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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司寇而犯者日众。”［27］这样的局面，只能导致封建政治更趋腐败。
依仗封建特权进行疯狂的搜刮，使厂卫头子们聚敛了惊人的财富。所谓“厂卫官役皆家拥雄富，动至巨万”［28］，还是小焉矣哉。江彬家有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其他珍宝不可胜数；刘瑾有金银数百万，各种珍宝难以胜计；钱宁被抄家时，也有黄金万斤，白金三十万斤；魏忠贤的财产总数，当时没有公布，至今仍是个谜，但他的家产，据估算可供边防数年的开支，显然也是一笔巨大的数字。这些不义之财，归根到底，都是民脂民膏。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1）
明朝，宦官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与宦官对政治给予巨大影响的过程，不但是同步进行的，而且是交互影响、交互促进的。高度发展的君主集权使宦官擅权有了必然性、可能性，而由此而来的腐败政治，则是宦官得以在经济领域营私舞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温床。由于能够玩弄权术，得到皇帝宠信的宦官上层多数是无赖出身，他们在奴性十足、卑鄙无耻、阴险狠毒上，往往远远超过一般的官僚，而其行事却是打着至高无上的主宰——皇帝的旗号进行的。他们自己既不受任何官吏的考核监督，也不必顾及民生疾苦，因此在经济领域里所涉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延祸之迅速，肆虐之猖獗，危害之重大，又往往在一般官僚集团擅权作弊之上，其难于匡正自不待言。这些特点使宦官干预经济，必然给明朝、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的经济，造成了难于估计的恶果。具体来说：是宦官在张牙舞爪的龙的旗帜下，在经济领域巧立名目，滥加苛捐杂税，特别是对工商业横征暴敛，使整个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社会经济凋敝；是宦官在皇权的保护伞下贪污勒索，违法越制，营私舞弊，使官场中贪污贿赂之风越刮越烈，国库空虚；是宦官倚仗皇帝的淫威，破坏盐法开中，恣意侵占官民田土和屯田，摧残小农经济，加速土地兼并，在削弱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削弱了边防力量。
由此看来，明清之际的不少史学家说明朝亡于宦官，虽未免言过其实，但宦官为祸是导致明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却是确切无疑的。
（一） 宦官对各经济领域之干预
明太祖朱元璋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为了确保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代开国君主对功臣心怀疑忌的覆辙。在大杀功臣、废丞相、抓军队的同时，朱元璋也紧紧地控制了经济领域。他委任和皇帝生活在一起、无嫡亲后裔、用成祖朱棣的话来说是“岂得复有营私”的宦官来监视、查核事关国家命脉的钱粮赋税，委任宦官采办、督造、供应皇室的一切需要。
早在洪武年间，宦官已经开始插手干预财政。正统以后，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场、市舶、织造、烧造、柴炭……处处均有宦官染指。及至万历年间，则更是矿监税使遍天下，造成恶劣的、灾难性的后果。
1。 税务监督与矿税
（1） 宦官对税务的控制
征收各种赋税的大权，关系到整个国家财政的收入。中央集权的庞大官僚机构，作为王朝支柱的军队，偌大的寄生皇族集团，以及在官僚专制局面下必然要引起的各种开支与浪费，都要靠它来维持。因此，统治者在这方面有很高的警惕性，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哪怕是亲疏贵介染指其中的。在他们看来，最信得过的，莫过于宦官。洪武十年（1377），当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时，朱元璋便打破自己定的不准宦官干政的禁令，“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这是见于《明史·食货志》记载的、明代宦官在皇帝委派下干预财政的开始。永乐十九年（1421）十一月，分遣中官杨实、御史戴诚等核天下库藏出纳之数；二十年（1422）十月，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核天下仓粮出纳之数，这是让宦官干预财政的继续和进一步扩大。有了这个发财的好机会，宦官们蠢蠢欲动。成化初，中官欲出领属于工部的、征收竹木柴等税的抽分厂，被工科给事中徐恪等疏争，中官大怒，请即外调徐恪等，甚至欲加以罪［29］，这便是宦官企图直接管理税务的滥觞。徐恪等并未能阻住宦官干预税务的趋势，正德年间（1506—1521）各地税务已经普遍由中官管理。
明朝封建专制政权对民间手工业和商业，本来就是继承了传统的“重本抑末”方针，以重税、派买等政策，压制它们的发展。宦官掌握税务权后，以种种名色滥加的苛捐杂税，更是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变本加厉的摧残。他们增添税务机构，扩大征税范围，如正德初，太监夏绶乞于真定诸府岁加苇场税，少监傅琢请履亩核静海、永清、隆田诸县田，太监张峻欲税宁晋小河往来客货等等，均得到武宗准许。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商税更是“密如鱼鳞，惨于抢夺”［30］，具体情况我们下文再述。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2）
明代京师税务主要是在进城的九个门收税，这九个门是北京顺天府的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东直门、正阳门、阜成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九门的税收，正统时还未专委宦官，正统三年（1438）五月，御史张奏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每遇商货贩到，积至数多，方差内官、锦衣卫官抽盘，不无停滞损坏。提出张家湾宜专委内官抽分，崇文门宜令本门收钞内官兼管时，英宗只令各司“勿致停滞”，并明确“不必专委内官”［31］。但事实上各门均有内官监税，而且征税日苛。据《中官考》载，九门的税收，弘治（1488—1505）初年为钞665080贯，钱2885130文。正德七年（1512）至嘉靖二年（1523），增至钞2558920贯，钱3190230文。当然，这还只是见于会计账目的，从成化十五年（1479）曾下令京城九门监收钱钞内官及各处抽分厂“不许将不该抽货物违例抽分”［32］来看，可知除上述税额外，宦官们还另有需索。嘉靖四年（1525），户部主事缪宗用监税，亲见“九门守视内官每门增至十余人，轮收钱钞，竞为削，行旅苦之［33］”。万历时这种情况更有所发展，连进京赶考的士子亦得交纳钱钞。更骇人听闻的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前任泰兴知县龙镗被贬，带病出广渠门，管门内使邢相、赵禄等索赂才肯放行。龙镗宦囊空涩，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内使竟群起痛打他一顿，才放他走。龙镗才走了几步，便倒地而亡。这种繁杂苛刻的九门税收，直至明末未变。士大夫有携行李出入的，虽有符为验，但掌管钥匙的宦官仍然横加需索，答应稍迟，“则往往搜牢倾箧，暴扬其私”［34］。农民担菜进城，也要在鬓边插钱二文，入城门时由经管收纳各门课钱的小内使自己摘取。由于习以为常，彼此连话都不用说一句了。对这种情况，时人诗文中多有反映，如查嗣《杂咏》诗有：“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收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
