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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我被“解放”时江青还在台上，空军四届×次全会她还在指手划脚，这次全会没让我参加，坏人散布谣言说何廷一还是有问题的。 毛主席非常体贴、关心和爱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年春节毛主席都要请工作人员聚餐。1957年春节我荣幸地被邀请。这次参加的有秘书、女服务员、担任内卫的战士等。饭前毛主席和大家聊天，还给我们讲故事，说说笑笑，使我们感到就像在自己家里过年一样轻松愉快。饭后毛主席又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我们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造反派拿走了，说什么我没资格有和毛主席的合影照片。家人告诉我这句话，我十分难过。我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合影被造反派撕得粉碎，批斗时他们说我是“一仆二主”——刘、邓的奴仆。我和毛主席的合影他们不敢撕毁，我被“解放”后他们退还给我了。这张最珍贵的合影我常常拿出来观赏，我将永远珍藏。 1957年整风反右，毛主席十分繁忙，他到各省市视察，地方的同志都要请他去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毛主席到各省市除找省市委书记听汇报外，还要找大城市的一些教授来谈话。在杭州时他要我们派飞机到上海接复旦、交通大学的几个教授，毛主席和他们谈了一夜，从他们走时的表情上看似乎谈得颇投机。 有一次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见毛主席，他们要我也一起去，谈话中提到报纸问题。当时上海的《文汇报》、《新民军报》有些右派言论，毛主席说他们利用报纸反党。毛主席问我看不看报，订阅什么报纸，我说基本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时也订阅《北京日报》。毛主席问空军司令部的干部是否都订报，我说不完全都订。刘司令员对我的回答有点怀疑，但他当时没有追问。刘回北京后作了一番了解，果然订报的人不多，于是他决定给每个部、处的办公室订一份《人民日报》，一份《解放军报》，首长办公室加订《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或《文汇报》。 空军第一批女飞行员分配给第三运输团后，刘司令员要我去给叶子龙说一下，想办法请毛主席接见一次女飞行员。痛快得很，叶给毛主席一说就同意了。刘司令员很高兴，他亲自带领女飞行员到中南海。女飞行员到达时，毛主席正在丰泽园的院子里散步。女飞行员走进院子里，毛主席同她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毛主席说：你们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你们能在祖国的蓝天飞翔，很光荣啊！女飞行员微笑地说：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我们太高兴了。接见后毛主席说：我们一起照个像吧！照像时叶子龙要我去参加，我想毛主席是接见女飞行员，我去不合适，就没去。 我在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中，不敢自夸有功，但扪心自问无过。万万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就被江青点名打倒了。吴法宪给我捏造了一堆罪名，造谣说我在专机上安窃听器，说我想谋害毛主席，可谓“罪大恶极”！ 我被“解放”时江青还在台上，空军四届×次全会她还在指手划脚，这次全会没让我参加，坏人散布谣言说何廷一还是有问题的。那时我确实担心能不能重新工作。 我能出来工作，一要感谢邓小平说了公道话，二要感谢毛主席在我的任命报告上划了圈圈。这样江青就不敢捣乱了。 出来工作后情况并不平静，不久小平同志又靠边站了。“四人帮”今天说我们是什么“还乡团”，明天说我们是什么“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对我们被“解放”又重新工作是不高兴的。原因何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毛泽东同志在其《念奴娇·昆仑》一词中曾就“莽莽昆仑”给人民带来的祸福发问：“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想，无论何人，其所作所为，党和人民都会有评说的。 1958年底，毛主席不坐空军的飞机，我的专机任务并没有因此了结。接着为庐山会议服务，执行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主席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现根据原空军通信员柳昆尚提供的材料和我的回顾简述如下。
出访（1）
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这天司令部正开部党委会，我很着急，吴法宪却无动于衷。 1960年4、5月，周总理出访缅甸、印度、柬埔寨、越南。总理第一次访问缅甸乘坐的是里－2飞机，空军和民航共同执行，民航参加这次任务的有徐伯龄和袁桃园等同志。总理访问缅甸回昆明时，在大理、祥仁上空遇到恶劣气流，里－2飞机爬到4000米还颠簸得很厉害，里－2不是高空飞机没有密封，飞到4000米就使人感到氧气不足。我为这种情况很是担心，好在他们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 4月15日，总理访问印度，这次乘坐的是伊尔－18飞机。飞行航线经仰光到新德里。 4月19日，总理访问尼泊尔，因加德满都是个小机场，故改乘伊尔－14由加尔各答飞加德满都。加德满都机场修在一座山头上，跑道两头都是大山沟，降落时掌握不好，就会冲出跑道掉进山沟里。尼方安排周总理访问我国援建的一个工程，那里有一个小机场，位于小山沟里，试飞后认为很不安全，建议改从地面去。 29日访尼结束，由加德满都飞加尔各答，改乘伊尔－18飞昆明。 4月，加尔各答气候已炎热，飞机在机场晒得烫手。为了降低机舱温度，机组驾驶飞机在机场上空转圈降温。这个办法被陪同出访的同志知道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扬说，你们想的办法真妙呀！ 5月5日，总理访问柬埔寨。航线由昆明经河内飞金边。访问结束后，由金边飞河内，得悉河内天气不好，中途降落荣市。 为总理出访亚非欧做准备，1963年我向外交部建议，空军派飞行、领航人员随信使到亚非欧一些国家熟悉航线，搜集飞行资料。 1963年12月，周总理出访亚非欧，因空军执行这次任务无把握，故租用荷兰两架飞机。