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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卷第11号和第12号上，周佛海连续发表了《三*义的本体》和《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及其动因——再论三*义的本体》两文。他在文章中，以唯心主义的“民生史观”，大谈所谓“三*义的本体”；竭力否认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只要阶级的存在，剥削和压迫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剥削和压迫的存在，必然引起阶级间的矛盾与斗争，在阶级社会中，绝没有任何政治、经济乃至民族间的一律平等。他宣称“第一，*、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都不过是民生问题的表现，所以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问题。第二，民族、政治和经济他们本身发生和发展，都是以民生为最后的动因，所以世界上一切现象的动力，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三*义只有一个出发点和归宿点。三*义的出发点，在解决民生问题，三*义的归宿点，在保障民生。所以三*义，归根到底，只是一个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是民生主义的手段。”47
周佛海自知他的这一套“理论”，无法说明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有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由此而发生的阶级斗争，以至民族间的侵略和被侵略等社会现象。于是又以《社会现象的交互作用及其根本动因——再论三*义的本体》为文，对谬论进行“补充”。他声称：“民生的含义”，有两个要素：“第一，是人类求生存的欲望与意志；第二，是人类求生存的技术与方法。”在这“两个要素”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存的技术”，这是“社会进化的决定动因”。他说：人类生活的历史，“乃是和自然斗争的历史，乃是和自然争支配的历史；社会进化的历史，根本上，乃是人类战胜自然的历史。”因此，“人类要维持生存和改良生活，就要克服自然和利用自然。”也就是要提高生存技术”，否则将“终为自然所消灭，强烈的生存欲望，只有落空。”照周佛海的逻辑，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绝不要进行任何形式的反抗和斗争，只要一心提高“生存技术”，就可以满足和实现“生存欲望”了。
除此，周佛海还先后发表了《评日本人论三*义的原理和实行》（第1卷第4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和民众运动》（第1卷第6号）、《日本的危机和我们的努力》 （第1卷第7号）、《革命青年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第1卷第9号）、《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及建设事业和民众运动》（第1卷第10号）、《中国经济问题之三*义的考察》 （第2卷第3号）、《总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第2卷第6号）等文章，并先后出版了《三*义的基本问题》、《三*义论丛》等小册子。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主办《新生命》（3）
与此同时，1928年4月1日，还由《新生命月刊社》出版了周佛海所写的《三*义之理论的体系》。这本书曾一版再版，到同年8月1日，便连续三版印刷，3个月中，便销售了4万余册。
周佛海在该书的《自序》中，曾对此书的写作意图及成书的经过，作了如下的说明：
这本书的著作，是发意于广州，拟稿于武汉，着色于南京，继续执笔于上海、广州、南京，最后完成于上海。
民国13年5月，我从日本返国，应戴季陶先生电约，赴粤襄助中央党部的宣传工作。旋为广东大学聘为教授，一直到14年12月，才离开广州。14年3月13日，得到消息，知总理已逝世于北京。当时感觉总理已离我们而去了。总理所留下的主义，正待我们去发扬光大，于是就发生了一种动机，要把总理的主义，分析综合，而著成一有系统的书。这便是著作本书的发意……但是14年12月，因反对鲍罗廷破坏广东大学而离粤。此后任教武昌大学及武昌商科大学，因为教务冗忙，这种志愿，终没有达到。15年9、10月之间……其时我服务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书傍午，更无暇从事著述。16年1月，奉蒋介石先生之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共产党恽某（指恽代英——笔者）为政治总教官，政治教官中，亦不少共产党徒。我以为三*义一课，如果听共产党徒讲授，难免其曲解和恶意的批判。所以虽身兼数职，事务繁难，然而尚力兼政治教官，讲授三*义。因此，就草拟了讲授大纲。这便是本书的拟稿。……同年5月，因为反对共产党潜行到宁。时南京正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介石先生命为该校政治总教官。因为工作较闲，于是着手著述。这便是本书的着笔。在宁著成总论和民族主义两章。8月，介石先生下野，学校改组，我就回到上海。在沪住了两周，著成民权主义一章中的最初两节。旋接（戴）季陶先生电约，任教广州中山大学，在粤小住月余，完成民权主义一章。11月，因粤变返沪。在沪又作成民生主义的一部。应南京中央党务学校之请为短期的讲演，在南京住了两星期。这两星期中，于授课之暇，作成平均地权一节。16年1月之后，虽然都在上海，但是因为编辑《新生命》月刊的关系，时作时辍，没有继续从事本书的著作，直到3月初旬，才作成节制资本一节，而全书因以告成。
笔者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周佛海的《自序》，甚至将他诬蔑共产党的文字也不加删除，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如实地暴露周佛海著作《三*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的目的。其目的不过是歪曲孙中山先生三*义思想的本意，假借三*义，反对共产党人所主张的*主义。
第一，周佛海在大谈所谓的三*义时，根本不谈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的新生，国民党在组织上的发展，以及以北伐战争为中心的国民革命的胜利，都是由于执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结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声明：“国民革命的运动，必特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农夫、工人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主办《新生命》（4）
但是，在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之后，却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工农群众的组织，如工会、农会被取缔，工农领袖或被屠杀，或被投进监狱，工农群众在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所获得的权利都被取消；一切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和斗争，都被禁止和遭到*。工农大众以至各阶层民众，依然处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之下。于此，哪里有任何民权、民生和民族平等的三*义可言？
