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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10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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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识广,经验丰富,应当受到尊重优待。
  还有,近来相关官员喜欢吹毛求疵,以小事罪人。当官的拿公使钱买点酒食送人,不过好客之道,什么大事?可愣是要以贪赃枉法论处。圣主讲究忠厚恺悌,这么干,实在有伤圣道,也不符合人情,应当制止。
  而对于罪犯,他可就没那么客气了。让他深恶痛绝的,是朝廷一再赦免罪犯。赦免罪犯害多利少,从来就不是善政。古代虽然也有赦罪一说,但赦的都是真正无罪被冤屈的好人,怙恶不悛的人从来有多少杀多少,哪里有不问有罪无罪,一概赦而不问的?例子嘛,多的是。譬如,东汉大司马吴汉临死,光武帝刘秀问他遗言,他什么也不说,只说了一句话:“唯愿陛下慎无赦而已!”东汉名儒王符也说:“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赎。数赦赎,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蜀人称赞诸葛亮贤德,也只说他“军旅屡兴,而赦不妄下”。不但赦免要少,即使有,也要严谨周密,不能让罪犯预先心存希冀。要不,就不啻是鼓励犯罪了。照他这么干,一旦不幸当了犯人,要想出头之日,可就难了!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4)
要么空洞无物,要么琐屑细小,怎么着都不会伤筋动骨。说的听的既都无伤大雅,也就皆大欢喜了。
  韩琦夸奖说:“君实,忠厚道学之士,谈的都是堂堂正论。就是小事,也都无不往礼义仁孝上接引,最有益于治道。”
  富弼也一样夸他:“不错,君实从来不说办不到的事情,靠这个邀名求赏。做谏官,可不就该这样吗?”
  欧阳修自己是风风火火过来的,为着锋芒太露,吃过许多亏;上了年纪之后,世情也看得透,看得淡了。一方面知道人的行为,往往为才情禀性所限;另一方面,也很理解人的无奈、妥协及顾左右而言它的忙碌。自己虽不赞成,不提倡,但到底宽容了,再不会去口诛笔伐,横加指责,不过一笑了之。那心里,自然依旧明镜似的,知道这样决不能挽救颓风,扫除积弊,只是不说罢了。
  君实虽然做京官的时候多,但也在地方上待过,国事民情,不是一无所知;且专攻历史,通晓典籍;又好殚心竭智,玩命地琢磨问题。由此,他当然不会始终隔山撞钟,有时也真能咂摸些问题出来。只是这种机会不多,而且也没有太大的准头,有时更难免张冠李戴,开错药方。说他完全浑浑噩噩,好像只会说旧话、废话,倒也不完全符合事实。
  且看他封过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后上的《谨习疏》,说的现象样样都有,但那药却几乎完全抓错了。
  他刚升官时,感激涕零,思绪也陡然活跃起来,奏折一泻如水,大论天下大势。他拈出故实,旁征博引,得出一个结论:从来治乱的关键,只在一个“礼”字,循礼而上下分明,纲纪严正,就天下大治;否则,必陷于乱。太祖鉴于历史的教训,重文约武,收尽兵权,又设转运使管束州县官僚,重礼节,严上下,朝廷才能一直长治久安。现在呢,皇上常常拱默无言,事无大小,全都委托臣下;边疆因战事而设的经略安抚使,管着几十个州军,权力大得连唐朝的节度使也没法儿比,仗不打了也不撤;出京管州、军的将相大臣,因为地位高过转运使,常常根本不买他们的账;还有,朝廷只图因循省事,往往姑息养奸。凡此,都是违礼而导致的纲纪不振,上下不分,正好与太祖的所作所为背道而驰。长久以往,必将大权旁落,要想不乱,难了!不能说他说的不是事实。可大宋的弊病之一,恰恰在过于专权,而不是相反。想来,怕是因为过于感激皇上,替他着急过了头,以致杞人忧天,反倒将不足夸大为危险了。既非对症下药,不过随口而言,说得虽邪乎,也就没有什么人去计较了。要是真有人对号入座,怕就免不了一场麻烦了!
