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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新政府上台才几天，其空军就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太空战演习；布什第一次出访的当天，就随心所欲地轰炸了伊拉克；接着又对俄罗斯开展了驱逐外交官的间谍战；还限令南联盟政府3月31日前逮捕南前总统米洛舍维奇。这一方面表露了小布什所谓的“鹰派”班底急功近利的自负心态，更暴露了美国政府一以贯之的霸权思想。
美国“虚拟的敌人”不少
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缺少苏联这样强大的“单一对手”之后，似乎没有了可以相提并论的敌手了。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朝鲜的金正日、古巴的卡斯特罗、南联盟的米洛舍维奇，甚至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都先后在美国的“黑名单”上榜上有名。此外，号称“杀死美国人才能上天堂”的本&；#8226；拉登所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无所不在又难以防范的“电脑黑客”，贩毒、国际犯罪等跨国威胁以及所谓“非对称威胁”等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一起，构成全球化时代美国国家安全的“新难题”，成为美国“虚拟的敌人”。
在经过军事摧毁伊拉克、导弹攻击南联盟、经济封锁朝鲜等一系列大型“手术”之后，美国对付所谓“无赖国家”的战略“有所斩获”。在美国的大国战略中，世界主要力量被划为朋友、盟友、伙伴、对手、潜在敌手、敌人等6大类。按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说法，当今世界，朋友和敌人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今天的敌人可能成为明天的朋友，今天的朋友也完全可能变成明天的敌人。
不断渲染“###”
但真正令美国上心的还是中国、俄罗斯、印度等所谓“转型国家”。因为这3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大、政治制度又都没有或者没有完全“西化”、都有核能力、经济又在不断发展，因此，如何应对中、俄、印的挑战是近年来美国国防部、中情局等各重要职能部门工作的重点。
而在这三国中，中国则似乎被视为头号“潜在挑战对手”。原因在于，中国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中国崛起的势头更为明晰，惟有中国离“西化”标准最远。近年来，美国强化美日军事同盟功能、加强同亚太五大同盟国的关系、执意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不断制造事端渲染“###”，虽不能说是在为应对中国崛起布局，但其中防范、遏制中国的意图和成分应是路人皆知。
这篇专访被媒体称为中国学者对中美撞机事件的第一檄文，是4月1日晚我接受的电话采访。国外许多媒体大都是转引这篇文章的。但是，也引来了一些后怕。因为外交事件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充满着变数。直到
直到《人民日报》于4月5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霸道行径与霸权逻辑》我才松了一口气，文章说：4月1日，一架美军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沿海的专属经济区上空撞毁我国军用飞机，并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空、降落海南陵水机场。这是一起违反国际法、侵犯中国主权和领空的严重事件。美国政府本应就此向中国政府做出解释和道歉，并承担全部责任，但是美国方面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大肆制造舆论，指责中国不懂空中规则、不按国际法行事云云。这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恶人先告状。美方的这一表现，是它以霸权逻辑阐释其霸道行径的一次新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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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的发表，实际上肯定了我谈话的口径，记者也受到报社和宣传部门的表扬。这以后，我对这种重大事件的采访更敬而远之，还是坚持我的研究方向，侧重于战略和趋势的研究，甘得寂寞坐冷板凳，不赶时髦免得提心吊胆，因为学者毕竟不是外交官。
学术打假
2001年11月14日第13版《中华读书报》发表记者舒晋瑜的长篇报道：《一网打尽“文抄公”》。
两千多年前的孙子曾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钝而利可全”的谋略思想，企图创造不流血的战争。这一思想在两千年后的“信息战”中得到全面实现。提出“信息战”这一概念的，就是被美国人称为“信息战之父”的沈伟光。在信息爆炸且泛滥的时代，“信息战之父”也没能逃脱被抄袭一劫。近日，沈伟光致信本报，他在书店购买了一本《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该书第8章共15页，其中有10页是抄袭他发表在1999年2月2日《解放军报》第6版的文章，这篇凝聚了他十多年研究信息战心血的著名文章，7000字被抄袭了6700字。
11月11日，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入世给中国带来的冲击包括知识产权。尤其是信息战这一学术领域，更需要原创的作品。沈伟光提出“要将信息战研究领域的‘文抄公’一网打尽”，这不光是对出版界的提醒，也是对整个知识产权领域敲响的警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战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地位的显现，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了最时髦的课题，尤其在1995年以后形成了一股信息战研究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好现象，但却暗存着一股逆流——抄袭、剽窃现象非常严重。
像《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这本书的抄袭、剽窃现象是很特殊的，把我《遏制信息战——知识军事的时代使命》这篇文章，7000千字抄袭了6700字，作为他们所谓著作的核心内容。这篇文章是1998年我在奥地利首次国际信息战论坛演讲时的稿子修改成的，影响非常大，不但在军报发表，国外许多报刊都转载了，当年第6期《新华文摘》也全文刊登，收入当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我的文集《新军事问题》一书中。更令人反感的是，《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的作者为了掩饰剽窃行为，把我原文的两个小标题——“信息战改变了暴力使用方式”和“信息战的破坏性正在被认识”改了，把这两上标题下的文字合而为——“研究信息战与反信息战的重要意义”，文不对题，这就严重篡改了文章的思想，在信息战研究热兴起且需要突破时，在战争问题上随心所欲，是在对整个人类犯罪！
