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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说成苦难、把事实说成事实的淅川县委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对淅川库区4700多个家庭、5400个死难兄弟姐妹、23000多移民致敬！至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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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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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我在湖北钟祥市作家、淅川移民全淅林带领下，在大柴湖找到了两位当年移民青海的人，一个叫寇春枝，一个叫马吉周。他们都是60岁的人了。当年他们和1万多从青海讨饭回来的人一样，还未等站稳脚跟就又于1968年移民大柴湖。看得出，寇春枝原本是个漂亮的女人，因为太多的挫折与艰难，使她变得十分抑郁，她不讲话，无论你问她什么。我从她丈夫穆文奇那里了解到她们一家人移民青海的经历。寇是淅川双河镇人，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古镇。寇自幼失去父亲，1959年，20岁的哥嫂移民青海。1960年，40岁的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也去了青海。就在他们去的那年，年轻的哥哥和7岁的妹妹饿死了。1961年，母亲带着她和两个弟弟又讨饭回到淅川。1968年她们一家又被移民大柴湖……
马吉周现在柴湖镇开个小饭馆，饭馆临街，里面有两三张不怎么干净的桌子，做饭菜的锅、炉和吃饭的桌凳都在一间屋子，熏得黑糊糊的，生意肯定不怎么样。马吉周是个健谈的人，说起当年去青海的往事，他好像一直在说“逃跑”。马吉周说——
五九年让去青海，我报名去的。那年我14岁、太小，我个子高，就报了个16岁。不去不行呀，淅川饿得很！估摸去青海能吃饱。我们坐汽车到许昌，然后坐闷罐火车到甘肃河口下车，然后再坐汽车到西宁。到西宁全是山路，路很窄、过不去，走了两天半才到西宁。有一辆车就掉到悬崖底下，一车人全死了。到西宁半个多月后，接待站才送我们到贵德县嘎让公社。到嘎让要过十八盘山（即日月山——笔者注），高得很，汽车轮子拴上铁链子往上爬。走了一天多才到嘎让，住在藏民腾出的泥坯房子里。一个连住一个院子，打地铺。我是淅川宋湾人，宋湾去了16人，分为一个连，嘎让一共去了好几百人。那时就是觉得冷得受不了，解个小便都冻在一起。一天到晚刮大风，刮得天昏地暗。一天到晚开荒、唱歌。每天吃两顿饭，都是吃洋芋。那时就开始有人跑，跑的人被抓回去后连长就吊起来打。后来，我们又转移到过马营军马场，过去是马步芳的军马场。军马场在黄河那边，设有岗楼，只许进不许出，出来要场里的证明。在军马场是住帐篷，20人住一个篷子。没有水吃，做饭是挖冰块，冰块化了，把羊粪蛋、牛粪一撇就煮饭。有一天我站岗，藏民们打枪，子弹从我耳边“嗖嗖”地飞过。
这时我们队跑了四个人，我和韩队长骑马去追，还带了支冲锋枪。一路追到贵德县，逃跑的人刚进饭馆吃饭就被我们抓住了，送了回来。后来，就有三个人约我一起跑。黄河开冻了，我们过不去。我们扔掉了军装，扒到黄河浮桥从南往北跑，浮桥“咯吱”“咯吱”地响，幸好夜里风大，岗楼人听不见。跑了一天跑到西宁，但夜里在厕所过夜时被西宁公安局给抓住了。那时到处都在抓盲流，我们不敢说是淅川人，也不敢说是支边的，怕被送回去。公安局就把我们当盲流送到收容站，去挖城墙，那是1960年。后来听说我父亲母亲去了青海，我就自动投案又回到军马场，挨了顿打。
后来又有两人约我跑。那次是跟着三个劳改犯一起跑的。军马场附近有个劳改农场，全是死刑犯。那天，三个劳改犯偷了袋白面逃跑，我们三人就跟着他们跑。到贵德县要过黄河，劳改犯让我们先过，结果被岗楼发现了，大喊：“站住！”还开了枪，我们赶紧趴下。人家把我们都捉住了，问我们是不是支边的，我们说是。我们说父母来了，在西宁，想去西宁找父母，人家就把我们放了。到西宁后我就开始要饭，后来坐火车到西安，在西安收容所被遣送回家，送到陕西地界商南县就不管了，我是从商南要饭走了十几天回淅川的，我年轻，没死，老的、病的都死了。1968年我又被移民到大柴湖……
