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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教育厅颁布了《江苏省社会教育机关推行生计教育具体方案》。周佛海在《推行生计教育弁言》一文中称：
本厅对于生计教育，向极重视。年余以来，其所孜孜努力者，如恢复省立苏州工业学校，以为江苏新工业之基础；奖励私人设立初级职业学校，以期职业教育之普遍；充实省立普通中学兼办各职业科之设备，以求教学效率之增进；整理并改进省公立各职业学校，以求学校工厂化，学生工人化之实现；联络各企业实业机关，以期学校与生产打成一片。并且提出：今后“无论大中小学，均须加重职业训练，务使教育生产化，生产教育化，凡由学校毕业之学生，皆可以单独谋业”。91
《推行生计教育具体方案》规定：各县县立民众教育馆及农民教育馆，均须推行生计教育，并须负责研究试验推行生计教育之方法，对生计教育的具体内容也作了详细的规定。
1936年6月，周佛海在《江苏教育最近之动向》一文中，对他主持江苏教育以来的情况作了如下总结。他说：自他承担教育行政以来，一切似已入于正轨。其应整顿者，亦已整理就绪；其应改进或发展者，虽因经济或其他事实关系，未能尽如理想，然就大体言，尚觉稍有成效。
周佛海具体列举了在中等教育、初等教育、义务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情况。关于中等教育，他说，最注重者为精神体格之训练，提高程度与充实设备三项。关于初等教育方面，除注重提高质量外，努力谋量的扩充，故年来推行义务教育为江苏省教育厅中心工作之一，入学儿童已有所增加。92但他承认江苏省学龄儿童400万，入学儿童只有130万，占33％；失学儿童为270万，占67％。他说假定每年能增加10万学生入学，假定江苏人口的出生率不增加，那么要到27年以后，义务教育才能普及。93关于社会教育，则注重强迫识字教育，以期逐渐扫除文盲。94
民众训练部长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式后，全体委员往礼堂门外，分别立于台阶摄影留念。但当摄影完毕，与会者刚刚转身复返礼堂继续开会时，有位名叫孙凤鸣的“晨光通讯社”记者，却从相机中拿出手枪，朝着立于第一排中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连连开枪。由于汪精卫是在转身之中，所以他的左颊、左臂及背部连中三枪，枪响之时，汪精卫应声倒地，站在汪身旁的张学良及会场警卫，迅即奔向行刺者，将其手枪踢掉，同时连连开枪，将孙凤鸣打倒在地。
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急忙下令用急救车将汪精卫送往鼓楼中央医院抢救，并封锁会场，不使人出入。通过对采访许可证等各种线索的追查，查出此事系晨光通讯社所为，随即将该社人员逮捕或通缉，追查人犯。
依照通常的情况，全体中央委员摄影，时为中央常务委员的蒋介石，当然应入座合影，但事有凑巧，蒋介石因故未能下楼参加摄影，而晨光通讯社的这次谋刺活动，是经过长期策划，周密准备，其谋刺的对象恰巧又是蒋介石。这不仅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派系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全国人民对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妥协，对内*反人民，致使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不满。由于谋刺对象蒋介石未在现场，谋刺计划又不能不进行，所以刺蒋不成，便改成刺杀汪精卫。因为汪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是国民党内外政策的具体推行者，被刺也是罪有应得。
但是，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等改组派要员不了解此中内情，而且蒋又不到场，更增加了他们的猜疑，以为蒋是借故不参加摄影。
汪精卫被送往医院，经过检查，发现枪伤不甚严重，不致有生命危险。经住院治疗，相继将左颊及左臂大部分弹片取出，消毒缝合，很快痊愈，但背部子弹因夹于5、6肋骨间，手术容易损伤脊椎，造成生命危险，故只是予以消毒，未敢施以手术。11月20日，汪出中央医院，赴上海，往德国医生诺尔医院继续检查治疗，终将左颊残留弹片全部取出，但背部子弹仍留体内。
12月1日，汪精卫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各部、会长，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汪的辞职，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仍然选举汪精卫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6年2月19日，汪精卫根据德国医生诺尔的建议，乘船离上海前往德国温带地区疗养。汪精卫的赴欧，标志着自1932年1月以来，蒋汪合作体制的解体。由于汪的辞职，改组派要员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褚民谊等，也相继提出辞去各项任职。陈公博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部长，陈公博的辞职，其遗缺经蒋介石的提议，由周佛海继任。这样，周佛海便轻易地由一般的中央委员，而得以进入中央领导机关，担任实际的领导职务。
民众训练部，顾名思义，是对民众的组织与训练，而民众组织不外乎壮训练及青年训练；而青年训练，又主要是学生。当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所以主要是对学生运动的防范与控制。所谓训练，不过是宣扬国民党政府的各项政策，迫使学生遵守与服从自己。因此，周佛海的主要任务，便是往各大、中学讲演。民众训练部只是一种公开的名称，其实际活动又与国民党的特务机构如军统、中统等密切配合，相互协调。
1936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各界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致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裂。12月12日，身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联合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变，武装扣押了蒋介石，是为“西安事变”。
