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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他的眼睛顿时噙满了激动的泪水。他接着呜咽地轻唤了一声“周主任”，就似乎骨刺哽在喉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周恩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这时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此刻，他并不答话，而是身手敏捷地上了租船，坐到陈赓对面。
那名梢公见周恩来坐定，口里唤了一声号子，便将船悠悠地向黄浦江江心划去。
陈赓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往前挪动几步，欲靠向周恩来。
周恩来见陈赓泪眼婆娑，忙伸出手臂，轻轻拍了拍这个昔日的学生、今日的战友的肩头，抚慰地说：
“你的心情我很理解。但现在还不到我们流泪的时候。你要坚强起来，既要跟伤病斗，又要跟凶恶的敌人斗！”
“嗯！”陈赓坚定地点点头，马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用希冀的眼光望着周恩来，“周主任，我请求党组织，给我安排工作。要马上安排，否则我的身体要闲得生锈了！”
“我今天所以约你，就是正式通知你，经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由你在特科中建立情报组织。希望你能挑起这副担子，使党中央在目前险恶的环境中能准确地掌握敌人的动向，更好地保护自己，从而指导全国的革命。”
接着，周恩来给陈赓介绍了中央特科的基本情况：
中央特科成立于1927年11月，是中共中央的政治保卫机关，前身是武汉时期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其主要任务就是在党中央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依靠革命群众，深入敌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的安全。目前，特科组织尚不健全，内部仅有一个总务科和一支专门镇压叛徒内奸的“红队”。中央政治局集体研究决定，要在“红队”的基础上组建行动科，另外还要着手筹建一个专门打探敌人情报的情报科。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是顾顺章（已决定由他组建行动科），总务科长是洪扬生。
“顾顺章同志，你应该是熟悉的。”周恩来征询地望着陈赓。
陈赓点了点头。1926年9月至1927年2月，他曾与顾顺章一起到苏联远东地区学习过苏联的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
周恩来接着说：
“今后，你除负责筹建和直接领导情报科外，主要是给顾顺章同志当副手。对这个新工作，你有没有信心？”
陈赓坚定地点点头，说：
“请周主任放心，我陈赓身上这一百多斤的肉，算是全部交了党费了。我生是党的人，死了烧成灰，也要变成党的鬼。”
周恩来被他的诙谐逗笑了：
“你呀，活宝的脾气还是改不了。”
顿了顿，周恩来神情严峻地告诉陈赓：
“虽然党中央全部设在法租界，但是，国民党的特务警探却随时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相勾结，共同缉捕我们的同志。今年2月16日，江苏省委由组织部长陈乔年主持，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上海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也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产业总工会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早有预谋的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场。结果，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的负责同志共十一人被捕。据说他们目前已被引渡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但出卖他们的叛徒至今尚未查实。因此，眼下你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在敌人内部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反间谍内线，刺探敌情，营救入狱的同志。”
