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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戴袁世凯称帝，被时人讽称为“洪宪六君子”。袁世凯死后，他被通缉，避居津门租界。待北洋政府以“时事多艰，人才难得”为由发布大赦令，他才复出。
“五四”运动前夕，孙中山先生避居上海，杨度南下谢罪，表示从此追随孙中山，倾心革命。
1918年秋，杨度在上海经孙中山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后回北京，与李大钊过从甚密。1 927年4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后，他曾多方营救。李大钊殉难后，他变卖了在京的房产，冒着生命危险周济被难者的遗属。旋即移居上海，潜心佛学，写过一部研究佛理的著作《虎禅师论佛杂文》。
七、杜月笙的客卿杨度加入中央特…
这时，上海闻人杜月笙听说杨度为当代通硕大儒，不由萌生了投门生帖的念头。
杨度之所以接受杜月笙的拜帖，成为杜公馆的座上客，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一者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当初，李大钊被捕后，为筹款营救李大钊，杨度除拿出全部积蓄的几万块大洋外，还将自己在北京的住宅“悦庐”，一座四合院格局的房屋，仅作价四千五百块大洋卖掉，几乎全部用在营救李大钊及抚恤烈士遗属上。他到上海时，孑然一身，只好在白利南路租了一座简陋的寓所将就住下。迫于生计，最后竟以卖字为生。但他碍于身份和面子，字幅所开润格高得吓人，几乎无人敢登杨度堂入室买字。结果，一代通硕大儒竟落到了清贫如洗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他还参加了中国革命互济会的工作。
二者是挚友章士钊的诚邀。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曾担任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兼###长。因他创办过《老虎报》，故时人戏称他为“老虎总长”。后到上海执律师业，名重上海滩。正因此，杜月笙特邀章士钊为其私人律师。章士钊与杨度是多年的朋友，眼见杨度的日子过得困窘贫寒，岂有不拉他一把的？章士钊遂在杜月笙面前极力吹捧杨度。杜月笙虽是青帮头子，但自知年少失学、胸无点墨，故也知道一点附庸风雅，并特意在自己华格臬路的住宅大门前，贴出一副对联，道是“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何况章士钊给他推荐的又是鼎鼎大名的杨度、杨子先生！
那天，章士钊登进杨府，向杨度说明杜月笙准备有所借重的盛意。杨度听罢，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酸辣苦甜涩。一想到自己堂堂通硕大儒的名分，竟落到在一个流氓头子手下讨生活的份儿，不禁唏嘘慨叹，徒叫奈何！最后，他思虑再三，还是跟在章士钊身后，来到了华格臬路的杜公馆。
杜月笙一听门人报称杨子先生到，连忙下到石阶，将他们迎进了西式客厅。落座，上茶，略事寒暄。杜月笙一脸谦恭的笑容，对杨度说：
“行严兄几次和我谈起子兄，我也早有耳闻。子兄是名满天下的宪政专家，敝人能得到您的指教，真不愧三生有幸啊！”
杨度听到杜月笙这信口恭维的话，顿觉胸襟间涌出一股辛酸。是呵，过去是帝制余孽，今天又沦为流氓的客卿！他竟一时语塞，无以应对。
章士钊眼见杨度为难，急忙圆场道：
“好汉不提当年勇。子兄也是久仰杜先生仗义行侠、古道热肠的。刚才，在来路上，我还琢磨，汉时的朱家、郭解一流人物，因为侠义慷慨，被后人赞诵。其实，他们哪里比得上杜先生！”
杜月笙被章士钊这么戴上一顶“高帽子”，顿时欣喜无比。他不无得意地说：
“听说子兄很重友情，在下也很爱交朋友。不瞒子兄，在下为人处世有一本‘三字经’，就是做人要吃三碗面：一是情面，二是体面，三是场面。这是三碗难吃的面，可是为了朋友，再难都要吃。”
章士钊知道杨度还在想他的心思，为了不致冷场，他急忙附和：
“那是！那是！子兄就是因为急公好义，才令自己落到在上海滩寄居公寓、卖字为生的境地。”
杜月笙故作不知，惊讶地：
“是吗？不过，子兄的困难也就是大家的困难。我在薛华立路有一栋房子，虽然不大，倒还整洁，愿奉送子兄，请万勿推辞！”
杨度眼见与杜月笙初见会面，即赠送居所，可见此人果与常人有异，心里遂不由生出几分敬佩，当即拱手谢道：
“初次相见，就蒙厚赠，真是愧不敢当！”
杜月笙见杨度如此说，心下一喜，他随即试探道：
“若蒙不弃，在下以后就对子兄执门生礼，每月敬俸五百大洋！”
杨度一听，慌乱地推辞：
“岂敢！岂敢！”
