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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听完陈赓的汇报，蹙眉陷入了深思。然后他掐指算了算，说： 。。
“今天是16日，距离敌人引渡还有三天的时间。”
接着，周恩来果断地说：
“这样吧，明天，希望陈赓同志继续通过内线，查实一下引渡路线。下面，我们研究营救计划。”
最后，大家一致议定的意见是：一、准备在引渡的中途武装劫持；二、一旦武装劫持失败，再通过其他的途径营救。
不料，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翌日晚，当陈赓约见杨登瀛的时候，杨登瀛告诉陈赓，陈立夫已于当天清晨自南京抵达上海，下午在钱大钧的官邸约见了他。陈立夫说蒋介石很重视罗亦农被捕一案，要不是因为正在山东前线督军北伐，蒋还会亲自赶到上海处理罗亦农一案。另外，陈立夫与钱大钧以“夜长梦多，谨防有变”为由，决定尽快引渡罗亦农，并且钱大钧已命令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具办交涉事宜了。据杨登瀛估计，引渡时间绝不会超过第二天中午。
这样一来，营救罗亦农的第一种方案显然已无法实现了。因为罗亦农被引渡的时间，已亲自掌握在陈立夫和钱大钧的手里，即使杨登瀛弄到了具体时间，等到通知陈赓和顾顺章等，劫持工作也显然已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准备，这样就很难确保中途劫持的成功率，而一旦劫持行动失败，无疑会加快敌人对罗亦农的杀害。
“但如何实施第二种营救计划呢？”陈赓汇报完杨登瀛的情报，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顾顺章当即冒险地提出：待罗亦农被押解到警备司令部之后，乘敌不备，武装劫狱。
陈赓首先反对这一冒险盲动的做法，他说：
“我不同意！首先是我们的力量太弱，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上海国民党军队的老巢，防备极为森严。再则太冒险了，以我们现有的‘红队’力量，无异于以卵击石，成功的把握微乎其微！”
周恩来听罢，先不表态，而是走到办公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两张报纸，递到顾顺章和陈赓的手里，沉吟地说：
“这是最近两天的报纸，头条新闻都是关于亦农同志被捕之事。他们声称：首要已擒，共祸可熄。当然，这是敌人借此制造舆论，给群众造成一种共产党已不成气候的假相。但反过来想，这说明敌人十分惧怕亦农同志，必欲除之而后快。事已至此，依我看，营救亦农同志脱离虎口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
陈赓闻听此言，内心一阵悲恸。他近乎哀求地问周恩来：
“难道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周恩来坚定地摇摇头。他想了想，又说道：
“当前，我们只有静观事态的变化了。但是，哪怕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能放弃。请陈赓同志尽快设法和亦农同志取得联系，听听他的意见。”
“是！”
诚如杨登瀛所言，敌人果然在4月18日中午以前，将罗亦农引渡到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并关押在司令部内陆军监狱男牢。
鉴于罗亦农在中共内部的重要地位，陈立夫、钱大钧均不敢擅自裁决。两人合计后，决定由钱大钧再次电告蒋介石，请示处理意见。同时，他们布置军法处长裘某对罗亦农进行审问。裘某连续审问了三次，罗亦农除告诉他已然公开的姓名和身份外，其余一句话也未多讲。
4月19日，杨登瀛奉陈立夫的命令调来审讯记录。陈立夫审阅后，也不顾及自己的身份，当着杨登瀛的面，就破口大骂：
“这就是###的领袖！比茅厕里的砖还要臭，还要硬！”
杨登瀛吓了一大跳，他还是第一次见到陈立夫如此暴跳如雷、如此歇斯底里。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先生打算如何处置罗亦农呢？”
“杀无赦！”陈立夫恼羞成怒，咬牙迸出这三个字。过了会儿，他的情绪稍缓和了下来，又悠悠地说，“当然，必须得等到蒋主席的来电，由他亲自裁决。”
