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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帝既不大灵，仁宗又想到一个法子：借个孩子来催生。他自己当年，就是这样被父皇让人催生下来的。原来，真宗虽一连生了几个胖小子，无奈都没养大：周王养到九岁了，还是死了。真宗最喜欢弄鬼，到底想了一个法子：周王刚一葬过，就将四弟商恭靖王元份的三儿子允让，领进宫里来抚养了，用的是绿车旄节。这一招果然灵验。不久，仁宗可就落胎出生了。仁宗这里一出生，真宗就让人用箫韶部乐送允让回了商王府。用车也好，用乐也好，都只是一种尊宠，并没有任何承诺。三哥允让的任务只是催生，什么妨碍也没有，接位继承大统的还是自己。这法子实在又实惠又方便，肯定灵验。当年既是三哥催生的自家，一客不烦二主，干脆再借他的儿子为自己催生个儿子：轻车熟路，大家方便。这么想着，也就同样用绿车旄节，将三哥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宗实，接进宫来了。这时，宗实不过刚刚四岁。这一招果然灵验，皇宫里的嫔妃竟一连替仁宗生了三个儿子，依次为：赵昉、赵昕、赵曦。赵昉刚一出生，仁宗也同样用箫韶部乐，将宗实送回三哥府上了。只是，老皇历并不总是能重翻的。这一回，仁宗的三个儿子一个也没养大。
嫡庶既都没有儿子，要立嗣就得从宗室中过继了。没有儿子立嗣之所以难，就难在这过继上。连一般家庭都会谈虎色变，更不要说皇家，事关大统的继承了！
还在仁宗刚病的时候，二府大臣口风之间就曾提到立嗣了，而且还隐隐约约夸奖了宗实。一来，宗实曾在皇宫里抚养过；二来，宗实回王府之后，皇上、皇后仍然对他另眼相看，亲情是一般宗室孩子没法儿比的。或许是因为身在病中，或许是另有想法，皇上总是不大积极。这种事，谁也不敢下深水去搅和。
这一方面，有的是教训。
别的不说，光与仁宗有关的事，就够触目惊心了。
天禧四年，仁宗已经被立为皇太子，真宗突然生了病，连他自己也怕不行了。入内内侍省都知周怀政引丞相寇准到寝宫来看他，一见面，他就忍不住落泪说：“怎么好？朕这一关怕是难过了！大宋江山可怎么办呢？”
周怀政与寇准见皇上病成那样已经伤感，见他落泪，更伤心了，也都陪着一起落泪。最后还是真宗烦了，呵斥道：“你们也尽着在这儿哭什么？朕等着你们料理大事呢！”
一句话提醒了寇准，寇准也不哭了，在地上磕头道：“陛下圣明。要是陛下能暂时传位给皇太子，由太子监国，陛下尊称太上皇，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
真宗叹道：“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传朕的口谕，就这么去办吧！”
没想到真宗放话之后，倒日渐好起来了。既多少好了些，也就绝口不提传位的事了，整天只在宫中休养生息。也是活该有事。那天，真宗突然心血来潮，带着周怀政跑到御花园要挑些野菜。身边的人看他们两个那么投入，也偷偷溜到一边另找乐子去了。周怀政见身边没人，突然跑到真宗跟前跪倒，哭道：“陛下，您说过传位太子，怎么一个多月没有动静？奴才只有一死，以表心迹了！”说着话人已经站起来，举刀就朝自己的胸窝刺去。鲜血四溅，连真宗的龙袍都叫染红了！真宗何曾见过这个，又是病后才见康复，大叫一声，早晕过去了。太监们听到叫声赶出来，已经晚了。
真宗健康的时候，刘太后已经干政，病中更是事事都管了。周怀政出此下策，多半首先是针对刘太后的。无奈没死，正好落到刘太后的手心里。真宗恰恰又忘了他主动要求退位的事情！那结果还会好吗？周怀政逼宫惊驾，谋立太子，凌迟处死；寇准也被翻了出来，远贬雷州。太子原来也要倒霉的，有人劝真宗：“陛下就这么一个太子，还忍心再责罚他吗？”本来还小，事情又与他不相干，这才好歹免了。
大宋遗事 第三十三回（2）
到仁宗自己当政，范仲淹被贬，罪名之一就是上书真宗，请立八大王元俨。这是前不久的事，自然更会记忆犹新。