章士钊再次打圆场，说：
“我看这样好了，以后子兄就是杜先生的私人秘书，那五百大洋就算是月俸。”
“这样也好！这样也好！”杜月笙乐得顺水推舟，以区区五百大洋捡了个充当门面的大儒……
听罢王老九的叙述，对于杨度，陈赓心中有了较为清晰的轮廓。他暗想：这样一个坚定的帝制余孽，在历经多次动荡以后，居然还暗中倾向革命，尤其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还冒着生命危险接济李大钊遗属，置自身于倾家荡产而不顾，可谓“毁家纾难”。试想，这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呀！以此推论，即便他不幸沦为杜月笙的客卿，也是情有可谅的了。
突然间，陈赓的脑中闪出一个念头：虽然目前在敌特核心建立了杨登瀛这个忠实的内线，还有打进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老宋同志，这两个人对于情报科搜集敌特情报的作用非同小可，但与此同时争取一些辅助性的力量，就如杨度，虽说只能搜集一些一般性的情报，但这些情报亦应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可使党的情报网络愈益健全呀！
陈赓不由为自己突然想到的这个主意感到兴奋！他心里想：对，我得马上请示周恩来，立即着手这方面的工作！
陈赓遂起身与王老九告辞，并有意与王老九互留了联系的电话、地址。
当陈赓将这一主意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经过一番思虑，表示同意。他分析说：“杨度虽说是个复杂的人，但他社交面广，熟悉中国政治情况，可以利用他的特殊身份，为党的情报工作服务。”接着，他又强调，“陈赓，你在以后的情报工作中，对情报人员一定要广为选择，大胆使用，各尽其才，在工作中考验！”
陈赓领悟似地点了点头。
于是，通过王老九牵线搭桥，陈赓很快成为了杨度的座上客。
随着交往日深，杨度渐渐觉得这个小同乡的信仰竟与李大钊相同。一天，他不揣冒昧地问陈赓：
“你大概是共产党派来的吧？”
陈赓先是微微一惊，旋即镇定地说：
“不错，我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
杨度对陈赓的率直已在意料之中，他平静地说：
“不瞒你说，早年我在与李守常先生交往时，一方面听到了他讲及你们的理想和观点，另一方面我自己也认真地读过一些你们的书。恕我打个比方，我觉得你们的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与佛学中释迦牟尼的‘无我’、‘救苦’、‘救难’的宗旨是相通的。所以，外界的人一直对我变卖家产，倾力营救李大钊、接济他的遗属想不通，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我认为你们的思想是可行的，与我十几年来潜心钻研的佛学并不相悖，而且较之中山先生的理论更实际、更适合中国国情。能为李守常先生和他的遗属尽得一点力，我觉得很值！很值！”
陈赓听完杨度此言，惊讶无比。他竟未想到，这个曾力主君主宪政的人竟然还有这样的想法。他原来猜想杨度倾力营救李大钊，或许纯粹出自与李大钊的私人感情。但照此看来，杨度的所作所为不但是一种自觉的行动，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自觉！他心里慨叹，杨度的确非一般人所能揣度！
陈赓立即将杨度的这一情况向周恩来如实作了汇报。周恩来听罢，也不觉唏嘘慨叹。岂料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闻说此事后，连说了三声“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他觉得这件事简直是天方夜谭！
八、李立三、陈赓准备流行（上）
原来，李立三早在家乡湖南醴陵读书时，就对杨度生平之事耳熟能详，认为杨度以复辟之余生转而信奉革命，难以置信。李立三乃派###属下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潘汉年调查此事。
潘汉年早在大革命时期，即为北伐军政治部南昌分部的宣传干事，以能言善辩、联络上层人士著称。
经陈赓引见，潘汉年与杨度相识。双方遂各逞所能，议论风生，甚为欢洽。
潘汉年随即请杨度为筹建中的党的秘密刊物《红旗》题写报头。其时，潘正与罗绮园、李求实等筹办党的秘密报刊：《红旗》。杨度不假思索，一挥即就。
《红旗》报秘密印刷地点
潘汉年遂向李立三复命，并出示杨度所题报头。李立三这才信服。李立三旋命罗绮园将杨度所题报头制版发刊。
李立三在党内以性格率直爽快而出名，人们戏称他为“李大炮”。
