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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基本调子，就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而为了消弭文人们的独立精神，宋代特别重视科举，但又不像唐太宗那样自信，看到许多新取的进士鱼贯而出，便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而是“以科举销天下英雄气”，宋代的科举成了统治者培养顺民所实施的一种政治权术了。宋代的文人，也几乎都把“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了。在宋代，科举及第会无限荣光，会被皇帝在皇宫赐宴，也会帽插金花招摇过市，引得万人空巷。所以时人曾感慨：“纵将帅于万里之外破敌灭国，凯旋而归，所受奖赏也不过如此。”由此看来，宋朝的科举取士，已经不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了，而是对俯首帖耳读书人的高级奖赏了。
自序：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何以自宋消失？（3）
民如水，体制如器，统治者鼓励什么样的时代精神和提倡什么样的道德准则，民族就有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拥有什么样的灵魂。如统治者战争意志坚强，自然就会激起民族潜藏已久的血性。宋代“重文轻武”，此时的儒士文人，也便没有了战国前期高蹈扬厉、独立思考的个性，而逐步沦为求仕、做官的食禄之徒，整个社会便弥漫着文弱之气。
更糟糕的是，此时的儒家文化也发展到了极致，盛极而衰。朱熹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理学，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一切社会规则更加精细化和制度化。人们只能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不敢有丝毫的创新。整个社会思潮趋向保守和僵化，社会成消极封闭状态，与盛唐的开放自信姿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朱熹的理学思想此后统治中国社会长达700多年，直到清末。
元时矫枉过正，把知识分子从天上踩到地下，八娼、九儒、十丐，此时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连娼妓也不如，仅比乞丐强点。斯文扫地，以此为甚。明清时期，虽为知识分子广开仕进之门，但却大兴文字狱，以形式重于内容的八股文取士。儒家思想中闪光的东西被一步步阉割殆尽，完全成了统治的工具了。整个社会固步自封，积重难返，社会死气沉沉，毫无活力，而统治者还沾沾自喜地以天朝心态自居，真是可悲、可叹、可恨。
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优秀代言人，宋元明清以不同的方式钳制、糟蹋儒家文化，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使他们失去独立的社会地位，也就没有了独立的人格，整个民族也就不可能有独立的思考了。他们的骨子里涵蓄了太多的柔媚，陶醉于诗酒风月之中，也便没有了“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的奔赴疆场、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汉唐以来的尚武风气，从此消失。变成了浑浑噩噩，不知进取的一群人，何来血性？也就没有了汉唐时代的知识分子，常以到边疆建功立业为荣耀的自觉意识和责任了。
汉唐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时代，汉唐精神之所以被后人仰慕和颂扬，主要是多种文化的交汇、融合、发展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爆发出的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在汉代进入全面开拓时期，武帝“表儒里法”，兼容并蓄，气势恢弘。而隋重新实现了的政治统一，则也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和文化几度整合的结果。唐代则更是借助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以汉文化为主的胡汉文化，再一次彰显出勃勃的生机和阔大的气象，促成了中华民族新的统一体的巩固和发展。而唐以前中国社会尚武的精神，却在宋以后，由于对儒家文化的单一性选择和推崇，没有了包容性，尤其元明清时代，甚至摒弃了儒学中闪光的东西，而把落后的一面发挥到极致，这就使得整个社会逐步消弭了进取的精神和意志。近代中国的落后与挨打，与此不无关系。
由以上原因分析得知，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闻战必惧，鲜有胜仗，不仅对自身的命运产生了怀疑，民族的自信心也大为受挫。自宋以来堆积在中国人心中孱弱的意识，使得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亡国灭种的境地。近代大半个世纪里，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去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经过近代各种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和五四新思潮的洗礼，才在中国形成了一种全新的五四新文化。它在唤醒民族意识的同时，也激起了潜藏已久的民族血性。如果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取得了民族独立的话，那么，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奠定了中国大国的地位。它所激发出的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巨大动力，是中华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荣富强的里程碑。因为只有战胜一个大国，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大国。
正如前面所言，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尚武精神的鼓励和对武备的重视和整饬，不但能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也会使得国家兴盛的局面得以长久保持。
记住历史的经验教训吧，唯如此，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和再次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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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千年的永恒与辉煌背后（1）
彭勇
史学是一个民族文明与道德的基石。
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就不会有蕴藉深厚的文化积淀，不可能有源远流长的文脉传承，也不可能真正崛起成为大国。敬重历史，敬畏历史，不仅透视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也展示着一个民族应有的襟怀。我们的祖先，有很好的记史传统，留下了一部部传之不朽的壮丽史卷，记录了完整、客观和经得起考证的数千年文明史。发散于历史册页中的，是永远进取、不畏艰险、包容豁达的精神气度和悲悯情怀。认真对待历史，总结、分析尤其是汲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从中解读出中华民族千年的辉煌与忧伤，以培养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此其时也。认识历史、立足现实，才能开创未来，中国的强盛，就是在继承前人的智慧和汲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开始的，我们的文明，才有今日之盛；我们的社会，才有今日之繁荣。