翌年2月总理出访回昆明时，我由北京带一架伊尔－18到昆明接总理一行到成都休息。 1963年12月中旬到1964年底，总理访问的亚非欧14国是：阿联（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 1964年，为总理再次出访亚非欧做准备，空军和民航试飞喀喇昆仑山，开辟新航线。红旗拉甫建立气象、通信导航站，从乌鲁木齐向和田机杨运送航油。 1965年6月，总理出访，派伊尔—18试航，1965年6月4日，由北京经营4号（鼎新）、和田、巴格达，飞往开罗。5日由开罗试航阿尔及尔。6日由阿尔及尔试飞大马士革，当日由大马士革经卡拉奇回14号。7日由14号回北京，试航按计划顺利完成。 6月7日，总理出访阿尔及利亚。由北京经14号、和田飞卡拉奇。 6月18日，由卡拉奇飞巴格达。 6月19日，由巴格达飞开罗，由开罗飞阿尔及尔途中，得悉布迈丁发动政变，外交部通知空军把飞机飞回开罗。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这天司令部正开部党委会，我很着急，吴法宪却无动于衷。我对吴法宪在部党委会上的讲话很不满意，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我面前说×××对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王平水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发言时我说：“政治上得了感冒病，我上当受骗了。”气得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深刻的教训，戒烟！” 6月22日，总理一行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访问阿尔及利亚。 6月28日由阿尔及尔飞开罗，29日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这两次飞行是执行别的任务。 6月30日由阿尔及尔飞大马士革，总理访问叙利亚。按计算应降落了，等了多时未收到降报，不知出了什么问题，真使人着急。经外交部查询，我驻叙使馆说，机组忘记发降落报了。真是粗枝大叶，虚惊一场。 6月30日由大马士革飞卡拉奇。 7月1日由卡拉奇经14号回京。 总理出访阿尔及利亚之前还访问了以下国家： 4月×日访问达卡。 4月×日访问锡兰（斯里兰卡）。 4月16日，访问印尼。由昆明经仰光，在仰光加油后飞雅加达。 4月24日，由雅加达经仰光回国。 总理访问缅甸、达卡、锡兰、柬埔寨、越南等国，我都送他们到昆明，总理到这些国家访问，我都在巫家坝机场塔台掌握飞机起降。总理出访印尼，由于航线长，从仰光到棉兰是海上飞行，情况比较复杂，机上电台功率小，联络比较困难，有时声音很小，有时听不清楚，真令人着急。因为精神过于紧张，加上长时间等候，为了消除疲劳，吃了两片安眠药，睡到晚饭时服务员来把我叫醒。 总理访问亚非欧，都在14号降落加油，乌鲁木齐备降，和田备份，过去总理出访是中共办公厅召集安全小组会，这次是外交部召开会议布置任务，空军的任务是负责机务、油料和掌握空中动态，随时与外交部联系。 总理访问缅甸、印尼时，我国与泰国还没有建交，美国在泰国设有军事基地，为防止美机偷袭，在国内航线飞行，对空联络采取约定的信号，但缅方听不到着急，这个办法只用过一次。
出访（2）
我和周总理过去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对他的印象却很深，执行他的专机任务后，我认为总理平易近人，对同志无微不至地关怀，办事慎重细心，至今难忘的有几件事： 总理处事考虑周到。访问印尼，外交部向总理提出要我同去。总理说：“他怎么能去，驻我国武官都认识他，他去了人家会产生怀疑，人家会问，他是来干什么的。” 总理办事要求很高。在飞机上研究访问斯里兰卡的航线时，航行局带的航图既旧又破，总理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顿。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连一份像样的航图都没有。”批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总理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印尼回昆明，云南省设宴招待，他来到我们的桌前向机组人员敬酒，我酒杯里的是白水，被总理发现了，罚我干了三杯，差点儿醉倒了。这次宴会可丰富了，吃了很多云南的土特产。 总理非常谦虚。有一次省里的同志想留总理多住一天，他说：“你问问管飞机的人同意不同意。”人家留总理我怎敢不同意，何况我是为总理服务的。 1963年3月，刘主席访问印尼。26日乘伊尔－18由北京飞昆明，在昆明休息准备了约半个月。刘主席和王光美同志住原云南军阀龙云的公馆，人们都叫“龙宫”。陈毅副总理住省委的宾馆，我和机组仍住昆明饭店。出访前我到“龙宫”给刘主席汇报飞行计划和天气，王光美同志在座，刘主席对飞行航线和天气情况问得十分详细。我向陈毅副总理汇报时，他问为什么不能从海上直飞，我说没有航路，他说航路是人飞出来的，他的话使人很难回答。 4月26日，刘主席访问印尼。由昆明飞雅加达，中途在仰光休息加油。 4月20日，由雅加达飞仰光，在缅甸访问了5天，26日由仰光回昆明。 5月1日，由昆明飞金边，在柬埔寨访问5天，6日回昆明。 在专机上，我的位置是在驾驶舱，我要随时了解天气和飞行情况。而朱总司令一乘飞机就同我抢位置，也挤到前舱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和机组谈笑风生，亲切如故。不由得使我回想起战争年代的许多往事。 。 想看书来
山西行（1）
站长看名片是八路军的秘书长，知道是为朱德总司令要车，顿时面带笑容地赔礼道歉，连声“好说好说”、“照办照办”。 我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过多年，十分敬佩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朱总司令最能理解部下的心情，部下合理的请求，他总是有求必应。 1937年1月，红军大学由保安迁至延安。这给总部机关工作人员入学提供了方便条件。不久，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和我们科的邹毕兆、马文波等同志就被选送到“红大”学习。我对他们进“红大”学习十分羡慕，千方百计地也想去学习。为此，我几次向代理局长罗舜初要求，但他都以工作离不开为理由拒绝了我的请求。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里闷闷不乐。当时在电台工作的钱江同志也想进“红大”学习。他看到我为此发愁，就找我商量一起去找总司令。我没有和总司令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