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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1）
从《火神派崛起》看美国外交政策
詹姆斯·曼是一流的调查记者，1992年水门事件20周年，就在《大西洋月刊》质疑费尔特是水门“深喉”。此后，詹姆斯·曼出版《变脸》（About Face），也有人翻译成《翻脸》或《转向》。以《洛杉矶时报》驻京记者的独特身份，揭秘尼克松、基辛格借秘密外交利用中国，企图摆脱越战泥潭，牵制苏联。认为1972年《上海公报》、1978年《中美建交公报》、1982年《八一七公报》、1979《台湾关系法》只注重争取中国围堵苏联，忽视了民意和“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忽略两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关系、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观的巨大差异。一旦苏联解体，这种浮沙上的战略伙伴，立即遭到包括“人权”在内多种价值观的挑战而土崩瓦解。
小布什当选总统后，许多学者——包括《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佛瑞德曼、《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林·多德，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杨洁勉都认为，美国将 “重视大国外交，维持稳定而不是改变世界”，“重走老路（retreads）”。
詹姆斯·曼查阅数百份新近解密的政府文件、访问近百位相关人士后，写出《布什战争内阁史》。他以人性和自然法则为秘钥，透过中美撞机、“9·11”、伊拉克战争等表象，解析布什外交政策的来龙去脉，揭示美国政府的政治信念和文化根源。首次把目光聚焦在布什政府的 “火神派”上，认为总统采取的言论、行动，往往来自手下的官员。
2001年9月15日，“在接到中国记者对恐怖袭击美国鼓掌欢呼的报告后”，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下令“Send them home”。这句口号曾在中东的反美示威中反复出现，意思是“滚回老家”，或“遣返原籍”。
把中国记者“遣送原籍”的阿米蒂奇身材魁梧，散漫、唐突、外向、不拘礼节，是个爱打仗、爱闻火药味的怪人。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后，化名“陈”参加越战，要把越南人炸回到石器时代。“陈”是越南民族英雄，1287年抵抗过蒙古入侵。
“火神”（Vulcans）是古罗马“火、货币与金属锻造之神”，代表权力、顽强、坚韧和耐久精神。布什政府的“火神内阁”包括副总统切尼、国家安全顾问赖斯、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鲍威尔、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副国务卿阿米蒂奇……
冷战时代的迪安·艾奇逊、乔治·凯南、埃夫里尔·哈里曼和约翰·麦克洛伊……从商业、银行和国际法界进入政府，有强有力的学术背景。这些知识分子奉行“智者”外交，把美国的影响扩大到第三世界。”
阿米蒂奇和其他火神都是行伍出身，都曾供职五角大楼，军人出身和缺少文化。他们信仰坚定，自诩继承希腊罗马传统，迷信军事实力，主张以实力推行美国的民主理想。他们无暇谈判，不再听信以往的借口，不再服从共同的理性，不再使用固有的思维方式。美国历任政府能够容忍的事情，他们不再容忍了……
布什当选总统伊始，火神派政府不顾欧洲盟友感受，对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条约、协定公开质疑。他们质疑冷战的遏制、威慑政策，主张先发制人，对朝鲜、中国采取针锋相对的强硬政策，以战争实现美国的民主价值观。
美国对伊拉克的决策几乎包含了“火神派”的全部世界观，美国的外交战略与罗马的“马基雅维利”权谋政治同出一源。
1991年海湾战争地面战役打响后，2月24日我给新华社发报，预测盟军会像占领德国、日本那样改造伊拉克（见1994年知识出版社《我从战场上归来》）。可是参联会主席“火神”鲍威尔，竟阻止美军进攻巴格达。我在巴士拉附近拍到“麦地那光明师”、“依赖真主师”上百辆平板拖车驮着T…72北撤。据CIA分析，“至少有365辆（占总数一半的）苏制T72，以及‘汉谟拉比’一个整师逃回巴格达。”
停火后，施瓦茨科普夫允许伊拉克使用直升飞机，“攻击什叶派和库尔德武装力量。”1991年4－5月，我在苏莱马尼亚、埃尔比勒看到伊军直升机向库尔德人喊话，要难民返回家园。鲍威尔称：“我们实际意图是给巴格达留下足够的实力生存下去，形成对美国抱有敌意的伊朗的威胁。”
序（2）
中东原是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后分裂成22个民族国家。它们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始终与英美保持友好；第二类，曾经与英美为敌，海湾战争后迅速改变外交政策；第三类，继持坚持我行我素。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前两类越来越多，第三类越来越少。