两件事，轻则贬官，重则砍头，谁不害怕？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认真掺和！也就点到为止，一切全凭圣意独断了。到仁宗日渐痊愈，他们更不提这事儿了。仁宗一直只默默努力，自己从来没提过立嗣的事；身体既渐渐转好，没了紧迫感，更不会没事找事了。这事，眼见着就这么一天天淡漠下去了。
两府大臣要忘的事情，谏官们没忘。言谏官们不像两府大臣，他们的仕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风险从来都是与爵禄并存的。既有一个立言立功的机会，他们怎么会不用呢！
第一个上书的是范镇，话也仔细盘算过一番。
先给仁宗结了一个扣：说仁宗病的时候，天下议论纷纷，都说陛下说：“我哪里有什么病，都是因为忧虑江山社稷，才不舒服的！”忧虑江山社稷而成疾，不是因为未立皇嗣，还会因为什么？至于是不是真有其事，反正只是风闻，扣子结好了就得，哪里查去！
扣子既结好，范镇就规劝道：既然皇上说过话了，眼下身体已经康复，就该果断履行诺言，早早定下宗庙社稷的大事。怎么定呢？自然只有从皇室宗亲中选贤德能干的孩子，暂且接到宫中培养教育。将来万一生了皇子，还可以送他们回到自家府中。为了更能说服仁宗，范镇还特意搬出祖、父辈的两件事：一是太祖传弟不传子，将大位让了弟弟宋太宗；第二，就是真宗借允让催生的事情了。至于真情究竟如何，是不是那么温情，就不去管他了。
范镇上的是密奏，中书也不得而知。文彦博心里没底，让张少愚专门去谏院找范镇打听。张少愚知道与他这种人打交道，直来直去比转弯抹角好，就径直问道：“丞相听说范大人上了个密折，想问问范大人，究竟奏的什么事情？”
这种直来直去的态度，果然叫范镇高兴，他也知道这张少愚在文丞相那儿的分量，就老老实实答道：“不为什么，只是请皇上立嗣。”
“既是这种事，干嘛不与执政们商议商议呢？”
“我是冒死直言的，怎么敢连累执政！何况，与执政商议，他们要是不同意上本呢？这事儿是能黄的吗？”
连张少愚也不能不折服范镇的老到与决心了，但私心却并不称许！回来与文彦博一说，文彦博就问道：“这事，少愚怎么看？”
少愚说：“精神虽可嘉，也不无干名希进之嫌，恐怕不会就这样完了。对中书，对皇上，都是一种压力。”
文彦博点点头，眉毛也拧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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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他们，整个御史台也都请求面见皇上，为的是能将自己的看法痛痛快快陈述一番。
庞籍不是改知并州了吗？陛见的时候，他向皇上提了个要求，请他恩准，让司马光随他到并州去做通判。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一来，可以提携栽培老朋友的儿子；二来，找个子侄辈的人做自己的通判，至少不会掣肘，闹得势不两立，什么事都要方便多了。一个小小的群牧判官，无足轻重，方面大臣既有请求，当然不会拂他的面子。司马光也乐意：有个靠山做官不说，重要的是这个通判，比寻常知州还要来得硬气。并州是原先的太原府，河东节度所在地，知州都是丞相、枢密使一类两府重臣才有资格担任。做他们的副手，自然要比一般州郡的知州显赫多了。履历上有这么一任通判，打着灯笼也没处找去，谁不乐意！到庞籍离开京城，司马光也就跟着上并州了。
庞籍是个做官做老了的人，一得到仁宗生病及有人上书请求立嗣的消息，就抓住先机，将司马光找来了：“君实，皇上身体不虞，立嗣是当务之急。范镇他们已经上书皇上，先走了一步。你赶快替我起草一份密奏，请皇上以天下为重，在宗室中挑选贤才准备立嗣。措辞可以尖锐一点，但要恳切。”
司马光答应一声，当时就去办了。这里一完稿，庞籍略加改动，就六百里加急，火速送往京城了。
司马光自己也想做点贡献，顺便给范镇捎了封信，先问问情况。范镇的回信，不仅如实作了说明，还慷慨陈词，叫司马光越发热血沸腾了。他再也按捺不住，立马以自己的名义也上了一本。内容虽然大同小异，却颇见特点。他不是刚刚给皇上献了一本“古文孝经”吗，他也就抓住一个“孝”字大做文章。说天子与庶民虽然都讲一个“孝”字，内容却各有不同：庶民之孝不过奉养父母而已，天子之孝则要让江山社稷传之永久。而根据《礼记》，大宗无子，则以同宗为后。这样说之以孝，动之以礼，仁宗要是还没反应，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可仁宗还真是无动于衷！