时在德国疗养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发生，立即启程回国。汪精卫本来以为蒋介石再不会安然返回南京，因此，国民党的军政，非他主持莫属。但是，在船行途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安然返回南京。于此，汪精卫取蒋地位而代之的企图化为泡影。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时，受到国民党中央所派代表邵力子、周佛海、周启刚等人的迎接，并同船往上海。1月18日，汪由上海飞抵南京。20日，就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并主持会议。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由于汪精卫的复职，所以汪派人物也经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出任各项职务。民众训练部部长本为陈公博，现在陈要重新任职，因而顺理成章，仍任其为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职位有限，陈公博要出任，周佛海只得退任。
2月21日下午，周佛海从陈布雷那里得知，蒋介石拟改令陈公博任民众训练部部长。闻此消息，周佛海说：“此事在余个人并无得失关系，前年得之意外，今不能谓失之意外。”话虽然如此，但内心却很不是滋味。是日晚饭后，当他与好友包惠僧谈及“个人升沉得失，离合悲欢”时，“不禁感慨系之”。95从接任到卸任，周佛海只当了一年稍多一点时间的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真可谓短命的部长。
低调俱乐部（1）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
侵吞华北，征服中国是日本由来已久的对华政策基调，卢沟桥事变不过是日军为实现预定计划，为武装侵华制造借口。
卢沟桥位于北平西南20余里处，是北平通向外界的唯一交通咽喉，卢沟桥的得失与否，不仅关系到北平、天津的安危，也直接关系到华北的安危，中华民族的安危。
七七事变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及各党派的强烈反响，全国人民一致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行径，坚决支持二十九军的英勇抗战，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的高潮蓬勃掀起。
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地将领也纷纷致电中央，要求对日抗战。
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挽中华民族于危亡，是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体现了全国各界民众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那么，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周佛海表现如何呢？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周佛海以及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正准备前往庐山，出席由国民党中央召集的各党派的领导人和教育、学术、金融、经济界名流谈话会。
周佛海是指定为出席庐山谈话的人员之一。7月10日，他在镇江召集教育厅师范各科教学进度表编订委员会会议并训话，接着向教育厅各科下达在他赴庐山期间应办理的各项事务之后，离镇返南京。7月12日晚，他随参加庐山谈话的众人，如青年党的曾琦、上海暨南大学的校长何炳松、江苏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赵棣华、杭州《东南日报》主笔胡健中、立法委员杨公达等，由下关同船前往九江，于13日中午抵达庐山。
庐山谈话会于16日上午在庐山图书馆举行，首先由汪精卫就政治问题，如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等问题作一“引论”。接着参加谈话会的张君劢、曾琦等相继发言，阐述对宪政问题的意见。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讲演，阐述中国政府对日本一贯的方针和立场。鉴于华北局势的严重，蒋介石即于20日下午离庐山返南京。周佛海也未等谈话会全部结束，亦于22日下山，下午飞抵南京。
国民党内部对于卢沟桥事变的处置，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对立的抵抗与妥协两种态度。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的演讲，申述了中国政府酷爱和平，“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的外交政策。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针对日本的无理要求，蒋提出了解决事变的四项原则立场，即：“（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中国不求战，只是应战，但是“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加强了对华北的军事部署。23日下令限期完成石家庄附近工事；令孙连仲部限期完成沧州至保定的工事。并且命令宋哲元加紧备战，从速部署，决心大战。96 。 想看书来
低调俱乐部（2）
7月26日，当日军侵占廊坊，继续向南苑轰炸进攻时，蒋介石便明确指出：“大战刻已开始，和平绝望。”9728日，日军对北平近郊发动总攻击，是日晚，宋哲元偕北平市长秦德纯离北平赴保定，命令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等职务；命令二十九军各部向永定河南岸退却。29日，北平实际已沦于敌手。
29日，蒋介石就平津局势的骤然变化，发表谈话时，关于今后的对日方针称：政府绝不能“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亦“决无妥协与屈服之理。”98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蒋介石的谈话和采取的措施，作了充分肯定。毛泽东指出：蒋介石的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9923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支持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所提出的四项要求，并要求采取一切具体办法来贯彻所宣布的抗日方针。
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以及少数社会名流，都对抗战毫无信心。他们力主与日本妥协：对于普遍高涨的抗战要求，则是非常恐惧和仇视的。周佛海便是失败论的代表人物。他力主妥协，反对发动全国性抗战。他说：
七七事变即卢沟桥事件勃发时，适值庐山举行庐山谈话会，集合各党各派朝野人士会议。此时，中日两军冲突的消息，传到了这谈话会席上，我那时深感“这事情是不好的，并且是非常麻烦的问题。这就是说，各党各派的朝野人士，是虽都集合在这里，但从当时的空气来说，对日强硬态度是很昂扬的。”100
在他看来，假使不是庐山谈话会的话，也许就不会有对日全面战争。
他诬蔑共产党以及桂系之所以主张抗战，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