就在罗亦农被引渡后的第三天（4月20日），蒋介石从北伐前线山东曲阜发来了回电：“就地枪决！”
翌日，罗亦农身着直贡呢马褂和灰色哔叽长袍，脚穿皮便鞋，在一个排的敌人押解下，从容步入刑场，英勇就义。
罗亦农牺牲后，敌人残暴地把他的遗体暴弃郊外，并严令不许收殓。周恩来知道后，命洪扬生带了两名同志，于半夜三更，找到乱坟场，将烈士的遗体就地掩埋了起来。
当夜，罗亦农的遗物一封写给新婚妻子李文宜的信，由狱中的同志转送了出来。当周恩来看到遗书上的一句话“学我之所学，以慰我”时，泪水霎时就涌出了眼眶。他在心底痛责自己：“我堂堂七尺须眉，眼睁睁地看着亦农你受死，却又无可奈何！”
周恩来旋即吩咐邓颖超，要她代表中央妇委会，连夜赶到罗亦农的秘密住处，看望、安慰烈士的###。
也就在罗亦农就义的当天晚上，杨登瀛受钱大钧之命，在上海外滩著名的一品香饭店设宴款待兰普逊。酒过三巡，杨登瀛取出预先备好的“红包”，交给了兰普逊，希望他从今往后通力与党国合作。
兰普逊也不说谢谢，竟直言不讳地追问：
“还有五万美金和两本去德国的护照呢？”
“噢，钱将军说为了感谢告密者，他要另设私宴盛情款待他们，并当面将美金发给他们。至于出国护照，他答应将亲自给他们办理，并派人护送他们安全离境！”
“是吗？”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不知你能否告诉我他们的详细情况？明天，我就可以带他们晋谒钱将军！”
“他们是一对夫妇。但这几天不知何故，一直未见踪影。明天我找到他们后，马上打电话通知你！”
随后，在酒酣脑热之际，杨登瀛终于从“铁嘴”兰普逊的口里，套出了告密者的情况。
原来，告密者正是何家兴、郝稚华夫妇。他们从德国留学归来后，被党组织安排以夫妻名义看守戈登路党的秘密机关，同时，何家兴兼任罗亦农同志的秘书。眼见上海滩上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那两颗本不安稳的心被激活了。因为他们早忘不掉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了。随着时日的增加，他们再也不能忍受这种枯燥乏味的秘密生活。于是，他们频繁出入茶楼酒肆、舞场剧院，并且不遵守秘密工作纪律，经常玩得很晚才回家。这些引起了罗亦农的警觉。为此，罗亦农多次对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但他们非但不改，反而心生怨怼。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他们终于决定豁出去，并很快到英巡捕房秘密自首，供出了罗亦农。他们还与英巡捕房约好，一俟罗亦农赶到机关，即由他们的女佣以上街买菜为由，趁机向街头的站岗巡捕报警；并且故意只抓罗亦农一人，使他们得以隐瞒身份，继续在秘密机关守候，直到安全出境为止。
再说何家兴、郝稚华这几日因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虽然如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却始终不敢轻举妄动。那天，当他们从“红队”队员口中获悉罗亦农遇害的消息后，就再也沉不住气了。晚上，两个人躺在床上商议，决定第二天由郝稚华到英租界巡捕房找兰普逊，一俟讨到五万美金，领到出国护照，就马上离开这是非之地。
第二天一大早，郝稚华走出旅馆租了一辆黄包车，匆匆忙忙地赶到英租界巡捕房。大约过了半个钟头，她出来了。当看到那辆黄包车还在门口，就顺便要这辆黄包车把她载回旅馆。
但令郝稚华做梦都想不到的是，这辆黄包车及车夫是顾顺章预先给她准备好了的……
原来，昨天晚上，周恩来得到陈赓转告杨登瀛的情报后，已经知道告密者就是何家兴夫妇了。顾顺章当时就叫嚷说恨不得亲手宰了这对叛徒夫妇。但周恩来未允许顾顺章造次，仍坚持一定要取得充分的证据才可采取动作，并设下了这一个“欲擒故纵”的计谋，故意向他们放风，说罗亦农既已遇害，没必要再对他们保护了。谁知，心虚的何家兴夫妇果真上当。
顾顺章深感事不宜迟，必须赶在何家兴夫妇与钱大钧会面之前除掉这对叛徒，遂立即向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当即指示：
“既然已经彻底查实何家兴夫妇就是叛徒，就要尽快动手解决，不要再造成损失。这次行动，具体由你指挥‘红队’办理。注意：一定要处理得干净利落，不留后患。”
“是！”顾顺章会意地点点头，就匆忙赶往同孚路的一条弄堂，与“红队”的同志们商量具体的行动方案。
在此，有必要赘述一下“红队”的情况。
“红队”，又称“###队”，俗称“打狗队”。