二战以来，西方始终对叙利亚、利比亚、埃及、约旦、伊拉克的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保持警惕，只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共产主义扩散上。苏联东欧解体后，热衷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的萨达姆、卡扎菲上升为矛盾焦点。
我曾在开罗请教一位美国记者，为什么不许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老兄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中东石油是整个地球的血库，必须绝对安全。我接着问，以色列也是中东国家，为什么就可以拥有类似武器？这老兄说，以色列四年一次大选，政体健康。而伊拉克是萨达姆一人说了算，一个人说了算的独裁国家随时危害整个人类……
在“9·11”以后5个月里，布什的“火神政府”已把反恐重点从报复“9·11”袭击，转移到阻止恐怖分子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又转移到防止“流氓国家”向恐怖分子提供这些武器，再转移到阻止“流氓国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凡是被布什政府打上“邪恶轴心”的政权就像二战中的“轴心国”，布什的《邪恶轴心讲话》把伊拉克押上公审舞台，它就乖乖地竖在那里等候宣判。对不道德的政权不能绥靖，只能依赖美国的强大军事实力。
入侵伊拉克干涉中东的决策囊括了“火神内阁”的全部世界观，即武力实现中东民主化，就像盟军占领德国、麦克阿瑟改造日本。其内部逻辑是：恐怖主义已成为美国的主要威胁，而恐怖主义又主要兴起于中东。因此，“塑造未来的安全环境”，就意味着改变中东的整个政治和社会结构。 （唐师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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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1）
通常在美国人的记忆当中，60年代是美国转向左派知识分子的年代。那些形象依然历历在目：在美国的主要大学里，那是反战示威游行的年代，是马克思主义教授占据讲台的年代，是大学生占领校长办公室的年代。在一些精英大学的校园里，最保守的学生似乎加入了青年民主党组织，而真正的左派分子成了革命者。流行于校园的书籍，如查尔斯·赖克的《不成熟的美国》、赫伯特·马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和弗兰茨·法农的《世界上不幸的人》等等，主张必须对邪恶的美国实力加以限制。
就在这场校园动荡中，在竟然几乎没有被人们察觉的情况下，知识界出现了一种独立的运动。按照字面上的意义，这是一场保守运动；它接受（实际上是崇拜）过去的传统价值、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当时，这场运动对美国政府和政策没有什么影响，至少与努力争取——并且最终成功地——使美国从越南撤军的政治左派的潮流相比是这样。
然而，在30年的时间里，这场看似微不足道、内容五花八门的校园运动，对美国的政策产生了比反战运动更重要和持久的影响。到了21世纪初，越战时代的“新左派”早已被埋葬。而60年代保守的校园运动却在蓬勃发展。其拥护者们在乔治·W。布什的政府里身居要职。处在这些知识界逆流中心、也就是处在保守派理论与美国外交政策实践的连接点上的，是乔治·W。布什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
如果说有某位公共官员总是受人保护的话，那就非沃尔福威茨莫属。他天性聪颖，善于创造性思维，且很勤奋。甚至连一些坚决反对他的结论的民主党头面人物，私下都承认为他的聪明过人而折服，这在共和党外交政策官员里，只有他一个。同时，沃尔福威茨又忠实于与他共事的那些上级，对他们不构成威胁。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一位又一位学者或政府领导人把他作为门徒精心地栽培。多年来，沃尔福威茨的恩师既有学术界的理论家艾伦·布鲁姆（他本人是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信徒），也有核战略家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学者兼官僚弗雷德·埃克雷，还有高级内阁成员乔治·舒尔茨、迪克·切尼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过了一段时间，沃尔福威茨开始培养自己的一群门徒，他们是由他介绍进入政府的年轻的保守派，如切尼的办公厅主任斯库特·利比，还有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等。在某种意义上，沃尔福威茨的经历符合一位欧洲教授的知识传统；他最重要的关系不是与他的同辈人而是与他的导师们、继而又是与他的学生们的关系。