  他上的《论财利疏》,也大体是这样:有一些真知灼见,但君臣颠倒,总药方还是开错了。
  在他眼里,古代君王都藏富于民;实在不行,才藏富于仓廪府库。朝廷不足可以取之于民,百姓不足可以求之于朝廷,上下相保,所以平安无事。如今呢,老百姓穷困潦倒,朝廷又仓廪空虚,如果再不引起注意,将来国家就会因为财力枯竭而不可收拾了。
  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此前已经有许多人看出、并指出来了。尽管如此,能重申这一点,也还是眼力。其余,就颇成问题了。
  首先,古代是不是都藏富于民?上下相取有没有那么方便?这都值得疑问。认真说来,怕也就是他一厢情愿的抽象理想罢了。而就现实而言,藏之于民,主要不过是藏之于兼并之家。兼并之家已经富得流油了,还怎么藏?他这脚跟,一上来就站错了地方。此外,藏之于民也好,藏之于官也好,要取出来方便对方,根本不像说话那么容易!兼并的雪球越滚越大,国家税收却越收越少,就是明证。
  总论如此,要开药方,就难免根本相左了:不是抑制兼并、富国强兵,而是宽恤民力,正好南辕北辙。如何宽恤民力?他只相信人治,不相信法治,明确提出:宽恤民力,在于择人,不在于立法。管理百姓的父母官要是选择得当,想不宽恤民力都不成;而守令不得人,法律苛严,只能扰民。择人固然重要,可人根本就不能完全超脱于法律之外。而且,不求助于法律的约束,只寄希望于官员个人的道德良心,根本就是没准头的事,更难以推行四方。这显然又是一种偏执。
  接下来开的三味药物,却头头是道。
  一是要求随才用人,用懂经济的人治经济,让他们专职久任。经济官员只在经济部门之内升迁;升到尽头实在无官可升,就加爵加俸,让三司使等同两府宰臣。
  二是养其本源,徐取有余。也就是发展生产,缓取余利,反对竭泽而渔的意思。他主张重农,让农民在租税之外,了无负担。衙前重难差役,应当花钱雇人去做;还不够,可以让城里的上等富户承担。农民顶多只去做一些轻小差役。
  开源之外,就是节流了,主要是要减省浮冗,节约开支。除了节省冗官、冗兵的费用,宫廷减少滥赏、糜费,大开朴素俭约之风,尤其重要。
  最后,他又提出一条具体措施:请求重新设立总计使,由宰相兼任,三司使管的一般财用与宫廷专管的内藏财用等,统统交给他全权掌握。小事由专任官员处理,大事非经总计使不可。每年还要向他交账,让他能够把握全局,量入为出,将三分之一留作储备,以备不时之需。
  

大宋遗事 第四十四回(5)
所有这些意见,大体也都是人家早就说过的。像总计使,就是太宗淳化四年设立的,只是后来又被取消了。但能赞同它们,且特特地重新提出来作为救急之用,也还是要独具眼光的。这,自然又多半要多得力于他在三司几年的生活了。
  君实与安石,这时谁也没有执政,都不过空论而已;又是各说各的,难得知道对方说些什么,连对话都谈不上,自然谈不上冲突,要不,怕是早就较上劲了。他们唯一的一次对垒,是因为官制而起的。
  司马光上了一本奏折,叫做《乞分十二等以进退群臣》。不是冗官太多吗?他这本奏折,就是要专门解决这个问题。古代职、衔是分开的,现在却完全弄乱了。之所以官冗事废,全因为这个。只要在现行的九品官制之外,将职、衔分开,列出十二等,就能一了百了了。具体就是:宰相第一,两府第二,两制以上第三,三司副使、知杂御史第四,三司判官、转运使第五,提点刑狱第六,知州第七,通判第八,知县第九,幕职第十,令禄第十一,判司簿尉第十二。其余文武官员,比照序列。官员升替,一级一级排班儿来。
  这能解决冗官,怕也只有君实才这么看!朝廷这次倒认真,将他的奏折发给两制官员们议论,看看是否可行。有人说他这一套怕很难施行,另作了补充:可以让知州三年一任,知县则六年再补通判。安石也是参加议论的人之一,也说了话。他认为两者怕都无补于事,最好都存而不行。要真正大修法度,解决任官问题,最好以至诚恻怛之心,广泛征求朝野意见,反复讨论,真正有了好主意,而且切实可行,那时再实施也不晚。
  意见虽然完全相左,可仍然各说各的话,司马光未必知道。说是对垒,其实还是夸张了,顶多也就是看法不同罢了。比较起来,当然是安石的意见更求实慎重。
  

大宋遗事 第四十五回(1)