记者曾采访了《信息战与反信息战：怎么打》一书的两名作者。作者赵中强说，当时出版社约稿之后，时间比较紧张，拟完提纲后分为两个人写，前言、后记和前四章由他执笔。对于书中的抄袭部分，另一位作者解释说，由于时间紧，第8章的资料由一位研究生帮忙提供，是从网上下载的资料，因无作者署名而没能事先沟通。
这些都是托词。为此，我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有过联系，让他们知道这回事，希望他们止制这种现象，不要再发行这样的书了。虽然作者也表示了歉意，但这种侵权行为并没有得到抑制。《中华读书报》作了报道后，我到西单图书大厦看书，这本书照样在书架上摆着，而且与这本书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另一本有严重抄袭我文章的书《谁来保卫中国》也赫然在目。在这家书店的图书排行榜上，我还发现一本发行50000多册、装帧很出彩的《中国问题报告》，也有多处是抄袭我发表在2000年1月3日《解放军报》的文章《信息战是主导21世纪的战争形态》。这篇文章是新千年来之际，解放军报社邀请10位专家追笔谈未来战争趋势，我是唯一的军外学者。文章要求非常简炼、概括，不能超过千字，难度非常大。我写了四段话，却被《中国问题报告》抄了三段。
引用和抄袭是两个意义上的概念。抄袭有几类情况，一是把国外的东西翻译过来成为自己的成果；二是抄袭国内的作品，公然地把别人的理论精华改头换面揉进自己的文章中；或是把别人的观点随意拿来，不注出处。
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产品的生产大致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精神产品的生产多是创造性工作，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并且物质产品的生产还有赖于精神产品的生产。譬如在军事领域，无论是工业时代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还是今天的时代打什么仗生产什么武器，都离不开先进理论的指导。再先进的武器装备，没有先进的理论作指导，照样不能赢得战争的。先进的理论必须以创新为基石的，而理论的创新却非常难，尤其搞原创性的研究难度很大。我最初研究信息战时，多数人还不知信息为何物，电脑在人们眼里还相当神秘。在部队，要戴着卫生帽、穿着白大褂、换上保洁鞋才能进入电脑房。在那种情况下，要提出信息战这样的理论，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要使人们接受更是难上加难。《信息战》写完后5年内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在写作过程中我改了三次，手上的老茧掉了几层。就是这样辛苦得来的成果，却被“文抄公”们肆意剽窃。
精神产品生产的剽窃现象实在是防不胜防，绝不亚于物质产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而对假冒伪劣精神产品的发现、鉴别、打击难度就更大，尤其是那些善于“扒皮抽筋”、专吸“精髓”的高级“文抄公”们更容易识破和抑制。与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相比，知识产权领域的假冒伪劣危害更大。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可以把名优特产品和企业搞垮，削弱企业乃至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竞争力；知识产权领域的假冒伪劣，可以扼杀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创新精神。今天，我们刚刚经历了千年之交和世纪之交，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出现了许多特殊的事件和特殊的人物，对战争乃至整个军事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这对我们搞军事理论研究的学者来说，是出成果的绝好时机。然而我们可以书店去看一看，我们的军事出版物有多少是你抄我，我抄你的？我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带有编著性质的通俗读物，而是那些所谓的专著。1995年，我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介绍自己最近正在研究“虚拟战争”的情况，没想到，不久有人就以“虚拟战争”为题发表一篇不到千字的文章，说“虚拟战争”已经到来，云云。这算什么？至今我也没有看到他再有关于“虚拟战争”新的成果，还有我“信息边疆”的概念，“打仗回家去”的预测，“信息战的能量要超过核武器的威力”的判断等，别人都大胆拿去了，改头换面成了自己的学术成果，你又有什么为法？但这却极大地打击了我的研究激情，最终放弃了对这些课题的深入研究。所以现在搞研究，首先要学会保密，要么动作要快，这势必影响研究的质量。像1999年我提出“理想战争”概念，为了防止别人假冒，以最快速度反映到出版物上，但以后修改量就很大，毕竟太仓促。信息社会是一个胜者全得的社会，只有老大，没有老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丧失了生存的基础。自主知识产权是相对于引进知识产权而言的。搞理论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是具有创造力的人，在生产精神产品的过程中，着力培养和锻造自己的观察力和想象力，才有望赋予理论的先进性和指导性。越是世界网络化、信息共享程度越高，有一条法则越是不能忘，就是享受信息越多，惰性和依赖性就越大，结局只能是成为别人的精神奴隶，任人宰割。
现在出版社、编辑也有苦衷，精神产品生产的剽窃现象实在是防不胜防，绝不亚于物质产品生产中的假冒伪劣，而对假冒伪劣精神产品的发现、鉴别、打击难度就更大。
为了“打假”，我也有过非常激烈的思想斗争。本来想算了，人家也算是搞信息战研究，谁没有犯错误的时候？可最后还是下了决心，我这么做可能会得罪一些人，但也是为了挽救这些人，但愿能换来学术界一些干净的天空。
其实，这样的事此前我也做过，也是不了了之。
2001年1月18日第19版的《北京晚报》以《‘信息战之父’跟＜新华词典＞较真》为题，发表了我对新版《新华词典》中的“信息战”词条提出批评：
新版《新华词典》的出版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对一些专业术语的释义能否做到科学准确，却是这部词典树立其权威性的关键所在。我是研究信息战理论的，我认为，新版《新华词典》对“信息战”这个词的释义就不够贴切，不够完整，值得提出来讨论。
以“在信息领域中争夺信息控制权的作战行动”解释信息战这个概念是不贴切的。信息战是信息时代的产物，是独立于武力战的新战争形态，与武力战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和相互替代。从战略意义上考虑，信息战攻击的主要目标，一是伴随信息社会而来的信息边界和信息疆域，拓展网络空间和信息空间；二是争夺信息资源，获取制信息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