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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听了，越发觉得有些凄然了，一挥手：“这事已经过去了，二位爱卿赶紧上班问事吧！”
韩琦还是较劲道：“朝政没有一定之规，紧急起来什么都难兼顾。朝廷既有明文规定要押班，事难两全。请皇上下旨让礼院议议，搞一个更细的条例什么的，也好兼顾执行，免得再有是非！”
皇上也点头答应了。
但这件事要了，却没那么容易。王陶还在继续上书，揪住韩琦他们不放；另一方面，也有人上书，将双方各打二十大板：宰臣不押班固然不对，但王陶说他们飞扬跋扈，也是构人以罪。双方较劲的规模，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或许是为了息事宁人，或许是为了让王陶有个避风的地方，神宗决定，让司马光与王陶对调：已经做了翰林学士的司马光改权御史中丞，升乐道为翰林学士——他原来不还只是枢密直学士吗？
司马光是反对尊奉濮王的，早对韩琦他们不满，心里向着乐道，关键时候，当然忘不了将上一军。他对神宗道：“皇上，臣有话说。”
神宗道：“请讲。”
司马光道：“丞相一直权高位重，御史中丞就是因为弹劾他们而丢官的，现在这中丞怎么好做？臣想等丞相押班之后，再去御史台就职。”
神宗见他说得有理，先答应了。既然还得丞相押班，讨论押班条例的事该首先解决。否则，拿什么叫他们押班？神宗问司马光：“关于押班规定，是不是应该先讨论一下？”
“不必，陛下。这些真宗时早就有明文规定了，现在只是个执行问题，没什么好讨论的！”司马光斩钉截铁地回答。
牛不喝水强按头，煞的就是你中书的威风！司马光这一着，狠！
不过，神宗还是让人草了一道诏书，在旧规定之外增加了一条时间限制，使它更具有可操作性。诏书规定：宰臣议事到辰时——上午七点，还没完，御史台就通知文德殿放班；不到辰时，照原规定押班。
但司马光的任命已经下达，王陶的任命却被中书扣下来了。不但扣了下来，参知政事吴奎还面奏皇上，请求将王陶贬出京城！
贬出京城，凭什么？神宗坚决不同意。
吴奎只好让步，请让王陶还回群牧司当他的群牧使。这似乎就是他的下限了，神宗只好同意。
但事后想想，这样做对乐道似乎太不公正！他这样上书直言，为的什么？还不是为的皇权的尊严吗？而且，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忙固然是一个方面，但也该有没事而不押班的时候吧？说习惯早已如此，那也还是眼中没有朝廷哪？果真诚惶诚恐，就能发现不对，给予改正了！有功还要受贬，公道何在？不，还是不能这么干！
神宗下了一道手诏，仍命王陶为翰林学士。
韩琦、曾公亮仍在假中，手诏还是到了吴奎手中。他一压就是三天，第四天才打上金殿。
一见皇上，他就开了炮：“皇上，微臣该死！手诏一直在臣手里压着，现在容臣退给陛下！”
神宗一听，脸都气绿了：朕的手诏，他敢一压三天，还要退给我！
可他还没说话呢，吴奎已递上手诏与自己新上的一份折子，滔滔地说开了：“陛下，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唐德宗李适怀疑大臣，亲信群小，排斥陆贽而以裴延龄等一干小人为心腹，天下都称他是个昏主儿。韩琦、曾公亮不押班，并非始作俑者，不过因袭旧事而已！如今王陶仗着东宫的旧恩，排斥中枢大臣，能是什么好东西吗？如果照皇上手诏升王陶为翰林学士，是地道有罪反而升迁，天下会将皇上看成什么主儿？不贬王陶，不仅不能向公卿大臣交代，也难得向天下人交代！”吴奎已经代替欧阳修做了参知政事，短期内升丞相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或者更愿意与两个老丞相共事，尤其是在这新旧交接的多事之秋吧？他保韩琦、曾公亮，看来是认真的，都有些不计后果了！
神宗原想狠狠驳他一下，转眼一想，何必与他斗嘴？便冷冷地道：“你的意思朕已经知道了，且下去吧！”
碰了个冷钉子，吴奎灰头土脸地下去了，回到家里就又上了一个折子，说是身体不好，请求罢出。