第二，周佛海以所谓主义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否认*主义真理的普遍意义，叫嚷*主义不适合于中国。他诬称，*主义是“舶来主义”；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性，而不能行一个完全同一的主义，因此，“就不应该生吞活剥或削足适履的盲从舶来的主义，也不应该妄思踖等的梦想实现将适用的主义”。他说，这首先是因为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社会所发生的问题，不一定完全一样。各时代，各地方都各有特殊的环境，所以都各有特殊的问题存在。即使是发生的问题是一样的，虽然有其共同性，但是也各有其特殊性，所以适用于一时代一地方的主义，不必适用于别时代别地方，“列宁的共产主义，最大限度，也不过适用于俄国。”
同时，由于主义具有“排他性”，因此同一时间和空间，不能行两个以上的“主义”。如果同一时间，同一空间行甲、乙两种不同的主义，结果，不是甲主义消灭乙主义，便是乙主义消灭甲主义。“一定内容，一定性质的问题，在一定时间，一定地方，只能拿一种内容一定，性质一定的主义去解决”。否则，拿两种内容不同，性质各异的主义，“去解决一个性质一定，内容一定的问题，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既是勉强做去，效果上一定生出纠纷。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两种主义中的一种，排出别一种，自己去解决要解决的问题。”
按照周佛海的逻辑，既然*主义是由别国产生的主义，当然是在排斥之列。照他的话说，便是“在中国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时代，除却三*义之外，就不应见异思迁的信仰别种主义。”他宣称，由他解释篡改的“三*义，乃是唯一的革命原则。”48
第三，周佛海以所谓全*义和渐进主义，反对*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声称：三*义的民权主义，不是求一阶级、一民族的民权，在求全民众，全世界的民权。所以他在近世的*主义之中，成为最进步、最完全的主义。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问题，周佛海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虽然正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也走上了成长的路程，然而都还没有达到完全成熟的状态。在中国虽有阶级的区别，而阶级悬隔，不甚厉害，只有大贫和小贫的不同，没有大富和小富的区别。“所以阶级之间，没有显然的，全部的意识的和政治的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在中国“此路不通”。49
他说，三*义的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便是民生。三*义的根本作用，便是解决民生问题。排除民生的障碍，保障民生的安全，充实民生的内容，促进民生的问题上，这便是三*义的唯一的根本作用。他宣称：共产主义主要在解决分配问题，而民生主义则同时解决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在解决的方法上，不是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而是“以和平的，渐进的方法，谋经济组织的改良。”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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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侍军旅（1）
蒋介石由于汪精卫促其复职的提案，被四中全会预备会议通过，于1928年1月4日由上海赴南京主持大计。1月9日，蒋发表通电，宣告复职，并负责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事宜。但是，汪精卫却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受到桂系的攻击和特别委员会的通缉，而被迫亡命赴欧；胡汉民、孙科、伍朝枢一派，也因与蒋介石无法合作，不得不于1928年1月25日，以出国考察为名，离上海赴欧美；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居正等，也先后赴日本。这样一来，蒋介石由于其对手一一离开，轻而易举地成了国民党的当然领袖。
1928年2月2日，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在这次全会上，蒋介石不仅当上了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而且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主席。2月23日，经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推蒋介石为中央党部组织部长。3月7日，又推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经过四中全会，蒋介石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成为国民党内最有实力和具有最高权位的人物。而周佛海则作为蒋介石的得力亲信，追随其左右。
一朝天子一朝臣。蒋介石复出之后，排除异己，大量安插亲信，派周佛海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比起政治总教官来，官升一级。当时，周佛海正在上海编辑出版《新生命》月刊，著书立说。他说：“在上海正干得起劲，真不想到南京去重弹旧调。以后因为命令既不可违，友朋又复相劝，所以把《新生命》月刊，带到南京来编，重复穿起军装，挂起皮带，去过半军人半文人的生活。”51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开始第二次北伐。当时国民革命军共有四个集团军，即蒋介石自任总司令的第一集团军，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总司令的二、三、四集团军。四个集团军同时并进。6月3日，在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京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北京、天津全面推进，逼进北京郊区。面对如此形势，占据北京的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无可奈何，不得不于6月3日退出北京。6月5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各路北伐军会师北京。6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宣称，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告成。6月20日将北京改为北平。
北京是历代古都，又是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灵榇暂厝之地。蒋介石是以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自居的；为了表示继承孙中山的遗训，并以此压服其他各派，确立和巩固其领袖地位，所以在北伐完成后，决定在北平举行四个集团军总司令祭奠孙中山的盛典。
在北伐进军时，周佛海因任南京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所以没有随军出发。蒋介石由于要到北京举行祭奠，所以除要一些武将随其前往外，也要一些文人，为其舞文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