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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里根政府任期的最初几年里，美国政府比自从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认真地考虑了与苏联进行核战争的可能性。里根在1980年的竞选中曾经谈到，需要建立平民防务计划来帮助美国在核交战之后能够生存下来。上任之后，里根政府不但着手推动平民防务，还批准了一份包括了与苏联进行“持久”核战争计划在内的新的防务政策文件。②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参与的保持政府延续性的演习，成为这些公开的核备战工作的秘密组成部分。
基本的前提是，美国必须迅速行动，防止被“斩首”，即一旦华盛顿遭受核打击而文职领导出现中断的局面。实际上，里根政府进行核战争的新战略的一个核心内容，是通过打击政治和军事高层领导及其通讯线路，对苏联领导层实施“斩首”。③里根的班子希望确保苏联无法效法美国核战略家的计划。
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期间，美国政府在弗吉尼亚州蓝岭山脉的威瑟尔山和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州州界的戴维营附近修建了庞大的地下设施，一旦发生战争，这些设施可以用作美国总统的军事指挥所。然而，这些设施的修建，并没有解决如果美国总统没能及时躲进地下掩体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关键性问题。假如核打击同时击毙了总统和副总统怎么办？哪一位文职官员可以向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下达反击的命令？这位领导人如何与军队联系？一旦发生连续的核交火，谁有权与苏联签订停战协议？
里根政府的秘密政府延续计划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而设计的。这个概念很简单：一旦美国受到（或者认为自己受到了）核打击的威胁，三个不同的小组将被派往华盛顿之外分布在美国全国的三个不同地点。每个小组必须随时准备宣布由一位新任美国“总统”来接替国家的指挥权。假如苏联以某种方式发现了其中的一个小组并且对其进行核打击的话，第二个小组将接手，必要时第三个小组再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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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2）
这不是抽象的、教科书中的计划，而是具体、详细和周密地进行过演练的计划。里根政府指派专人参加这三个小组，每组以一种颜色命名，如红色和蓝色等。每组有一名经验丰富的领导，他可以充当新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角色。显然，选择的都是在行政部门高层特别是在国家安全部门有工作经历的人。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就是这样参与进来的，他俩都曾在福特政府担任过白宫办公厅主任。除了经常参加的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之外，多年来其他担任过组长的人还有后来出任中情局局长的詹姆斯·伍尔西，以及一度实际担任过里根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尼思·杜伯斯坦。
每次一个小组离开华盛顿，都会带上里根内阁的某位成员，他被指定为下届美国“总统”。这些阁员中，有的人毫无国家安全方面的经验；比如，在不同的时候，参与秘密演习的人包括里根政府的第一任农业部长约翰·布洛克和商务部长马尔科姆·鲍德里奇。重要的不是外交政策的经验，而仅仅是因为这位内阁成员有时间跟这个小组一起飞离华盛顿。一些这样的美国“总统”给像切尼或拉姆斯菲尔德这样更有经验的办公厅主任装点门面，似乎是合理的。不过，内阁成员是将要发号施令的人（或者是以他们的名义发号施令的人）。
该计划超越了法律，超越了宪法——它建立了在美国宪法或者联邦法律里没有授权的指定新美国总统的程序——这个问题远非一位法律教授或者里根政府的反对派杜撰出来的批评。相反，这是里根时代的这项计划中内在的问题，是整个演习的部分理论基础。
这些演习研究的一个问题是小组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措施来建立自己的“可信度”。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向美国公众、美国的盟国和苏联领导人表明，现在领导美国的是“约翰·布洛克总统”或“马尔科姆·鲍德里奇总统”，他应该被视为美国合法的领袖？这些小组研究过的一个选择，是由这位内阁部长下令让一艘美国潜艇从大洋深处上潜，因为能调动潜艇上潜，就能证明像布洛克或鲍德里奇这些此前被认为仅仅是农业部长或者商务部长的人，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了美国的军队。（是否控制着军队，也是美国政府用来判断一个外国政府在发生政变之后是否应与某位外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相同的标准。）
美国宪法及其第25条修正案规定，一旦总统死亡或者失去工作能力，由副总统接任，但都没有对一旦副总统死亡或者失去工作能力的继任顺序做出规定。联邦法律，特别是最近的1947年《总统继任法案》，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如果副总统死亡或者无法工作，由众院议长担任总统。按照继任顺序，在他之后是参院临时议长（一般由多数党内任职时间最长的参议员担任），然后是内阁成员按照他们的内阁职务设立时间的先后来排序，排在最前面的是国务卿，然后是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
在某些情况下，里根的秘密计划将这些宪法和法令的规定搁置一旁；它越过法律规定的总统继任的层级结构，建立起自己一套产生新任美国总统的过程。总的想法是将注意力集中在速度和政府的延续性上，尽量避免冗长繁琐的程序。
