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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居一千九百余家，挖掘了民坟二千五百余座。这玄明宫，实际上是刘瑾的庄田。此外，在天津附近，他还有庄田不下千顷。嘉靖时，康陵神宫监太监刘杲，奏讨了天寿山空地并九龙池草园栽种果菜。张锐在顺天府东安县等处强占田地，司礼监张佐等还得到了已改成皇庄的、湖广承天府的地。天启年间，魏忠贤一门所受赐田地更多，光是他本人就拥有土地万顷以上。在宦官的庄园里，农民所受的压榨，自可从宦官管皇庄的情况中看到。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3）
此外，还要提到的是，在激烈的土地兼并中，宦官有时还仗着至高无上的皇权，侵夺到王府、勋戚的头上，占取他们的庄田。例如：正统时，太监喜宁大打出手，侵夺了英国公张辅的田宅，捣毁了张辅的居室，把英国公家人的妻子打得堕孕而死。正德时，马永成不仅强占庆云侯周瑛地八顷，而且强逼驸马石孙男石诚把三十三顷地退让给他［149］。刘瑾则侵占了崇文门外淳安大长公主庄园。神宗垂危时，魏忠贤、刘朝假传东宫令旨索取世宗戚畹绝庄。当然，也有勋贵夺取宦官庄田的，但事例较少。嘉靖二十年（1541），刑科高时中就揭露武定侯郭勋夺了故太监萧敬值金二十万的庄田；夺了太监魏彬田庐，太监韦、宁瑾田园各值二十万。但不管是宦官夺取了勋贵，还是勋戚夺取了宦官的田地，都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深化。
（3） 宦官与牧马草场、坟园、上林苑地
庄田以外，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土地还有部分牧马草场、坟园、上林苑地等。
草场，有些史籍如《明史·荣王传》载，谓设于永乐中，实际上早在洪武六年（1373），即在汤泉、滁州等地开始设置了［150］。以后，又不断扩大到北方边境以及京畿附近其他地区。由于草场与马政密切相关，设置的目的在于“蕃育马匹，以资武备”，“以尊国势而防寇患”，所以明政府曾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侵占。但随着明代土地兼并的开始，草场亦成了包括宦官在内的权豪势要侵夺的对象。
早在正统九年（1444），户部右侍郎焦宏、司礼监监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御马监放牧的坝上大马房诸处草场时，即发现这些地方“多被内官、内使人等侵占，私役军士耕种，甚至起盖寺庙，立窑冶及借与有力之家耕种，以致草场狭窄，马多瘦损”［151］，因而奏“请正其罪”。但英宗却说“朝廷设马场，令内官监之，而乃作弊如此，论法当斩。今姑宽贷，令速改过。其内官各赐地一顷，内使、净军各赐五十亩，已盖寺庙者勿除，余悉还官。都察院仍给榜禁约，岁遣科道一员巡查，敢蹈前非者，必杀不宥。”即既已查明的侵占，亦不给予任何处罚，因此尽管下文提出什么“禁约”、“巡视”，以及其后的三令五申，都甚少实效。
成化时，“场地多为内外权势侵夺”，成化四年（1468），为制止这种侵夺，曾“令北直隶京师附近系官草场，不准内外官豪势要妄指求讨”［152］，并把侵占苜蓿地的太监李良等人罚俸。但这些并不能阻止宦官继续侵占草场的行动。弘治四年（1491），太仆寺卿储曾指出太监陆恺奏讨庄田，在定兴、安肃二县阎台共八百五十余顷地；太监覃昌奏讨庄田，在香河县口头杜孟家庄六百八十余顷，均是原来的草场。弘治八年（1495），兵部尚书马文升又奏称：洪武、永乐年间，在京各营草场不下数千余顷，但现在由于草场被势要或亲王侵占，以致马匹下场放牧时，“无处存住”［153］。正德时，钱能、陈贵、叶阳等分别以“开耕草场地以资修理”等等借口，奏讨草场。御马监太监谷大用、李玺、杨经、杜堂等，分别借经管、踏勘、接管、经收等职权，结伙舞弊，谷大用侵夺民业至万余顷，剥民租百有余万。嘉靖二年（1523），户科给事中解一贯等查明这些情况上报，并提请裁减御马监管场官，听监督马房主事征收子粒，尽革岁办送监草料。但世宗只将谷大用降了二级，其余不问，草场亦仍归御马监管理。太监麦福还提请尽征牧马草场地租。显然，这些对草场日废、马政败坏、边防力量削弱都有很大关系。当然，在农业区，特别是在内地设立草场以养马，这在生产方式上来说，是一种倒退，因而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关系矛盾运动的变化，草场的私有化以及转化为农田，这是必然的。不过，这也是明代统治者及宦官们所未料及的。
