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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第1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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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石当即向皇上奏道:“陛下,微臣进了中书才发现,中书处分事情的札子都被称作圣旨,却十有###不中事理,甚至还有谬误百出的。这中书是中书,中书的文件再重要,也不能与圣旨混为一谈哪!”
  神宗还是头一回听说这种事,吃了一大惊:“有这种事?这还得了!”
  “所以微臣想请旨,是否以后中书的札子,只以中书的名义发出去,不再挂称圣旨。”安石提议。
  这不是维持皇权神圣,杜绝臣用君名的大好事吗?神宗张口就要答应。可回头一想,这是大事,还是问问清楚,征求一下其他人的意见再说,便开口道:“爱卿说的这事太重要,等朕征求一下意见再说,好吗?”
  “那是自然,要与大家商议的。”安石回答。
  一问的结果,是非竟完全颠倒过来了!
  唐介说:“陛下,这中书札子称作圣旨,是有缘由的。”
  “还有缘由吗?什么缘由?”神宗不知道。
  “当年寇准寇丞相对知州冯拯不满,用中书札子随意调了他的官,被他告到太宗那儿。太宗原来要升冯拯做参知政事,一听就火了,说:‘在前代,中书权臣就是靠用堂牒作威作福。太祖看到中书堂牒比圣旨还管用,就将中书堂牒干脆废了。如今再用札子,与堂牒有什么两样?’打算将中书札子也废了。儒臣张洎说:‘废了札子,中书办事就没有可用的公文了。’太宗这才改了主意,说:‘这样吧,大事用诰敕;其余事情,需要用札子,也要上奏取旨。’中书札子这才被称为圣旨了,哪里是乱叫的?要是札子归中书,不叫圣旨,那不是政权不出自天子,而改成出自大臣了吗?大臣忠诚可靠,都是撇开天子,擅作主张的不法行为,要是用非其人,那祸事还得了!”
  “原来这样!”神宗说了这么一句,竟说不出第二句话了!祖宗办事,原来都是有道理的,自然不能乱改!中书文件乱用圣旨名义固然不好,可毕竟请示过,自己还能把握;要是中书不用圣旨名义,自己就下文件将事情了了,朕不是成了空头皇上?这多危险哪!怎么着,也不能这样!至于中书文件不以皇上名义下的种种好处,以及中书是不是也有借圣旨之名而行事等各种弊端,他就再也顾不上去想了。
  安石的建议,当然只能泡汤了。你说这大胆为事,容易吗?先在皇上这里,就可能打上坝子了!
  这固然是有关权力的大事,可小事,也一样不好办。
  神宗不是因为天旱,避殿节食,经过公亮、安石的劝说,到底恢复正常了?到四月神宗诞辰——也就是同天节,安石他们的意见,为尊隆国体,还是要庆祝一番。契丹等处的外国使节,不还要来吗?可富弼却另出高招,说:“历来惯例,有灾变都要撤乐缩食。目下旱灾未断,陛下要是停着寿诞不过,可以向中外显示您恤灾爱民的盛德,正是千秋不泯的一段佳话。请陛下免了寿诞,不上寿吧!”神宗想想这话在理,果真停了寿诞不过了。
  说来也就那么巧,寿辰那天,还真下了一场小雨。富弼这下可抓住话把儿了,当然得说话。那话说得也相当俏皮:“虽说下了雨,但老臣倒是愿意陛下不至于因为这场雨太高兴了!仍然要常常想着灾变,敬畏不敏。这老天爷,赏罚分明,报应昭彰,实在太明显了。您修了德行,它就立马下雨;要是将来万一德行有亏,它还不立马又会降下灾祸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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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一回(5)
不说事实胜于雄辩吗?有事实作证,皇上如何不听?何况,他一向还相信天人感应!当时就很动情地答道:“丞相说的都是事实,朕敢不敬畏天地?朕一定将你的话牢牢记在心里!”
  不过,神宗倒并没有忘了他的主旨。对于富弼这样的老臣,他或者不能不优容厚待,说到其他的反对者,他有时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做了北院宣徽使的王拱辰,从北京大名府回来,也想拿变法试刀,对皇上说:“微臣回来,也想进些忠言,只是不知道陛下想些什么,不好胡乱开口。微臣常常想到过去的事情。唐代从唐穆宗李恒一直到宣宗李忱,丞相牛僧儒与李德裕互为朋党之争,一闹就是几十年,打的也是变革不变革的旗号。皇上不能不严加警惕!”