所有的说客都一筹莫展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开了恩，愣是给他们送来话把儿了。
五月，一连下了十几天的大雨，连太庙、社稷坛都被大雨淋倒了；蔡河半夜决了堤，外城偏西的安上门大门也被水冲坏了；汴梁城里到处是水，来往只能撑船或划木筏子，倒塌的官舍、民房不计其数。朝廷上下全都慌了，大臣们纷纷被派到各个城门口去巡察。一开始，因为怕进水淹了皇城，皇上已经下诏，要马军都指挥使带人将皇城正门朱雀门给封了。还是知开封府的王素长了点头脑，说：“皇上身体不好，封了皇城，全国上下会怎么想？而且，封了门还让不让灾民进城呵！”顶着不让办，这才没封朱雀门，任着叫水淹到皇城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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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遗事 第三十三回（3）
除了汴京，京东、京西、河东、河北、湖北、陕西、四川，一共有十来个地方，都在闹水灾，求援文书雪片一样纷纷飞向朝廷。不久，又有人看见天江、天市上有两颗流星掉了下来；彗星、孛星，也相继出现在天空。
这些都是明白无误的天谴，而所有这些天谴都指向同一个主题：必须赶紧册立太子，至少要养个皇子做好随时立嗣的准备，才能上应天谴，化险为夷。
明明不过是些自然灾变，怎么就被套上了人事政治，而且还套得这么有模有样的呢？
认真说起来，这话可就长了。
最先，它该是从人的自然崇拜开始的。咱们的先民因为幼稚，慑于自然的威力，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要将社会人事，与一些自然灾变联系起来。但这种做法日渐具有严整的理论形态，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却主要是儒家的推动。孔子虽不说“怪、力、乱、神”，他经过手的《春秋》记录一些灾变现象，诸如雨雪、日食、彗星、流星坠地、水灾等，大体也只为实录，并不附会人事，可他也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畏惧天命；他下过苦工夫的《易经》，更是明确提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主要就从自然现象来比譬、解释社会人事。注解《春秋》的左丘明，又比孔子远走一步，公开宣扬“怪、力、乱、神”了。他不厌其烦记录的卜筮，似乎都很灵验；他也是第一个用自然灾变来附会人事的人，开了将《春秋》注解谶纬化的先河。当然，比起汉人，他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他有时也正面宣扬“天道远，人道迩”，强调所谓天道对于人事的干预，虚而不实，根本就没法儿说清；有时，更揶揄一些迷信天道的人，说他们将人事归于自然灾变，实在是自欺欺人，而史官因为害怕他们的淫威，才不得不投其所好，将“吉凶由人”的简单道理，演化为天道示警的荒诞无稽。将经典完全谶纬化的集大成者，是汉代的今文学家，而将它们系统化、理论化的最大功臣，则是汉武帝的博士董仲舒。
董仲舒为答复汉武帝的册问，连上了三本，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天人感应”的思想，将《春秋》中所谓天人相与的种种表现，说得神乎其神。最后的结论，则是：“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惊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