“是！”陈赓神情肃穆地点了点头。
“至于情报科的具体做法，那就是‘打进去’、‘拉出来’。所谓‘打进去’，就是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向国民党的特务、军队、警察、宪兵机关和租界巡捕房派人去自己搞情报。所谓‘拉出来’，就是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和租界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人，尽量设法拉出来为我党工作。”周恩来边解释，边从口袋里拿出一份叠好的《申报》，对陈赓说，“这里面有一份材料。是党员陈养山同志写给中央的，他推荐一个人做我们的内线。这份材料你拿回去，先用心研究，然后，通过陈养山同志介绍，认识一下此人，摸清他的真实情况，再向我汇报。”
陈赓接过那份《申报》，小心翼翼地掖入内衣的口袋……
二、杨登瀛，中共第一个反间谍关系
原来，陈养山极力向中央推荐的人名叫杨登瀛。
杨登瀛，本名鲍君浦，又名刘君珊，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1919年赴日本留学，明治学院肄业。回国后，一度参加学生军。不久，又赴日本，在大阪市日支经济通译社就任译员。翌年回到上海，就职于日本人办的基督教青年会。
1925年年末，中###员陈养山在国民党中央交通局（秘密设立于上海公共租界，该局的局长是中共早期党员恽代英）任职时，经人介绍向杨登瀛学习日文，两人遂相识。当时，陈养山所在的交通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广州出版的大批进步的书刊杂志，由广州运到上海再转发全国各地（也只有这样，进步书刊才不至于被各地尚由北洋军阀控制的邮局没收，因为上海其时也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
由相识而相熟后，陈养山便经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刊送给杨阅读，使杨逐步接触了不少共产主义思想，从而向往进步，并结识了在上海活动的不少共产党人如沈雁冰、赵子昂、陈望道等。杨还高兴地说，如把这些书刊译成日文寄往日本报社发表，能得到较高的稿费。
其实，杨登瀛本人家里亦有不少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时便赠送给陈养山，帮助陈学习日文。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以后，陈养山被迫离开国民党中央交通局，转入地下工〖BF〗作，随后又回到浙江老家避风。1928年春节后，他从家乡潜回上海，因为一时找不到党的关系，就暂时避住在北四川路杨登瀛的家里。两人朝夕相见，无话不谈。不久，他在一家报馆找到一份NCB47口的职业，另租了房住，遂离开了杨家。但两人仍保持了往来。〖BFQ〗
这年（1928年）3月中旬的一天，陈养山在报馆突然接到杨登瀛的电话，约他晚上到静安寺路的一家白俄咖啡馆喝咖啡，并暗示说有一件大事须与他商榷。
陈养山便问是什么大事。杨登瀛顿了顿，说：
“电话里说不清，也不便说。”
临挂电话时，杨登瀛生怕陈养山失约，反复强调：
“记住呀，是白俄咖啡馆。你千万要记得来呀！”
当天晚上7点钟，陈养山如约进入咖啡馆时，杨登瀛早已恭候多时了。 。。
陈养山落座后，首先致歉：
“杨兄想必久候多时，养山来迟，实在惭愧。”
“你我又不是一两天的朋友，何必客气！”
“不知杨兄有什么大事相商？”
“是这样的——”杨登瀛忽地降低声调，凑在陈养山耳旁道出了事情原委：
1925年以前，杨登瀛经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书店买书，结识了在该书店供职的杨剑虹。杨剑虹后来成了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日本常有各行业的工会代表到上海来，想会见工运方面的开明人士，并且都是以杨登瀛所供职的上海日本基督教青年会的名义组织和联系的，故杨登瀛由于工作上的需要，与从事洋务工会工作的杨剑虹交往十分频繁。这样一来，加上又同是广东人，两人的关系遂进一步密切。不久，杨剑虹离开上海，到广州投靠了国民党，成了陈立夫的亲信。是年10月间，杨登瀛利用职务的便利，顺道到广州拜访了杨剑虹。1927年，杨剑虹随国民党右派入主上海，亦常去杨登瀛家玩。1928年元月，蒋介石从故乡浙江奉化回到南京复职。这年2月，蒋介石操纵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夺取党政军独裁大权以后，为了对付国民党内其他各派系的反对势力，尤其为了对付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特地在自己兼任部长的组织部下面设立了党务调查科，任命中央党部机要秘书陈立夫兼任主任、张道藩为副主任。