  这话本身就有不少漏洞。非要了解皇上的意向才好发言,这不是公开承认自己要窥伺圣意,以求一逞吗?所谓牛、李党争,也是一种毫不掩饰的影射。
  公亮对神宗说:“王拱辰这个人,仁宗时代就知道他不正,所以一直没有重用。”
  这话倒也不是诬陷,且看他在庆历新政期间怎么拼死攻人,就知道了。很快,他话里的种种漏洞及所作所为,都被一一揭了出来。神宗龙颜一怒,将他贬去知应天府了。其他几个对变法指手画脚的大臣,也一样被贬到外地去了。变法还没有真正开始,就这样不遗余力作践攻讦,还怎么为事!
  说起来,没有这一手,安石他们也真没法儿继续干下去。
   。。

大宋遗事 第七十二回(1)
投石击水轩然大波
  巡视归来触目惊心
  要稳中求进,除了审时度势,不轻易举措,以免出师不利,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叫每一步都落在实处,事半功倍,无懈可击。而要这样做,首先必须全面地了解与掌握情况。只有全面地了解、掌握了情况,才能胸中有数,有的放矢,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除此之外,因循了将近一百年的臣民,早已形成一种惰性,乐于平静,害怕变化,要想有所动作,必须有一种规模,造成一种声势,让他们的心灵受到震动,受到启发,从而认同非此不可的变革。这对于化被动为主动,变阻力为助力,等等,应该是利大于弊的。要想一箭双雕,最好的办法,莫过于选拔一些专职使者分赴各路了。他们可以调查研究,也可以察访官员,还可以疏导宣传,征求意见,等等。带着朝廷无所任、又无所不任的旨意,他们几乎可以无所不能。大的变法举措出台之前,这样做,无论如何是绝对必要的。
  不错,皇上确实已经下诏,要求三司官员、转运使、京内外相关官员等上书汇报实情,提出建议。可至今,连一份折子都没收到!就是有人上了折子,它们能起多少作用,也很值得怀疑。大部分官员不过敷衍应付而已,很少有人会认真对待。要不,也不会形成目下这种局面了!建国以来,皇上问事求治的诏书,少说也下了成百上千份,还不都是不了了之!能应付,有时还算好的。最可怕的,是有一等人弄虚作假,糊你一头屎,你还做梦呢!从县到州、到府、到路,到朝廷各部门,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要想真正掌握第一手材料,只有挑选专人一个猛子扎到底。因为专问专管,或许还能大致了解一个究竟。舍此,大体只能是空谈。
  要派这样一批钦差大臣下去,即使不带按察使命,不拿人问罪,想来也肯定会引起骚动、不满、攻讦。举国上下,实在是太沉寂,太懒散,太无所事事,太麻木了!突然受到刺激,打搅了清梦,要不吹胡子瞪眼不满,反倒不正常了。朝一潭死水里突然投进一个石头,能不掀起轩然大波吗?
  安石不由自主地笑了,却笑得非常苦涩,非常无奈。
  他将自己的想法,先向陈升之说了。陈升之也赞成,说是个好主意。两个人又商量,先在条例司内开个会:一是,自己先统一下认识,工作起来好协调一致;二来,也顺便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
  会议自然由升之主持。他办事也算干练,张口就直奔主题了:“我与王大人商量了,想请示朝廷,派几个人下去了解了解情况。做任何事情,总得心中有数才行。不全面了解掌握情况,就很难做到胸中有数。今儿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不管什么意见都可以说,而且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临了的一句俏皮话,他显然比较赏识,自己先笑了。
  “好,应该这么做。不知道要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说话的是章子厚。虽然话很实在,却仍改不了他那一股心不在焉的超逸神态,也真没办法。
  升之看看安石:这个问题,他似乎没有交代?或者说了,当时自己没怎么留意?