他是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一座桥梁。对于他在学术界的导师们，沃尔福威茨代表着连接政府和公共政策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纽带。对于政府里的恩师们，他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决策的理论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沃尔福威茨从未反对或者背弃过其中的任何一位恩师。他既不努力争取，也没有人去请他担任最高层的领导职务。尽管沃尔福威茨低调的个性和善于思考、毫不浮夸的风格使他成为理想的大学校长人选，但并不太符合在华盛顿一位内阁部长应有的外表和举止的标准；沃尔福威茨不像拉姆斯菲尔德那样强硬、果断，不是科林·鲍威尔那样干练的管理者，也不像康多莉扎·赖斯那样有政治头脑。结果，到了沃尔福威茨年近花甲、原来的一头黑发渐渐花白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位下属——然而，由于他创造性的智慧，他是华盛顿最有影响的一位下属。
沃尔福威茨的父亲雅各布·沃尔福威茨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在华沙出生，10岁时跟随父母定居纽约市。他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在大萧条期间，为了挣钱，曾在高中教书，获得纽约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最终成为美国统计学理论的著名专家。他毕生都是一位虔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到了晚年，还积极组织了反对苏联迫害###者和少数民族的示威游行。①
40年代初，老沃尔福威茨在哥伦比亚任教期间，参加了学校的统计学研究小组，为美国军方进行战时研究工作。在此期间的1943年，保罗·沃尔福威茨诞生了，排行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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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门徒的知识分子（2）
雅各布·沃尔福威茨于1951年加入了康奈尔大学的教师队伍，把夫人和子女从纽约市合家迁到了纽约州令人愉快、宁静的大学城伊萨卡。保罗·沃尔福威茨虽然随父亲在休科研假的学期里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伊利诺伊大学教书而搬过家，但他青少年时代的大多数时间是在那里度过的。14岁时，他的父亲接受了在以色列科技大学当客座教授的工作，并将家一起搬了过去。（许多年后，保罗的姐姐劳拉，一位生物学家，嫁给了一个以色列人，并在以色列定了居。）
他最初的志向是上哈佛大学，但是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父亲明确说这个条件太好了，不应该拒绝。在本科生期间，他开始步父亲的后尘，主修数学和化学。但到了毕业那一年，他开始偏离自然科学，进入其他领域。他注意到，自己的业余时间用在了阅读历史和政治书籍上，而他的主课数学课的同学，则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解额外的数学题上。②
在校期间，沃尔福威茨加入了“碲化物协会”。该协会是一位名叫纳恩的科罗拉多商人在1910年建立的，它选择了康奈尔大学一群成绩拔尖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学生都是男性，直到沃尔福威茨的姐姐在1962年成为第一位女性成员。被选中的学生集中住在学校一个大宿舍“碲化物大楼”里，他们在那里通过实践体会了民主的意义；学生们管理宿舍楼，雇清洁工，监督宿舍的维修，组织演讲、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方面的交流活动。③
“碲化物协会”这个概念本没有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色彩。但是在1963年，一位新来的教员、名叫艾伦·布鲁姆的政治哲学教授来到康奈尔，一段时间里，他担任了住在“碲化物大楼”里的教员。布鲁姆推崇传统价值、名著和经典的重要性；他后来撰写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在1987年成为畅销书，书中具体论述了保守派对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的变化的不满。布鲁姆也是一位具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他好问，是苏格拉底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