一 盛世中国
纵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风云画卷，无数波澜壮阔的英雄诗剧在纵笔抒写着江山豪情。数风流人物，不外两种，一为时势所造的英雄，二为造时势的英雄，二者相侔并举。然而，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一位哲人说过：“一个强大的时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凄怨的灵魂”，这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切帝国盛衰的宿命与忧伤。
历史上，不少开国帝王，在登上皇帝宝座后，大都能够顺应社会人心思治、渴望铸剑为犁的愿望，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天下也由此呈现粗安的景象，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繁荣稳定创造了条件。然而，却有一部分帝王小富即安，天下初定，便以为大功告成，很快失去了高蹈扬厉的精神和气度，放纵权利，私欲膨胀，忘乎所以地品尝起荣华富贵的醇醪来。
晋武帝司马炎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帝王，他创下了继秦始皇、汉高祖之后，第三个一统天下的丰功伟业。凭借着祖宗遗留下来的家业以及个人的努力，终得以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可惜他在统一之后，“见土地之广，谓万弃而无虞；睹天下之安，谓千年而永治”，便陶醉在“天人之功成矣”的虚幻中，丧失了励精图治的意识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沉迷于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中，致使晋朝奢侈腐败之风大盛，整个王朝都浸润其中不能自拔。短暂的统一很快为长久的分裂所替代。
后唐庄宗李存勖，初以完成父亲交给的三支箭为己任。他意气风发，浴血北部中国，每战必胜，一路高奏凯旋歌。最终，他用木匣装着仇人的首级，祭献于家庙，自以为完成了父亲的心愿。此后的李存勖却判若两人，前期是那么英武有为，纵横天下，后期却不思进取。建立后唐后的李存勖最终因对音乐和戏剧的痴迷而亡身失国，死于伶人之手。不能不让人喟叹历史的无情！
而与这些小富即安、志得意满的开国之君不同的是，凡历史上的有为之君，无不具有浓厚的危机意识和进取精神，他们在登上皇帝宝座后，如履薄冰，励精图治，像登基一样勤于政事。他们改革弊政，及时调整统治政策，使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把中华帝国的繁荣不断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出身于社会底层的皇帝，他目睹了群雄推翻秦朝的强大力量，秦因暴政而亡的前车之鉴，所以在制定政策时注重立足于社会现实，为政温和，采用黄老的清净无为的宽松政策，与民休息，缓解紧张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其次，匈奴自秦以来就是中国北方的严重边患，为保证百姓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汉高祖采用“和亲”策略，出嫁公主，赠送丝绸、粮食等物品，与匈奴单于约为兄弟，汉、匈之间暂时出现了和平。 。。
序：在千年的永恒与辉煌背后（2）
西汉文帝、景帝相继即位后，继续实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在汉初70年左右的时间里，政治稳定，经济上始终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到了景帝后期，汉王朝国库里的钱多得堆积如山，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太仓里的粮食也由于陈陈相因，以至腐烂不能吃了。历史上把文帝和景帝父子执政时期呈现出的国泰民安的盛世景象，誉为“文景之治”。
光武帝刘秀才兼文武，在位期间，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安定民生。他释放奴婢、刑徒，使流民返回农村，安居乐业；他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民间渐富；他抑制豪强，维护皇权；他整顿吏治，裁减冗员，提倡节俭，官场风气为之一变。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使战争留下的创伤很快得到医治，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东汉的社会经济得以快速发展，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也奠定了东汉前期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光武帝北击匈奴，安抚边裔部族，重建大汉雄风，使东汉王朝达到极盛，史称“光武中兴”。
隋文帝结束了三百年南北分裂局面之后，深知江山得之不易，故为政常有惊惕之心，简朴为民，励精图治。隋朝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迅速强盛起来。他不仅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还开创了盛世之局——“开皇之治”。据《通典·食货典》记载，隋朝在西京有太仓，在东京有含嘉仓和洛口仓，在华州有永丰仓，在陕州有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从京城到各个州的仓库里的布帛有数千万匹之多，这种情况自秦汉魏晋以来从没有过，隋朝在较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为社会繁荣，民间多财，甲兵精锐，人人艳羡的世界一流富国。
唐太宗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失民心，在于统治者的好大喜功。因此，他勤于政事，宵衣旰食，日日与文武大臣讨论国是，裁决案件和办理公事。虽然在李世民当政时期，唐帝国已成为世界强国，繁荣和富庶。但李世民是深具危机意识的一代帝王，对时局有着清醒的认识，常居安思危，提醒自己“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不能重蹈隋王朝的覆辙。所以，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采取了符合社会发展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开创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
至唐代中期，武则天是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她前后执政长达半个世纪，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里，不计门第，破格选用人才；她奖励农桑，发展经济。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增加很快。到武则天执政的最后一年，全国户数已达615万户，比唐初几乎翻了一番，社会经济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与发展。对此陈寅恪先生有高度评价，“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大也。”至唐玄宗执政前期，励精图治，一心想恢复唐太宗的事业。他实行的一系列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社会经济达到盛唐顶峰，出现了杜甫所说的“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开元盛世。
序：在千年的永恒与辉煌背后（3）
明王朝的建立者朱元璋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在建国之初，他采取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