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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裂（2）
照片的背景是一架苏制伊尔－18飞机，机门洞开，舷梯架在机门口，一个手提行李箱的人，正欲走下舷梯。而我则藏身于洞开的机门后面。因而把拍下这帧照片的情形看在了眼里，得知由于周恩来的细心与敏锐，弥补了看来是小事然而非小事的失误。 画面上，毛泽东主席十指交叉，自然拢于胸前，周恩来总理手捧以马蹄莲为主的一束鲜花，朱德委员长身着呢大衣垂手站在总理身旁。他们相对而立，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四目相望，好似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之中。 这不是一帧简单的生活照片，这有复杂的政治背景。 1964年11月5日，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由团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副团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乘坐伊尔－18专机，从西郊机场起飞，前往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代表团的团员有刘晓、伍修权、乔冠华，还有康生。由于越南党政代表团也乘坐我们的专机同行，所以飞机上的服务员除我之外，还有另一位。 在此之前，我国与苏共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斗争，双方争论相当激烈。就在1964年，我党连续公开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即著名的###。这种共产党阵营公开论战的局面，都是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以后一手制造的。 赫鲁晓夫野心勃勃，企图将中国纳入他的控制之中，要在中国建立核潜艇基地，长波电台，美其名曰：与中国搞“联合舰队”。毛泽东主席面对赫鲁晓夫的敲诈，始终坚定地维护着我国的民族利益，同他面对面地作斗争。 苏联单方面撕毁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国家新技术协定，废除343个专家合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停止向我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的有关技术资料。在专家撤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合作项目的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甚至“连张纸片也不留下”，他们以为并公开宣称：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离苏联人的预言仅仅5年！ 还有一个预言，那是毛泽东主席的预言：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自立于民族之林。 毛泽东主席的预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智慧以及宝贵的鲜血和生命，使茫茫戈壁上那朵冉冉上升的蘑菇云、使寂寂荒野的那声惊天巨雷，震撼了全世界。同时，也震动了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 很巧。也是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苏联塔斯社正式宣布：尼基塔·赫鲁晓夫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在这样的一种政治背景下，我国党政代表团飞往苏联，参加由新上任的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主持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7周年庆典。 由列·伊·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阿·尼·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并没有改变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立场。一次告别宴会上，一个苏联元帅竟提出要撤换毛泽东。 周恩来总理勃然大怒，提出强烈抗议。 回国时莫斯科的冬天白雪皑皑，尤其夜晚寒气刺骨，我们机组突然接到起飞命令，大家迅速收拾行装，在夜雾沉沉之中飞离莫斯科。 我们了解到苏共新的领导班子执行的仍旧是赫鲁晓夫时期的路线，中国代表团与苏共新的领导人不欢而散。飞机在莫斯科时间22点起飞，经过依尔库茨克，第二天即11月14日下午，北京时间16点10分左右，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到机场迎接周总理归来。 毛泽东主席亲自赶赴机场迎接周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并非一件寻常事。建国几十年间，毛泽东主席公开到机场接客人的次数屈指可数。不公开的时候有，也不多，那主要是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党、政领导人来北京，毛泽东主席有时会不公开地到机场迎接。这时师领导便有意安排那些没有见过毛主席的同志到机场值班，以便能够见毛主席一面。 这回，毛泽东主席亲自到机场，主要是为了表明中国的原则立场和坚定态度，让苏联人知道，中国的路线、方针、政策也一如既往，不会改变。 当周恩来总理走下飞机时，我藏在机舱门后，看见毛泽东主席率众走向前，他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热烈握手，亲切问候。少先队员跑过来，向周恩来等代表团成员献花。接着，代表团和迎接的人在飞机一侧随意站成一行，照了一张集体合影，便向停靠在不远处的小汽车走去。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边走边亲热地交谈。 摄影记者尾追着按动了快门。可能是因为以前周恩来总理经常拒绝拍照，而给记者们造成心理障碍，所以不敢正面抢镜头，尽管按动快门的响声不绝于耳，但周恩来凭直觉知道记者们并没有拍下一张理想的有现实意义的照片。他放慢了脚步，甚至慢到几乎停止向前迈步。毛泽东主席开始略一迟疑，随即便心领神会，也停下了他那两条长腿，半侧身与周恩来总理相视而笑，这时，机敏的新华社记者不失时机地飞步跑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正面，对好焦距，按下快门，为我们、也为后人留下了满面春风、开怀大笑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一起的历史瞬间。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决裂（3）