由于陈立夫的器重，杨剑虹出任该科采访股总干事。不久，陈立夫偕张道藩、杨剑虹自南京到上海，以所谓“办案”为名，同国民党在沪的党、政、军、警机关广泛联络，准备筹建派出机构。杨剑虹便趁机举荐了好友杨登瀛。杨剑虹这样做，一者看在老乡加朋友面子上，二者相中了杨登瀛在沪上的广泛交游，且是个日本通。换言之，杨登瀛是个有用的人才，必将能派上大用场。为表示求贤若渴，礼贤下士，陈立夫不惜放下架子，亲自选定一家日本餐馆，盛宴招待了杨登瀛。盛情之下，酒酣脑热的杨登瀛一时嘴软，竟稀里糊涂、不假思索地答应了陈立夫、杨剑虹的邀请。但是，告别陈立夫、杨剑虹之后，待心绪稍稍平静下来，又经过仔细斟酌，杨登瀛不由在内心产生了矛盾。所以，杨登瀛决定在正式就任前，征求一下共产党朋友陈养山的意见。这就是杨登瀛约陈养山喝咖啡的真正用意。
介绍完情况，杨登瀛瞅了一眼陈养山，开诚布公地说：
“不瞒老弟讲，要我这人为国民党做事可以，但如果当侦探、搞###，又不告诉共产党，不仅对不起你这个共产党朋友，而且不取得你们的谅解，恐怕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倒小可，只怕这颈上吃饭的家伙也保不住喽！”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陈养山一时还未回过神来，他不由怔怔地问，“杨兄到底准备做何具体打算呢？”
“我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暗地里也帮你们做事。当然喽，同时，我又能从你们这里弄点真假情报。这样一来，我就既可以做国民党的侦探，又不必有生命之虞！”
“这件事我还做不得主。不过，既然杨兄如此看重老弟，我一定会尽快给你转来我们的答复。”
其实，陈养山当时也举棋不定：如果真如杨登瀛所说，他能在国民党的心脏机关为我们提供情报，那岂不等于从敌人营垒中拉出来了一个反间谍关系？倘若弄巧成拙，则岂不会殃及党的安全？
“怎么办？”辞别杨登瀛后，陈养山在心底反复问自己。最后，他打定主意，决定按照组织原则，连夜将这个情况写成材料，通过他所在的中共闸北区委上报党中央定夺。
陈赓在仔细研究了陈养山的材料后，又通过组织安排找到陈养山，详细了解了一下杨登瀛的情况。嗣后，在陈养山的安排下，专门约杨登瀛见了一次面，直接了解杨登瀛同国民党的关系。晤面时，杨登瀛明确表示愿意将掌握的一切情况提供给共产党。
了解了详细情况后，陈赓遂向周恩来作了专门汇报。他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认为杨登瀛此人比较可靠，因为他历来同情革命，而且在目前的情形下他仍与我党的一些同志相处融洽。因此，我认为他可以做我们的内线人物。”
周恩来沉吟了一下，说：
“像杨登瀛这样一个人，政治上虽然不是很可靠，但在隐蔽斗争中，只要我们加以正确引导，是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至于是否使用杨登瀛，我将同罗迈（即李维汉）、亦农等同志商量后才通知你！”
周恩来想了想，又对陈赓说：
“考虑到特科工作的特殊性，今后，由你做我的单线联络人。同时，我还考虑了一下，你应该有一个化名，你看叫王庸怎么样？”
“好的！”
几天后，周恩来正式通知陈赓，说中央已同意谨慎使用杨登瀛。他还交待说：
“今后先暂时由你跟杨登瀛单线联系。至于他个人有什么要求，你可以先酌情答复他，然后向我报告。还有，陈养山同志以后就归你使用了，免得你当个光杆司令。”
陈赓遂主动约杨登瀛见面。见面时，陈赓高兴地紧紧握住杨登瀛的双手，对他说：
“登瀛兄，经请示中央，同意你做我们的内线，希望你忠实地为我党工作。”
“谢谢贵党对我的信任！”
“以后，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认为目前你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还不高，希望你利用同杨剑虹的特殊关系，尽量多地接近陈立夫、张道藩，争取尽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和重用。同时，希望你能在近期内迅速展开工作，多接近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市公安局和英法租界巡捕房。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尽量满足你。”
“我一定尽力而为！不过，张道藩最近要在上海举行婚礼，他有意让我具体操办。现在，我手头确实有点紧……”
“这很好呀！这是接近张道藩的最好的机会了。你放心，至于你打给张道藩的包封，我会随时替你准备好！”
原来，刚刚接替陈立夫出任党务调查科主任一职的张道藩，是个十足的伪君子。他是贵州盘县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曾留学法国巴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