移民青海是一次失败的远迁，它留下了太多的教训、太多的眼泪！但作为丹江口库区移民，这只是他们命运转折的序曲，更大、更漫长的艰难正等待着他们……
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5）
移民大柴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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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水库1958年开工，后因出现严重质量问题于1962年停建，1964年12月工程复工，于是，沉寂了几年的移民浪潮又一浪紧过一浪地推涌起来。
复工后的丹江口水库经国务院批准，初期建设规模以防洪为主、结合发电，即正常蓄水位145米，移民高程147米。因初期工程效益主要是拦洪，河南省不受益，加之该省人口密集，人多地少，安置移民有一定困难。经河南、湖北两省协商，淅川县移民由湖北省负责安置。1965年4月，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省长文敏生与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在参加中南局书记会议期间，对淅川县的移民问题进行了协商，商定“河南包迁，湖北包安，标准一致，财务公开”的16字移民方针，得到国务院批准。根据这一方针，自1966年至1968年三年时间，迁往湖北省的移民涉及淅川县147米高程以下的三官殿、埠口、城关、宋湾四个区中的9个公社、462个村庄、15138个家庭、73844人，后因有4900余人在县内办理了投亲靠友手续，实迁湖北省68867人。其中湖北荆门县安置25694人，钟祥县大柴湖安置44155人。
湖北钟祥是江汉平原上一块美丽富饶的土地，属富甲天下的荆州地区。嘉靖皇帝诞生的钟祥和楚国郢都纪南门所在的荆州，千百年的文化积淀令世人惊羡，大柴湖也曾经是商贾云集之地。然而，1935年汉江流域百年未遇的一场大洪水，使汉水边85万余人丧生，也使大柴湖沦为一片荒泽。汉江一发大水，这里便为一片汪洋，洪水退去，这里使是一片沼泽。当年，淅川44万多人从美丽富绕的丹江岸畔走来，就是在这片芦苇森森的沼泽地里走过了近半个世纪，走过了一代又一代人……
2005年6月10日我到达大柴湖，此后我了解到：近40年来，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柴湖移民已接近10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移民村镇（1984年这里已建镇一级行政机构）！
40年来，淅川移民在这块荒湖上开垦了近6万亩土地，但他们至今不会种水稻，教都教不会。他们没有水田，一律旱地；
在人均7分土地上劳作的柴湖人，一年下来的人均收入比钟祥市人均收入低2500多元；镇财政负债1000多万元，全镇54个行政村其中38个是移民村，村级债务高达5000多万元，每个移民村平均负债103万元；
至今还有6000多人住在40年前在芦苇荡里用芦苇杆抹泥巴盖起的兵营式的房子里，柴湖人领我看了这1700间苍老、颓败的房子，站在这些房子前，我听到了历史伤心的叹息；
柴湖人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以前，柴湖人与当地人从不来往，永不通婚。即使后来的年轻人忽略文化、地域、生活上的种种差异而相爱了，双方大人们也会毫不客气地拒绝这门婚姻。柴湖人自尊，不愿让江汉平原的人看不起他们。茫茫无垠的芦苇荡把他们与这个世界隔开，他们把自己与钟祥人、与湖北人隔开；
他们几十年来一直沿用着老家的地名：从李官桥搬来的还叫李官桥，从宋湾搬来的还叫宋湾，从三官殿镇、马蹬镇、埠口镇搬来的还叫三官殿、马蹬、埠口，只是不能叫镇了，只能全部叫村了……他们在这些世代叫惯了名子的“村落”里，永远说着河南淅川的土语，种着他们种惯了的麦子、玉米。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也说土语，也种麦子、玉米，他们如此执著地用这种方式，与故乡保持着最后的一丝联系；
柴湖人说不起媳妇的老光棍、年轻人比比皆是，全镇至今399个五保户光棍其中364个是移民；