“红队”初建于1925年“五卅运动”时期，当时为了对付少数明目张胆地破坏罢工、迫害工人的工贼，党组织从工人纠察队中选拔少数会打抢的工人组成了“打狗队”，专门对付流？氓、工贼。另外，“四·一二”事变以后，江苏省委在原工人纠察队的基础上，选拔一批政治上坚定，枪打得准，并且对上海情况熟悉的工人，组成一支小队伍，担负起镇压叛徒、内奸的任务，“红队”遂正式建立。在中共中央由武汉迁至上海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专做“打狗”工作的同志到达上海。1927年年底，周恩来把这两支队伍合并起来，交给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直接指挥。开始一段时间，国民党特务警宪和租界的巡捕包探都传说共产党有四条枪，可以横冲直撞，打遍上海滩。因此，“红队”建立伊始就声名赫赫，它在当时无情地镇压叛徒、保卫党中央的安全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红队”队员有李士英（副队长）、邝惠安、邵达夫、谭忠余、王德明、赵一凡、吴蓝甫、陈永嘉、左光余等三十多人，他们多是身强力壮、武艺高强的工人，配备有手枪、炸弹、化学催泪弹。其中心基地在同孚路的一条弄堂里，弄堂口挂有“费国禧律师通讯处”和“信谊代办处”的牌子。弄堂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楼厢房即是“红队”成员聚居点。
情报科成立后，通过情报工作，“红队”更是如虎添翼，可以及时获悉叛徒奸细的活动情况，能够准确无误地镇压叛徒，或者做到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
不久，“红队”通过情报科的内线，甚至已与国民党军队驻浦东炮兵营的炮兵建立了联系，随时可以调动枪支，包括重武器机关枪。此外，“红队”随时能从洋行里买到枪，并由洋行派人送来。遇到重要行动时，特一科即派人到米店购买成批大米，把米袋装上卡车作为射击的掩体，搞成一个活动的堡垒开到现场射击敌人。当时，“红队”使用的交通工具，有小型汽车、摩托车，主要靠自行车活动。这些自行车大都是不登记的，没有牌照号码，一遇紧急关头就扔掉不用。
1930年，特科在长德路专为“红队”举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其训练项目是：熟悉上海各街道里弄的名称、路线和居民住宅的具体情况，熟悉敌特警宪机关和流氓帮会等情况；学习化装术，以便切实有效地隐蔽自己和对敌人实施侦察、监视；学习猜破敌人密码、隐显墨水书写密函以及被捕后打开镣铐、在汽油里掺糖以破坏敌人汽车发动等技术；此外，还学习射击技术。每次学习射击时，他们都是在租借的地下室里秘密进行的。
4月25日清晨，一顶迎亲的小轿沿南京路一条小弄堂缓缓走来，锣鼓、唢呐声打破了清晨的静谧。
当队伍行走到亚洲旅馆门前时，只见一个老板模样的人，将一条长板凳往街中央一摆，往上压了一摞光洋，然后伸展双手，向众人笑容可掬地扯起嗓子喊道：
“请各位兄弟赏光。今天，我借新郎倌儿大喜的日子，向你们讨个吉利！”
见到白花花的光洋，轿夫们马上停下轿子。鼓乐手们也马上挤弄腮帮，使劲地吹奏起来。迎亲的伙计们也不闲着，有的燃起了串鞭，有的点起了“冲天炮”，“劈啪”地往空中放。顷刻间，鞭炮声和鼓乐声混响一团，回荡在宁静的街道上。
附近的居民纷纷揉着惺忪睡眼，跑到街头来看稀奇。
就在这当口，几个人悄悄地溜进了亚洲旅馆。他们用脚踢开一扇房门。正在酣睡的一对夫妇被蓦地惊醒，正待发作，只见几只乌黑的枪口已对准了他们……
一会儿，这几个人掩上房门，走出旅馆，悄然加入到迎亲的队伍中……
其实，这对被惊醒的夫妇正是何家兴、郝稚华。而这支迎亲队伍的伙计们正是顾顺章和“红队”队员们装扮的，那位拦在街中借喜事讨吉利的老板也是预先安排好了的，那些一直被蒙在鼓里的轿夫和鼓乐手们则是临时花钱雇请来的。
四、杨登瀛骗取陈立夫信任（上）
1928年5月上旬，为了筹备并出席党的六大，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夫妇，由上海乘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
就在周恩来动身前的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被敌人枪杀。闻此噩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