  安石知道升之可能没留心,对下去的具体意向还不十分清晰,也就补充道:“了解掌握情况,当然越全面越好,可以无所不及。但这样操作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好像还应该有个重点。农业是根本。目下最紧迫的,该是农田水利与徭役利害。是不是可以以这几项为主?此外,征收物品,是不是也有个妨农的问题?有余力,似乎也可以附带涉及?大家有什么想法,听听大家的吧!”
  “大人,下官以为不妥!”说话的是苏辙。
  大家都吃了一惊。
  “有什么不妥,详细说说。”升之说。
  “是,我这就要说的。”苏辙说:“派专使下去,明显是对现有地方官吏表示不信任。不认为他们没用,也就不会派人下去了。各地方政府的大小官员,都是朝廷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的精英人士,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兴利除害,是他们分内的事,还要等别人来指教,越俎代庖吗?”
  “子由这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子厚反驳说,“照您这么说,天下就没有贪官污吏或玩忽职守的渎职官员了?而且,明明说是了解情况,何来越俎代庖?您有没有搞错呵?”
  “我就要说到这一点。”苏辙白了子厚一眼,说:“从来想派专使了解情况,大都劳而无功。为什么呢?使者下去,因为利害交关,下面的官员,强梁的嫌你侵渔干扰,软弱的怕你揭短制裁,不是硬抗,就是软拖,主客相忌,防不胜防,上哪儿去了解真实情况?而做使者的,既担负着朝廷的使命,谁肯空着手回来,没法儿向朝廷交代?这样,自然难免生事。除了了解不到情况,无端生事,使者打着朝廷的旗号,所谓狐假虎威,难免颐指气使。送往迎来,要给老百姓增加多少负担?所以,古代治世贤君,从来都只信任地方官员,责成他们好好治理属下,根本没听说要派什么使者代替他们治事!只有近代,治政紊乱,才用各种名目乱派使者。那结果,除了让政治更加混乱,从来没听说起过什么好作用!”
  “子由这话虽然不无道理,却也不大全面。”惠卿发言了,“首先,朝廷派使者巡视地方,至少从汉武帝就开始了。那时的刺史,周行全境,以六条标准为依据,诸如是否贪赃枉法、欺凌百姓、刑狱不公等等,专门监察郡国州县的官员。以后各代,制度虽有变迁,派遣使者巡视四方,却基本没变。譬如唐贞观二十年,太宗就派了二十二个使者,以六条为根据,巡视四方,前后升赏处理的官员不下数百人。汉武帝就开始的事,不能说不古——其实,更早还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御史制度!而贤明如唐太宗都行之不辍的事,总不至于会有大错的!派出的使者,当然也会有受贿坏法等不逞之徒。但从来没有因为这一点,而废弃这种制度。这里面其实有个道理,就是通过它,实现朝廷的大小相维、内外相统、交叉钳制,以保证朝政的效率与公正廉明。这种监察约束制度,与是否信任任事官员,根本就是两码儿事;更与越俎代庖,风马牛不相及。何况,这次所谈的,还不是派员巡视监督四方,只是要了解掌握情况,好为变法做些切实准备,更不相干了!即便真的带些按察色彩,也无可厚非。这在本朝,也是有先例的。淳化四年二月春旱,太宗就派了八名专职使者巡视全国,查看宣抚灾情;有不法官吏,也许权宜处置。至于您说的,怕使者作威作福,或不能了解到实情,倒确实该注意。但只要认真选人,且严加要求与约束,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就是还免不了,注意随时纠正也就是了,也不需要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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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七十二回(2)
“吉甫说得在理。何况,怕使者枉法生事,怎么就不怕久任一方的地方官员贪赃枉法?他们是坐主,比起临时巡视一方的,不更值得怀疑?”子厚得理不让人,还要穷追猛打。这个时候,他似乎早忘了与苏轼的友谊,更忘了对手是他朋友的兄弟了。
  升之与安石怕苏辙难堪,都想着要说几句劝慰的话,苏辙自己倒先开口了,仍然顺着自己的思路:“这且不说,大人所说的巡察事宜,似乎也有不妥之处。农桑耕织,自有地方父母官管着。得人则兴,并没有一定之规,根本用不着派专职使者去调查催办。水利的事,也大体如此。至于徭役,说来说去,总还是要用乡下农民,就像做官的必须用读书人一样,怎么着都难以求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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