其他征税部门亦莫不如是，芜湖抽分厂每年所抽竹木，贸易银不过两万余两，而嘉靖四年（1525），御用监太监黄锦一次便需索二十余万两，皇帝朱厚亦命照准给予。隆庆（1567—1572）以来，发展到“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35］。
（2） 万历时的增税、滥税及其后果
税收的机构重叠，名目繁多，在万历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由于皇宫大兴土木，皇室生活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而日更奢侈，军费的大量增加，国家岁入不足以供支出的状况日更严重，于是明神宗致力于搜刮银两，其主要手段之一是增税、滥税。
明初只有商税，没有船税，宣德年间（1426—1435）始沿两京水道设关收钞，按船之大小收税，谓之“船料”。万历时则有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七处钞关。但实际上榷税的地方远不止此。据《明万历实录》载，十七年（1589）六月，巡视卢沟桥御史胡克俭曾指出：“马鞍山新城桥每车税钱五文，驮税三文，担者二分，负者一分，甚至徒手过者亦不免。土民谓此桥日得万余钱。至红桥，视前为甚。计二桥所获，岁不下七八千金。五月间，有商人告木一筏，抽大木四根。”并指明这些做法“不惟侵民之利，而且挠国之税”。但尽管如此，这样的抽税仍然得到君王御旨的允准。
万历中，给事中萧彦在《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中指出：“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矣，出店又有正税。张家湾发买货物，河西务有四外正、条、船［36］矣，到湾又有商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万历二十六年（1598），更派出大量税使到全国各地，高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江，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总之是榷税星满。这些税使到处用地痞流氓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在长江，一天水路的行程要经过五六个税卡；仪真到京口，一江之隔，不过一二里地，也要收两次税，这是征税机构的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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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与经济（3）
至于商税本身，更是名目繁多。洪武中，诸客商货贿俱三十而税一，五谷、农器、书籍、纸札、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不抽税。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货物、鱼蔬杂果到市上出售者，俱免税。但以后课税范围日渐扩大，至万历时，天津有店租［37］，广州有珠榷［38］，两淮余盐，京口供用［39］，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40］，湖口、长江船税［41］，荆州店税，宝坻鱼苇［42］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43］等等，名目多得不可胜数。万历二十七年（1599），湖广巡抚支可大感慨地概括为：“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以治饔餐也，而税；鸡豚以供肉食也，而税；耕牛一农具也，而税焉；骡驴一畜产也，而税焉。”［44］更有“土商”、“土著”名色，“将举留都之府县，举各府县之河埠，细及米盐鸡豚，粗及柴炭蔬果之类，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45］。甚至出现“贸迁在四十里之近，输税在百里之远”的怪事［46］。此外，凡家中有大厅者，即加门槛税［47］。在浙江，连民间卧床草荐，儿童玩耍的假面具，均得上税［48］。与此相应的是，税使为讨好皇帝主子而交进内库的税，亦巧立各种名目，如《明万历实录》二十九年（1601）所载的进税名目，即有暨禄进的“遗税银”，马堂进的“节省银”，张晔进的“赎罪银”，沈永寿进的“罚赎银”，李敬进的“赃赎银”，暨禄进的“赃罚银”，陈增进的“赃银”等等。
至于课税的程度，《明史·食货志五》载为：“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周晖则在《金陵琐事》中记了一则生动的事例：有个叫陆二的商人，往来吴中，以卖灯草为生。万历二十八年（1600），遇上如狼似虎、与强盗无异的税官。陆的草价一共不过八两，沿途几处抽税，已用了一半银子。船到青山，又有税官来索税，陆无钱交纳，气得把灯草搬上岸，一把火烧个干净。通过这个真实的事例，不难推知当时商税之繁琐、苛重，及对商民伤害的程度。
还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并不是苛税的全部，还有手段更恶劣、科索更重、对社会影响更大的，像陈奉、高淮、高等等太监在这方面的暴行，我们留在下面各有关的传记中再论述。
商业的发展，必须要求商品的迅速流通，万历皇帝派税使这样滥征商税的结果，使长江、大运河作为商品流通大动脉的机能被堵塞，城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从昔日的“吴丝衣天下”［49］，商人游江南北以至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变为“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50］，商店纷纷倒闭。万历三十年（1602），户部尚书赵世卿奏：河西务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160余家，今只剩30余家；临清关往年伙商38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现只存两人；临清缎店向来32座，今闭门21家；布店73座，今闭门45家；杂货店65座，今闭门41家；辽左布商绝无矣。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