上林苑监于永乐初年设于京师，当时征取山西平阳泽潞牲户到这里，准其垦地为业，不收子粒，只要蕃育牲口、种植蔬果供御用。由文官管理进送牲口、蔬果等事，对百姓的干扰不是很大。后来增设了宦官九人，至弘治间渐增至十八人。太监宁诚开始向每亩地征银三分。正德间，内臣更添设了总督、佥书、监工等名目，人员骤增至九十九人。《中官考》载：“于是科扰百出，擅将牲地草场征派二粒，占用伴当、御牢名目，过索月钱，节年通计诛求至银三十五万余两，逼死人命数多”。世宗即位时，诏革去科银，人员亦只留十九名。但不久，即以宦官奏请，在嘉靖元年（1522）五月，增至六十二人。嘉靖二年（1523）九月，复命恢复每亩征收子粒银，以致户部参奏各署的宦官“始则夺民田为牲地，终则夺牲地为己业。观其设心，不尽逐四署之民而专聚一己之利不已也”。但这奏疏被宦官按下了，实际上并未能上报。当然，即使上报了，皇帝接受户部的建议来裁抑宦官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4）
即使是坟园，也成为宦官占夺土地的目标。如嘉靖时营建悼灵皇后陵，已经度用了乡民尹甫元地六顷。后来守陵内臣郭鉴又再度占用他的地十五顷余，这些地都是尹甫元的产业，而且上面有坟墓百余所。康陵神宫监太监刘杲也奏讨了天寿山空地并九龙池草园。此外，一些宦官还为自己建造的坟、寺观奏讨得“护坟地”、“免粮差地”、“免差地”等等。
还应该指出的是，宦官染指的土地，不论是皇庄还是他们自己侵夺得的庄田，主要都是集中在京师附近，其余亦在北方，这就使北方的土地关系比南方更加复杂化。在一系列奉旨的或不奉旨的侵夺中，深刻地表明了在兼并土地上，皇权也是裹在宦官身上的虎皮，而宦官种种直接、间接掠夺农民的行径，其后果不能不是对小农经济的摧残。
2。 宦官与军屯
不仅官民田地是宦官侵占的对象，即使军队的屯田，也逃不脱宦官魔爪的侵入。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边境屯田就日渐败坏，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宦官对明代军屯所起的破坏作用。
明代军屯规模之大和制度之完善，都超过以往的朝代，已经从单纯的边镇屯田发展到内外屯田。《明史》载：永乐初，“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由于各镇皆有屯田，而且“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说明军屯在朱元璋认为是“兴国之本”的“强兵足食”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宣德以后，军屯渐坏，引起了明廷忧虑，清屯的主张屡有提出，甚至有过局部的或全国性的整顿。如刘瑾，在他擅权的时候，尽管在清丈屯田以前，他对明初屯田的由来，对其中的作用，茫无所知，以致下令“止各边年例银，又不令商输边中盐”，弄得边疆储备更形匮乏，但当他发现西北屯田问题越来越多时，马上就派出官员四出丈量，“以增出地亩甚多及追完积逋者为能，否则罪之”［154］。结果派出的官员为了逢迎刘瑾，乱增田赋数，丈量时甚至五十亩即当一顷，地方官员更计田摊派银两以贿赂刘瑾，这样上下夹攻，“敲扑惨酷，诸戍将卫卒皆愤怨”［155］到了极点，终于引发了野心家安化王朱在宁夏发动的叛乱。叛乱虽然很快就平定了，但屯田的积弊难除，始终无法收拾。
其原因主要是屯田的被欺隐和占夺，以及军士的被役占，而宦官在其中均起了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这从下列两事例表所列举的情况中，可见一斑。
甲、侵占屯田事例表
时间〖〗侵占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宣德四年〖〗武官与镇守内外官〖〗浙江、江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都司并直隶卫所〖〗多占田地耕种，栽植蔬果，动千百亩，皆无税粮。〖〗《明宣宗实录》卷五七；《大明会典》卷三一正统元年〖〗镇守太监王贵〖〗陕西〖〗占种官田百余顷，侵夺军屯水利，私役军卒900名。〖〗《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五〖〗王安、王瑾〖〗甘肃〖〗共占田600余顷。〖〗（同上书）卷三○正统后〖〗内监、军官〖〗〖〗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明史·食货志一·田制》弘治八年〖〗太监、总兵等〖〗甘州〖〗屯田肥饶者多为太监、总兵等官占压。