这张照片现在不仅具有它当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也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它成了我们大家的一份宝贵遗产。我将把我珍藏的这幅照片，传给我的子孙后代。 大自然使西伯利亚的寒流名不虚传。冬季，那里冰天雪地，零下三十几度是常温。我们到了西伯利亚，恨不得整个用棉絮包裹起来，连鼻子眼睛都不愿留在外面。 周恩来总理在零下三十几度的室外参观，居然上身只穿件毛衣，连毛裤都没穿，只在衬裤外面加了条秋裤。脚上一双单皮鞋，光着头，别说是狗皮或是其它什么皮的帽子，就是一顶普通布帽也没戴。 不戴帽子，不是没有帽子，据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回忆，当年进城之时，为了应付各种场面，周恩来总理置办了一次服装，其中就有几顶特意制做的帽子，但这几项帽子却从未派上用场。有知情的同志分析，周恩来总理不愿戴帽子，是因为他体内热度高，抗寒能力强。当然，这个基本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恩来总理向来注重仪表仪态，他不愿让一顶帽子影响了整体美。 一次，飞经西伯利亚作短暂停留，在国内，我们为周恩来总理预备了皮帽、呢帽、布帽共三顶帽子。那天刮着大风，寒风刺骨，冷气逼人。我们把机门关得严严的不敢往外看，好像看一眼那冷气便会透过眼睛侵入全身。苏联方面有人在机场迎候周恩来总理，我帮他穿上一件带皮领的灰大衣，把那三顶帽子拿出来顺序搁在周总理面前。 “总理，您戴哪一顶呢？” 周恩来总理不吭声，拿起放在中间的呢帽走到镜子前，认真地戴在头上，正面看看，侧过头左面瞧瞧，右面瞅瞅。然后，不满意地摘下来扔在一边。再拿起那顶布帽，又如此这般地在镜子面前从各个角度审视了一遍，结果还是不满意，最后拿了那顶皮帽在手，翻过来掉过去地欣赏了一番就扔在了一边。 “总理，您就戴这顶呢帽吧，我看这顶呢帽很合适。” 一般情况下，在周恩来总理面前我们都不多嘴，工作小心谨慎，因为周恩来总理做事认真、严谨而又有条理，他平时在生活方面又干净、整洁、利落，所以对工作人员的要求也比较严格。在他的桌面上，是绝对不能堆放得杂乱无章的，凡用过了的东西，都得及时收走。有回给周恩来总理喝了一碗麦片粥，当时我也不知忙什么去了，周恩来总理竟自己把碗送到了配餐间。他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这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从此不忘及时整理干净周恩来总理的房间桌面。 这回，我看周总理对哪顶帽子都不满意，心里有些惶惶然。总理对我的建议好似很赞同，他重又拿起呢帽，走到镜子前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我这才放心，便拿了其余两顶，准备放回衣箱里。就在我这一走神的空档里，本不情愿戴帽子的周恩来总理迅速地从头上抓下帽子扔在沙发上，很快地走向机门。我发现后返身跟过去一把没有抓住，他就下了飞机，我又不能追下飞机去，只好冲着周恩来总理喊： “总理，您戴帽子！” “不要紧。” 事实证明，西伯利亚的寒风对周恩来总理也无可奈何。 在周恩来总理的一生中，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无论是“寒流”还是“龙卷风”，在气度非凡的周恩来总理面前，都只能偃旗息鼓。周恩来用他的大智大勇和光彩照人的形象征服了全世界。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9·13”事件之后（1）
空军有那么一群为祖国航空事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贡献出了毕生精力和全部热情的老同志。现离职休养的原空军副参谋长杨扶真同志就是其中的一员。 他从1946年进入东北老航校算起，到1986年因病退出工作岗位，由一个朝气勃勃的热血青年，到一个霜染两鬓的迟暮老人，整整走过了40年。40年的岁月既漫长又短暂。40年，是一个人的大半辈子。他从普通飞行员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着他人生的旅程，历任中队长、大队长、团长、师长、空军副参谋长。飞行五千多小时。他幸运地多次执行和组织过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外国首脑的专机任务，成为亲眼目睹历史伟人们忘我工作的见证人。 幸福村干休所位于北京城北的闹市区，我们毫不费力地在一栋高层楼房中找到了杨扶真的家。开门的是杨扶真胖胖的妻子，当年她是空军司令部气象中心的预报员，年轻时曾因爬上空军大院主楼高高的楼顶，凭栏眺望市景，被刘亚楼司令员发现后狠训过一次，她叫吴钟炎。 吴钟炎知道我们的来意后，边叫着杨扶真的名字边奔向在阳台上浇花的杨扶真。不一会儿，身穿对襟藏蓝毛衣、蓝色的长军裤、手里还提着把喷壶的杨扶真缓缓进了客厅，我们惊讶地发现，他已被脑血栓折磨得步履不稳，行动艰难，满脸病容。 当我们相对坐定，谈论起他的那些值得骄傲的往事，他一扫龙钟病态，苍白的脸上泛着红晕，神采飞扬，笑声朗朗。在整整一天的交谈中，他自始至终兴致勃勃，当年风采依稀可见。 我们被杨扶真那孩童般天真纯美的爽朗笑声深深感染着，感动着。不知不觉之中，我们跟随着他仍旧充满人生自信的畅快笑声，跟随着他无不自豪的娓娓话语，游弋在他珍贵的感情世界和令人向往的无悔岁月中…… “9·13”事件之后 卫士扶着总理朝飞机慢慢走去。只见总理总是笔直板正的身体左右不住地摇晃，脚步飘忽不稳。走不了几步，他竟偏向机门的一侧而去。 1974年12月22日深夜，我办公室正面墙上挂钟的时针和分针亲密无间地重叠在一起，标志着旧的一天的完结和新的一天的开始。每当此时此刻，我总会习惯性地瞧一眼案头那部红色电话机。这部电话机是与中央办公厅直接联系的专用保密机，俗称“红机子”。通过它，直接接受中央办公室调派专机任务的指示、命令。 按照正常程序，中央需要调用飞机时，应先通知空军司令部，然后，再由司令部作战部给我们下达调派飞机的命令。但自从发生林彪死党欺骗党中央、私自为林家父子外逃调动飞机，造成震惊中外的“9·13”事件以后，中央办公厅的电话线便拉到了执行专机任务的飞机师师长的办公桌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空军司令部对于中央调用飞机的情况，只能通过下面师的反馈汇报来了解和掌握。这种“一竿子插到底”的特殊状况，虽在“9·13”以前也曾有过，但那只是为了提高保密程度，缩小知情范围所采用的一种极个别的办法，是一种偶尔发生的现象。 我案头这部电话机的铃声，有它独自的特殊规律，它往往只在午夜以后才发出清脆的声音。因此，我在担任师长期间，从未能在12点以前躺下休息。因为疲劳，经常一躺下便睡死过去，有时，急骤的铃声都难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