神宗将吴奎的弹劾表章转给王陶，王陶当即就上了折子，反劾吴奎攀附丞相，欺诓天下，因循渎职，等等。
御史台的其他官员，也是向着王陶的。他们一面上章请留下王陶依旧供职，一面也弹劾吴奎欺君罔上，有无君之心。
神宗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也没好话：“执政大臣倨傲无礼，御史中丞弹劾他们是应尽之责，何罪之有？吴奎身为参知政事，不但不维护朝廷制度，反倒弹劾御史，是不顾大体，本末倒置，应该受到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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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六十二回（5）
神宗细想吴奎自任参政以来的所作所为，除了老话套话，因循故事，根本没有任何建树。现在又来这一套，淆乱是非，拉帮结派，而且还那么不择手段！这种人，留他不得！
已经做了龙图阁直学士的韩维，是支持现任执政的，他还认真劝过神宗，这种当口，自然要说话的。他从斜刺里横插一枪，向神宗进言道：“陛下，最近的事情，微臣也多少听说了一些。私下想来，还是过去说的，以慎重为好。”
“爱卿是指什么？”神宗问。
韩维道：“丞相飞扬跋扈，是大逆不道，按法应当斩首。王陶的话如果有理，丞相不能就这么算了，得依法严惩。要是王陶说的不是事实，也非同小可，光罢御史中丞，已经说不过去。现在反倒将他迁为翰林学士，恐怕确实有些失衡？就此而言，吴奎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陛下最好将这件事交给臣下议议。明辨是非后再作处理，就不至于偏颇了。”
韩维与王陶都是神宗做王子时的近臣，横出一枪，既可能是秉公直言，也可能是原来不和。究竟如何，只有韩维自己明白了。或许两者兼而有之，也未可知？
这且甭管。问题是还在做王子时，神宗对韩维就多少有些敬畏，现在也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影响，比较在意这话。至少，让他想到王陶也有欠缺，也面临着压力。怎么办呢？可以看看先前是怎么处理类似事情的。原来很简单：各打五十大板！多少有些委屈王陶？那可是同心同德，绝对不可逆转的人哪！可不这样，不好办哪？不过是权宜，解释一下就行了。神宗终于批转中书：王陶过毁大臣，出知陈州；与他一样过错的御史，罚铜二十斤。吴奎位居执政而弹劾中丞，借口手诏是内批，滞留三日不下，罢知青州。
王陶接到诏书，吃了一大惊！同心同德、绝对不可逆转的话还在耳边回响，怎么这就贬出去了？而且，我并没有什么错处呵？什么叫过毁大臣？不振聋发聩，能维护皇权吗？而且，国事到了这个地步，不廓清朝堂，为贤者开路，仍然让这些大人先生因循误国，国家还有救吗？难道皇上竟一点也不能体谅我这一片心意？真是这样，我的这一番苦心，就算完全白用了！或者皇上是迫于压力，不能不如此？可到底有多大压力呢？如果连这一点担待都没有，还能革故鼎新，做一番大事吗？我难道错看了皇上？唉，皇上，我真替您担心哪！
陛辞的时候，神宗也很伤感，安慰乐道说：“不过暂时回避一下，朕很快会调你回来的！”
乐道一听，再也克制不住了，哽咽道：“微臣去留没有什么，哪儿都可以报国。怕的是陛下没有担待，要做大事，就难了！”
神宗并没有完全参透他这话的分量，仍然安慰他：“放心，决不会太久的！你还有什么话要给朕说吗？”
乐道略略稳定了一下情绪，说：“陛下英明睿智，微臣既已外出，朝政也不宜多说。只有一件，请圣上能尽快调回王安石。新政，没有挑大梁的新人是不行的！”
神宗点头答应，又亲自将乐道送出殿门。这就是天大的恩宠了！
连着贬出两个人，还有几个御史被罚，朝野议论纷纭，韩琦终于清醒过来，决定辞相外出了。
大宋遗事 第六十三回（1）
难去留首相赴外州
识贤愚名臣入翰林