〖〗《明孝宗实录》卷一○一续表时间〖〗侵占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镇守太监傅德、副总兵都督周玉〖〗甘肃〖〗盗种屯田300余顷。〖〗（同上书）卷一○三弘治九年〖〗镇守太监傅德〖〗甘肃〖〗占种军田270余顷。〖〗（同上书）卷一一二正德四年〖〗镇守太监宋彬〖〗甘肃等处〖〗查得庄田112顷。〖〗《明武宗实录》卷五八〖〗分守凉州御马监太监张昭〖〗甘肃等处〖〗33顷。〖〗（同上书）嘉靖元年〖〗分守太监李睿〖〗阳和天城〖〗侵占庄田（疑即屯田），役军耕种。〖〗《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嘉靖八年〖〗镇守太监白怀、监枪少监张泰〖〗辽东〖〗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250余顷，少者10余顷。〖〗（同上书）卷一○一隆庆元年〖〗勋臣内官镇守总兵〖〗宣府〖〗宣府牧马地、屯田团种等地，往时以勋臣内官为镇守总兵，各佃种数十顷，收租以充公用。后虽奉旨革回，而占田如故。〖〗《明穆宗实录》卷九隆庆三年〖〗内官及公侯之家〖〗宣府大同〖〗狡猾之徙，（私将屯）田投献内臣及公侯之家，名曰香火功臣等地。〖〗（同上书）卷三四说明： 表列材料主要转引自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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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5）
乙、私役军士事例表
时间〖〗私役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景泰五年〖〗镇守内官弓胜〖〗山西〖〗私役操军广种庄田。〖〗《明臣奏议》三《劾内官弓胜疏》天顺元年〖〗太监〖〗宣府、大同、浙江〖〗广种田地，占役军士，不得操守。〖〗《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二七四天顺六年〖〗守备太监马贵〖〗大同〖〗私役军人耕猎。〖〗（同上书）卷三四二续表时间〖〗私役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成化三年〖〗守备怀安等卫奉御田真〖〗怀安等卫〖〗役占军人耕种田地。〖〗《明宪宗实录》卷四一弘治十五年〖〗右少监刘恭〖〗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300余顷（《中官考四》作“300余亩”）。〖〗《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二正德六年〖〗守备内臣〖〗南京〖〗役占营卒，私置庄店。〖〗《明武宗实录》卷七六嘉靖九年〖〗镇守太监杜唐〖〗云南〖〗役占军余。〖〗《明世宗实录》卷一一○
军屯的破坏，使官军俸粮严重亏缺，各边军饷大半由太仓拨银，这样，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朝廷只得默认了军屯向民屯转化的事实。到崇祯时，盗屯损饷之弊已因“相沿已久，难于核实”，于是“无论军种民种，一照民田起科”［156］了。
军屯的破坏，严重地削弱了明王朝的边防力量。鞑靼以及稍后兴起的后金之所以能对边疆不断骚扰，甚至侵入内地掳掠焚劫，军屯的瓦解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四） 小结
综观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明朝皇帝在派出宦官——家奴来监军、镇守、掌管厂卫的同时，也希望借助宦官干预经济，从又一个侧翼来巩固皇权。
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明代宦官在经济领域的随意指令，残酷掠夺，使生产力遭受破坏，社会经济凋敝，财政匮乏，并加速了边防的瓦解。特别是万历年间的矿监税使，使全国各地百姓和工商业者遭受了一场少有的浩劫，造成民不堪命，“愤怒无处可伸，郁结无时可解”［157］的局势，逼成了遍于全国各地的民变，表明了宦官对经济领域的破坏，已是积重难返，腐朽的封建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显然，明王朝在经济领域重用宦官，就如同在其他领域重用宦官一样，到头来都是纵虎噬脐，加速了王朝的崩溃。而且，即使就宦官本身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