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有备而来志在必得
  苏洵父子三人虽然着实风光了一回,却什么实际好处也没得着。苏轼、苏辙不是中了进士吗,怎么着也会有个一官半职,怎么会什么好处也没有呢?有官不假,可两兄弟赴过琼林宴正等着分配呢,却突然传来噩耗:母亲程夫人去世了!母亲去世,儿子得守孝三年,官自然做不成了。苏洵得到消息,一时没了主意,连各方面招呼都没顾得上打,就匆匆回家了,只留下两个儿子替他向各方面知会一声。很快,两兄弟也跟着西行了。
  两个儿子一举成名的喜悦早已荡然无存,苏洵的心情,既悲痛又苦涩。
  程夫人是个贤德聪慧的人,自己及两个儿子能有今天,她功不可没。她娘家本比苏家富有,嫁到苏家已经有些委屈。自己先是荒唐混世;后来知道折节读书,还是诸事不问:不是闭门读书,就是游学在外。苏家门庭,多半全靠夫人给撑着。自己不在家的时候,两个儿子的言行学问,也是靠她把关指导的。古人说相夫教子,她又岂止于这四个字呢!可除了两个儿子还算差强人意,自己一事无成,竟不能给夫人带来点滴荣耀幸福!而她,总是那么宽容,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不说,就没听她疾言厉色说过一个“不”字!她心里或者也是很忧郁的吧?要不是郁闷外加操劳过度,五十不到的人,怎么就会去世了呢!
  是我无能,亏待了她!
  想起这一道,他的心已不仅是悲痛苦涩,转而至于难堪愤懑了。
  这次赴京,第一个去找的就是欧阳修,自己的二十二篇主要著作,也是首先献给他的;给他的信,更是字斟句酌,几乎什么手段都用上了。
  第一封信,先从庆历新政谈起,那是要将自己引为同调。而后便说到自己最佩服的六个人:范仲淹、尹洙已经死了;蔡襄、余靖远在外地为官;富弼现做丞相,高不可攀;只有欧阳修一个人,是自己唯一可以指望的。跟着,就抬举欧阳修是与孟子、韩愈并驾齐驱的当代第一伟人。最后,才说到自己如何治学献书。信写到这种地步,也真是无懈可击了。
  第二封信写得更机智。先说天下文章,只有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四家独步天下。接着,就以调侃的语气,说张方平谬奖自己的文章犹如司马相如;又误听传言说欧阳大人夸奖自己能与荀子媲美,实在愧不敢当。到屡次登门求教,原来欧阳大人太忙,还没工夫看自己的文章,这才知道传言是假。这样也好,自己反倒轻松了:因为自家的文章要欧阳大人谬奖,而让天下人议论,自己于心不安哪!特特地将传言拿来煞有介事地咀嚼一番,不就是要将欧阳大人一军,好引起他的关切吗?为求引荐而做到这步田地,实在叫人羞愧难当!
  说起来还是人家欧阳大人,不愧文坛领袖。他恐怕实在是忙,并不是有意怠慢。一旦读完自己的文章,立马就上书引荐了。可朝廷平安无事,哪里会想到平步青云,用一个普通书生!自然石沉大海。
  欧阳修因为是文坛盟主,还好见。别的人,可就连见一面都难了!
  韩琦当时正做枢密使,虽不是自己最佩服的庆历六君子之一,到底还是要见的。自己的十篇《权书》,全都论兵,是最好的敲门砖。再难开的门,一敲,相信也都会开的!门,果真敲开了,韩琦也接见了自己。可接下来的事,却全都办糟了。
  因为看着韩琦虚怀若谷,自己也就托大,下深水说话了。打听他正想整顿不成体统的军纪,当即给他写了一封直信,说:士兵都是不义之徒,久而不用,就会生事害民。如今的士兵,更是骄狂无比,非严法狠治,不能奏效。请韩大人一定代天子立威,狠治三军。即使因此得杀掉无数士兵,也要在所不惜。
  韩琦一接到这封信,立马就傻了,骂道:“这穷措大!他以为他在三家村学堂,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传出去还得了吗?而且,想做官也不能唆使我杀人哪!告诉门房,苏洵再来,一律挡驾!”
  是呵,这当权与不当权,怎么会一样呢?从来没当过权的苏洵,做梦也想不到马屁会拍到马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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