柴湖人还告诉我，21世纪伊始，湖北省委、省政府先后两次在柴湖镇召开了扶贫工作会议，已拨款扶贫资金1亿元。为缓解柴湖人多地少的生存困境，湖北省决定从柴湖迁出1万人到钟祥富裕的村镇。我到达时，柴湖已有686户、3000多人自愿选择迁出了柴湖，到钟祥市15个乡镇安家了。一切都在变化着：住宅、道路、饮水、医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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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园大迁徙：历史的伤痛与眼泪（6）
但不能变化的是他们对于故乡的怀念，以及对于那场大迁徙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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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柴湖的日子里，许多人在与我交谈时，都向我叙说着他们当年离别家乡时的情景，这是他们精神中永远的情结，这情结是洇染在中国水库移民史上的一滴眼泪——
陈占业：我是1967年和我爹、妈一块下来的，那年我27岁。我是淅川李官桥人，李官桥是个古镇，很繁华。我们先是坐船到丹江口，在丹江口过了一夜坐火车到襄樊，从襄樊坐机帆船到钟祥大柴湖大同渡口上岸，我们扒拉着芦苇找自家的房子，找到了一间。人们把柴湖的芦苇叫钢柴，硬得很！砍都砍不断。后来用拖拉机连根犁，我们年年挖钢柴根，当柴烧，一直挖了三四年才能种庄稼。来了3年我爹死了，又过了6年，我妈也死了。我一直打光棍，娶不起媳妇。1983年从四川讨饭过来的邓白英，大我两岁，46岁了，我们就住在一起，柴湖给她上了户口。柴湖李官桥村现在2800人，不算年轻三十几岁的，仅四五十岁的光棍有三十几个。
邓白英：我是1983年讨米来的，1983年发大水我丈夫淹死了，我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儿，现在也不知在哪儿。我两三岁时爹妈就去世了，跟哥嫂长大，哥哥长年在外乡做活，也不知死活。柴湖李官桥村三十几岁娶不上女人的很多，娶了的大多都是我们四川讨饭过来的，也有陕西的。我们那里人多，也有人骗我们过来，给个一百、二百元钱我们就留下了。1990年我在钟祥长滩镇拾柴禾时捡了个女孩，脐带都没掉，我抱了回来，现在15岁了，小学毕业了，算是我和陈占业的女儿。
（陈占业、邓白英现在住在湖北省政府补助款盖起的新房里，房子质量很好，卧室、厨房、猪圈，后面有个小院。但他们那个15岁的女儿躲在后面房子里，说什么也不出来见我们。）
全淅林：我是1968年3月来的，那年我17岁，派我押船。移民坐汽车走，移民的物资全部装船走水路，我押船摇橹，到丹江口翻坝后，顺汉水到钟祥，在水上走了9天。先来的移民抽出来搞接待，用泥巴垒一个大土灶，弄一口大锅，一次能做几十人的饭。前三天发馍馍，以后就各户自己起灶。芦苇一丈多高，抬起头才能看得见稍。到处是芦苇，屋里地上长芦苇，屋脊上也长的是芦苇。房子很低，一律是芦苇墙、油毡顶，一不小心就着火，一烧就是一排。1983年我哥嫂又回到淅川。我来3年后，又回去把跟我相好的一个姑娘接来，她是个民办老师。我们在柴湖结了婚，给了我们一间16平米的芦苇房，我们除了一张床、一个小方桌、一把椅子外，什么都没有。有一天，不知谁家的猪拱通了我们家的墙，钻进来把我家的南瓜吃了个精光。我们家原在淅川老城镇，是个古镇。我们家是带楼板的楼房，在当地是最好的房子，我们移民走了，房子都被拆了归公……跟着四五万淅川移民来柴湖的还有400多名县乡级干部、教师、医生、工人等。丹江口水库大移民牺牲了一代人，苦了第二代人，连累了第三代人。
（全淅林1950年出生于河南省淅川县老城镇，少年时期在邻县内乡赤眉上学。丹江水库修建后，返故里随乡亲迁徒湖北省钟祥大柴湖。上世纪7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戏剧、曲艺等文学作品近百万字，有50多部戏剧、曲艺演唱作品被搬上舞台，40多个节目在省内外获奖。系湖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湖北省音乐文学学会会员。2005年出版报告文学《移民大柴胡》。）
穆文奇：我是淅川双河镇人，在柴湖叫双河村。淅川双河镇是个古镇，明清就有的。我是1968年9月下来的，那年我25岁，我们这批是第三批来柴湖的移民。来柴湖的移民分三批，第一批是1966年3月，下来了三四千人，另有1万多人去了荆门；第二批是1967年4月，下来了8000多人，另有15万多人去了荆门；我们这批人最多，一共3万多人全到了柴湖。
下来前我是县物资局亦工亦农职工，我是跟母亲、妻子、妹妹一起来的。我们坐的是解放牌敞篷汽车，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