克的小道消息的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突然“披露”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说萨达姆已经宣布放弃总统职位，把总统宝座让给了二儿子库赛。文章的署名作者是《星期日泰晤士报》驻华盛顿记者米尔斯。
这则报道现在看来纯属无稽之谈。当时国内的《环球时报》想约我写一篇文章，采访一下伊拉克人对这则报道的反应。我当时也是一头雾水：如果萨达姆亲自宣布退位，为什么我们这些在伊拉克“吃新闻饭”的记者们都不知晓，惟独《星期日泰晤士报》驻华盛顿的记者获得了这一独家消息呢？我硬着头皮采访了一些伊拉克人，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根本不可能，是造谣。一位名叫沙姆·穆罕默德的大学老师说：西方媒体又在造谣了，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只要想想西方媒体给我们总统开了多少次“病危诊断书”就知道了。还有一位伊拉克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表示，萨达姆虽然已经60多岁了，但他的身体在同龄人当中算是好的。在2000年年底举行的盛大阅兵式上，萨达姆单手举枪往天上打了140多枪，这一点就连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都自叹不如呢。当然，也有一些对萨达姆不满的人私下对这条消息表示兴奋。一个不透露姓名的伊拉克人说，尽管萨达姆退位的传闻不大可能，但他宁愿相信这是真的，伊拉克之所以沦落到这种地步，都是因为萨达姆这个“战争狂”。
我在当时给《环球时报》的文章中写道：虽然萨达姆已经把库赛定为接班人，但他还没有要马上退位的意思，更没有要很快让位的迹象，因为一来萨达姆还不想放弃手中的大权，二来库赛的羽翼尚未丰满，尚未构筑好权力基础。所以，《星期日泰晤士报》有关萨达姆要让位给库赛的报道，与其说是一条“新闻”，倒不如说是西方愿意在伊拉克看到的一种局面。从后来不断发展的情况看，我当时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我的这篇文章在《环球时报》上刊登后在因特网上被大量转载。
除了两个儿子会与萨达姆同甘共苦外，最值得萨达姆骄傲的莫过于他手下有一帮忠臣良将，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易卜拉欣、副总统拉马丹和副总理阿齐兹则是萨达姆这些属下的代表人物。萨达姆同易卜拉欣、拉马丹和阿齐兹素有“四人帮”的称号，这足见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多“铁”，也足以证明这三人的确是萨达姆的左膀右臂。
易卜拉欣伟大的朋友
伊扎特·易卜拉欣比萨达姆小五岁，他在伊拉克政坛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伊拉克最高权力机构……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又是伊拉克武装部队副总司令，有上将军衔。
同萨达姆一样，易卜拉欣也出生于伊拉克北部的萨拉丁省，他很早就认识了萨达姆并加入了复兴党，17岁时因从事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1963年，复兴党发动政变后失败，易卜拉欣和萨达姆同时被捕入狱，萨达姆在坐了两年监狱后成功越狱逃走，而易卜拉欣则没有萨达姆那么运气，他一直蹲了四年半的牢房才被释放。复兴党在伊拉克通过政变上台后，易卜拉欣凭借与萨达姆的密切关系和多年丰富的政治活动经验，在伊拉克政坛一直是步步高升。在1979年7月16日，萨达姆当选为复兴党总书记和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则成为复兴党副总书记和革命指挥委员会副主席，坐上了伊拉克政府的第二把交椅。
伊拉克的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共有八名成员，由伊拉克执政党复兴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根据伊拉克宪法规定，革命指挥委员会有选举总统、成立政府、解散议会、颁布法律、决定国家对外宣战或媾和等权力。易卜拉欣是革命指挥委员会中萨达姆惟一的副手，权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如此，从伊拉克电视台经常播放的画面来看，他在萨达姆面前总显得很谦恭，有时甚至显得很拘谨，我想这大概是他一直生活在萨达姆的阴影之下的缘故？易卜拉欣的身体看上去很瘦弱，简直有点弱不禁风，说话时底气也显得有些不足，据说这是他当年坐了多年监狱留下的后遗症。
易卜拉欣一般深居简出，同媒体打交道的次数很少。我在伊拉克当记者期间仅仅见过易卜拉欣两次，其中一次是在2000年4月份，易卜拉欣召开由友好国家代表和新闻媒体参加的新闻发布会，宣布伊拉克国民议会将进行换届选举的消息。易卜拉欣本人不会讲英语，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全部讲阿拉伯语，为此专门有一名阿文翻译把他说的内容翻译成英语。那位翻译的水平实在是太棒了，我当时想：真不愧是给伊拉克二号人物当翻译，英文水平这么高，因为后来我在伊拉克再也没有遇到英文水平那么好的伊拉克人。易卜拉欣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过这样一句话：美国不是一直在指责伊拉克不民主吗？伊拉克人民的意愿得不到体现吗？我们欢迎美国派代表团来伊拉克监督我们的议会选举。时至今日，易卜拉欣的这句话仍然回响在我的耳边。
易卜拉欣跟萨达姆的友谊足有近半个世纪，他对萨达姆称得上是绝对忠心耿耿，两人还a乔？家：易卜拉欣的女儿曾嫁给萨达姆的长子乌代，虽然这桩婚姻以破裂而告终，但易卜拉欣和萨达姆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影响。
易卜拉欣除了主要负责复兴党党务，还主管农业，伊拉克电视台经常播出易卜拉欣到各地田间地头视察农业生产的画面。可以说，伊拉克近年来的粮食生产稳步上升，并修建了多条人工运河抗旱保收，这无疑是易卜拉欣的功劳。
拉马丹全副武装的地方官员
至于副总统塔哈·雅辛·拉马丹，我在伊拉克工作期间多次见到他。拉马丹在公开场合总给人一种威风凛凛、派头十足的印象：他总是穿一身军装，腰带上总是别着一把由黑皮套装着的一把白柄手枪。而且他一出现，总是马上有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保镖粗鲁地把记者们推开，然后把拉马丹围在中心。每年的11月1日，巴格达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巴格达国际博览会，拉马丹照例每年都要在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本人出现之前，总是五大三粗的保镖们为他开路。等他上台讲话时，主席台前后左右一般至少要有7、8名荷枪实弹的保镖，在拉马丹的身边还至少有两名保镖。拉马丹不会讲英语，但他从来不带英语翻译，偏偏他的讲话还总是连篇累牍，可把我这个不懂阿拉伯语的记者给害苦了。
我国国务委员司马义·艾买提曾于2001年1月访问了伊拉克，期间也同拉马丹举行了会谈，当时我作为新华社记者也在场。我记得拉马丹在会谈中说，他曾先后五次访问中国，伊拉克非常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希望中国能在解除对伊拉克的制裁问题上“拉伊拉克一把”。不过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拉马丹在同司马义会谈时照样穿着军装，照样挎着手枪！我当时颇有点愤愤不平，心想拉马丹是不是太过分了。
不过，拉马丹虽然总是穿着军装，但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军衔，更没有什么军职，他只不过在上个世纪70年代当过伊拉克一个民兵组织的总司令，但此后再也没有听说过他跟伊拉克军方有什么关系。
也许拉马丹的穿着代表了他的立场。我对拉马丹的印象是：他总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