君臣之间的关系，从来微妙难言，用一句俗话形容，是见不得又离不得。首相一下离开热辣辣的位子，固然恋恋难舍；要朝廷陡然贬出一个操持一切的权臣，也同样会有所不安——害怕玩不转呵！好比一个大家庭，管家离开主家，再不能把持一切，心里不能不嘀咕；主家突然没人管事，也不能不担心。于是，在这微妙难言之间，就又有了一个小小的曲折。
第一个说话的是张方平。张方平自打被贬出三司，辗转之后早回到朝廷，现在做的是翰林学士承旨，比翰林学士还要高一个档次。他是个门槛很精的人，知道神宗这样一个年轻皇上心里最爱琢磨什么。他前后不是做过两次三司使吗，当年对于国家财政的窘境，是了如指掌的。神宗接位不久，他就连着上了几个奏折，反复对照前后，说明他所了解的国家穷相。虽然没提出什么挽救的招数，但就这已经很得神宗的青睐了。
神宗罢了吴奎，招呼张方平：“吴奎罢了，朕要以爱卿代他。”
没想到方平却推辞了：“微臣非常感谢皇上的信任，可微臣暂时还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韩琦请假还未上班，要是罢了吴奎，他会更加不安，肯定也要走。他是三朝老臣，两朝册立辅弼元勋，皇上刚刚继位，不能没有他。最好让吴奎复职，这样他就安心了。皇上再下手诏请他上班，他也就不好再推辞。也显着陛下恩宠勋臣，有始有终。”
主动放弃升迁机会，一切只从朝廷着想，上哪儿去找这样忠心耿耿的大臣？他的舍己为公的意见，当然更要考虑了。至于张方平这样做是不是有其他原因，比如觉着条件尚未成熟，暂时还不想得罪韩琦等等，神宗是想都不去想的。
再问司马光，司马光也改口了：“为一个王陶而罢了吴奎，中枢大臣都会不安；中外说起来，也不大好听。留下来也好。”
司马光为什么会突然改口呢？问题出在神宗要以张方平代替吴奎。比较起来，吴奎究竟比张方平要正一些，司马光宁取吴奎，不愿让他取而代之。
神宗问曾公亮，公亮也劝神宗留下吴奎：“微臣也是待罪之身，不便多说。但皇上既有垂询，臣不敢不对。要从稳定着想，当然还是留下吴奎为好。”
既是大家都劝，皇上再不犹豫了。他特意在延和殿接见了吴奎，大大安慰了他几句，甚至说道：“爱卿甭往心里去。当年周成王也怀疑过周公呢，周公可没有拂袖而去！”吴奎本来就未必想走，又被抬举成周公了，他还会使性子走吗？！
御史台的人发现情况有变，王陶走了，而吴奎却留了下来，不再是一对一，当然不干，认倒霉也要说话。神宗只好又安慰他们：“大局为重，大局为重！朕知道你们说得有道理。让吴奎复职不只是为吴奎，是要叫其他人安心，甭再待在家里！”
其他人是谁，不就是韩琦吗？御史们这才知道韩琦不是那么好扳。敢情王陶也就因为碰了他，才倒霉的？皇上有约在先的东宫旧臣都斗他不过，咱们还能不装傻？得了，什么都甭说了，再朝下看吧！
皇上不是金口玉言吗，怎么会出尔反尔呢？
这话问得就有点傻。
专制制度之下，比较起来，皇上是唯一有自由意志的人。既是唯一有自由意志的人，从事理上说，当然可以为所欲为：不仅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而且可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么，说过的话不算数再从头说过，干过的事不认账再重新来过，不是再正常没有了吗？将金口玉言当作皇上从来不说改口话，那只是不懂官场的小老百姓的胡乱猜测，官场上的人可没这么傻！要不，他就该为较真而一天安生日子也过不了了。您想呵，兑现皇上的话要忙，争皇上出尔反尔要忙，没有一刻不忙，还不累死！要为皇上说一句呢，情况总在不断变化，他也不可能始终说一不二不是？
但金口玉言也不全是胡说八道。皇上要是执意兑现自己的话，金口玉言就一丝一毫都不准含糊：谁敢不以为然，就是公然违抗皇命，弄不好准丢脑袋。您要在这个时候玩猫腻，将它当成废话，就是实实在在找死了。
虽然说来复杂，怎么把握又千变万化，君臣之间好歹都积累了无数经验，总不会出大格的。所以，倒也没有人为这么一句话而弄得不可开交。像这几个装傻御史，就很知道分寸，不去瞎较这真儿。
吴奎这么一留，韩琦的去意果然有些松懈了，可他很快也就发现，攻他的人并没有就此罢手。
仁宗时代不是有个“铁面御史”赵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