李立三，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并入党。1922年和刘少奇同志到安源从事工运，任工人俱乐部主任。1923年后历任武汉区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总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任广东省委书记。192 8年冬调上海党中央工作，任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次年兼任宣传部长。
李立三此时在公共租界西藏路上开了家松柏斋古玩店，一者可以公开的职业掩饰自己的真实面目，二者可以为党增加活动经费。同时，此处也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接头的机关，外国人到这儿不易引起怀疑。
暂且按下李立三不提。却说这天，老宋在南京路游逛，走到三友实业社门口时，碰见了范广珍。身后还跟着一个年轻人。范广珍介绍说这个年轻人姓顾。那年轻人经介绍知道老宋的身份后，就一直跟随老宋。待跟进老宋在浙江路迎春坊的家，他神秘而焦急地问：
“捕获李立三奖赏多少？”
“赏格五万！”老宋答道，随即警惕地问，“你打听这干吗？是不是有什么线索？”
姓顾的一听有五万元赏格，如同打了针强心剂，一下子兴奋了起来，他恳求老宋：
“你能带我见熊司令吗？”
“熊司令说见就能见吗？”
“那怎么办？”
“这样吧，明天我们在三友实业社门口碰头，我再想办法引你见熊司令！”
“好，好！”姓顾的边说边点头哈腰地离去了。
翌日，姓顾的一早就在三友实业社门口等老宋了。见到老宋，他随手交出了一张李立三当年在苏联拍的照片。
老宋看了看照片，立即明白这人肯定是内奸。于是，他巧妙设问，终于套出这家伙是铁路工会秘书，与李立三朝夕相见，而且关系不浅！
老宋当机立断，设法将此人交给陈赓处理了。
陈赓向周恩来汇报此事后，周恩来当即决定这家古玩店换人，李立三不能再呆在古玩店里了。恰巧这时，地下党员董健吾被汉口路圣公会教堂撤掉了牧师职位。陈赓遂建议中央，由董健吾接手这家古玩店，作为情报科的秘密据点。
董健吾早年接受过杨度先生的教诲，后就读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圣学系。该学校由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建。他曾和宋子文、顾维钧等人同学，并与宋庆龄、孔祥熙、张学良等人关系很好。毕业以后，受基督教圣公会的派遣，到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担任牧师，传经讲道。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他结识另一位牧师蒲化人及冯玉祥的政治秘书刘伯坚。此二人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帮助下，他转变了政治信仰，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返回上海，在汉口路圣公会教堂担任牧师。蒲化人不久也回到上海，在中央秘书处工作，担任英文翻译。在蒲的指导下，董健吾跟随恩师杨度一起加入了中国革命互济会，参与营救被难者的工作。
是年（1929年）6月下旬，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这次会议全面总结了党的六大以来的工作，确定今后应该继续执行六大规定的争取广大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但这次会议在许多问题上所规定的策略口号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
当时，全国党员人数较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时的不足一万人，已发展到六万九千多人，比大革命时期的六万人还多了九千人。由此可见，革命运动正逐步走向复兴。再加之蒋介石忙于应付蒋桂战争和蒋冯大战，工农红军的力量得以迅猛的发展。在此情况下，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开始头脑发热，“左”的急性病重新抬头，认为中国革命又走向了高潮。
早在3月底，李立三多次在各种会议上作长篇讲话，反复宣传他的立场、观点，动员准备“五·一”总示威。
4月8日和21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李立三的鼓噪下，先后两次召开上海“五·一”总示威筹备代表大会，均遭武装巡捕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