“我们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在遭受核攻击之后，是否应该重组国会，”一位参与者解释道，“最后的决定是不重组国会，没有国会运作起来更容易些。”（这位参与者指的是设计该计划的官员们的讨论内容；没有迹象显示拉姆斯菲尔德、切尼或者其他的组长在这些讨论中起过作用。）首先，大家认为重组国会需要的时间过长。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国会真的复会，就有可能选举一位新的众议长，这个人就会比按照里根的秘密计划指定为“总统”的农业部长或者商务部长更具有合法性，可想而知，他很可能对总统的职位提出挑战。选举新的众议长不仅需要时间，而且会造成潜在的混乱。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西弗吉尼亚州白色硫磺泉的格林布莱尔休养胜地修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设施，以便在遭受核打击期间和之后，给国会议员提供藏身之地。④虽然里根政府没有弃置这个为国会建立的设施，但它决定集中研究制定一旦出现核危机，在国会议员、甚至包括众议长和参院临时议长的作用大大削弱的情况下，如何产生新任美国总统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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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3）
里根是根据一项秘密行政令设立他的政府延续计划的。根据曾经一度担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罗伯特·麦克法兰的说法，是总统本人最终决定由谁来担任每个特别小组的组长，比如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里根的国安会里，该项秘密计划的“行动官”是后来在伊朗反政府武装丑闻中的核心人物奥利弗·诺斯。⑤乔治·布什副总统被授权负责其中部分行动，负责具体管理计划的是名为国家计划办公室的新政府机构。该办公室在华盛顿地区有自己的办公楼，受一位二星将军的领导，每年还有一笔高达数亿美元的秘密预算。其中大部分经费被用来购置先进的通讯设备，供这些新成立的小组与美国军事指挥官们安全地进行对话。实际上，关于这些秘密计划的零星细节之所以被披露出来，是因为有人指控由于这些通讯设备合同给了私营公司因而造成了浪费和舞弊，另外，设备也出现过故障。⑥
演习的时间通常选在国会休会期间，这样三个小组组长之一的切尼就可以尽可能少地耽误国会的工作。虽然切尼、拉姆斯菲尔德和其他的组长们参加了每一场演习，但是，扮演新“总统”的里根内阁成员却根据他们在某个特定时间是否能抽出身来而变换。一次，司法部长埃德·米斯参加了演习，那是在1986年6月18日的凌晨，他们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出发，那是最高法院首席###官沃伦·伯格辞职的第二天早晨。一位官员记得当时看着米斯，心想：“先是最高法院有人辞职，现在是美国打起了核战争——真够倒霉的。”
除了指定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和他的“总统”，每个小组还包括国务院、国防部、中情局以及各个国内政策部门的代表。这是为了演习在核战争中如何运行整个联邦政府。一度曾考虑过让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州长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市长也参与进来，但是，这个想法被放弃了，因为这些官员没有必要的安全许可。
演习有意设计得非常紧张，因为处在核战争边缘的美国可想而知不会是一片宁静。参与者们匆忙集合，在凌晨时分工作和活动，居住在军事基地，吃的是部队那种大批量生产的干方便食品。整个一次政府延续性演习要持续两个星期左右，但事实上每个小组参与的时间仅为三四天。一个小组离开华盛顿，完成演习，然后与第二组进行交接，按照设计，就仿佛他们真的处在“核战争”一触即发的状态。然后，第一组的成员退出演习，他们可以健康地、不受放射性污染地回家了，第二组接着进行他们管理美国的演习。
演习是在精心设计的掩护措施下进行的，目的是确保苏联的侦察卫星无法发现这三个小组在美国的去向。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三个小组都是在深夜派出，每次演习都使用一个不同的设施。除了运送通讯装置的真车队外，有时会派遣假车队去不同的地点，以蒙混苏联的卫星。其中的基本逻辑是，一旦发生核战争，苏联可能以火箭攻击威瑟尔山和戴维营附近的永久性掩体，但是它无法瞄准散布在美国各个临时地点的这几个里根小组。
所有其他保持机动性的设计中，最主要的是一架特殊的飞机，即国家紧急事件空中指挥所，这架波音747的基地是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机上特别装备了一间会议室，还有特殊的通讯装置。一旦发生核摊牌，总统可以在这架飞机上滞留在空中指挥国家。在里根政府实施的一次演习中，一组官员乘坐这架飞机一连在空中停留了三天，靠着定期在空中加油，做纵横穿越美国大陆的巡航。
1988年，乔治·布什当选总统，着实让里根这项秘密计划的成员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老布什从一开始就密切参与了计划，无需再向他介绍错综复杂的计划，可能也不需要对计划进行重新评估。事实上，尽管美苏关系的大气候大有改善，但布什继续了这些政府延续性演习，只是做了一些小改动。切尼被任命为国防部长之后，不再担任组长。柏林墙被推倒、苏联解体之后，演习的理由和基本前提发生了变化。苏联似乎不再可能发动核攻击，但是演习按照另一种噩梦式的想定继续进行着：如果携带核武器的恐怖分子攻击了美国、打死了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怎么办？最终，在克林顿政府初期，这种想定被认为似乎过于牵强，因此，官员们决定放弃这项作为冷战时期过时的遗产的计划。⑦世界上似乎已不再有能够攻击华盛顿并且对美国领导层实施“斩首”行动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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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与恶的大决战中（4）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01年9月11日，乔治·W。布什政府在震惊当中，开始重新检讨对撤销该计划起了关键作用的、以为安全已有保证的假定。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熟知里根时期那些善与恶大决战的演习，他们本人参加过以前所有的演习。
必须强调的是，这项秘密政府延续计划的灵感来自里根政府内部，而不是来自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或者伍尔西、杜伯斯坦等其他协助执行计划的小组长们。这些组长们都不是超越宪法或联邦法律的设计去指定美国“总统”这个新奇想法的设计者。实际上，拉姆斯菲尔德除了曾经短暂担任过中东特使之外，他和切尼都没有在里根政府里任过职。然而，作为组长，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在该计划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参加里根时期这些演习这件事本身，证实了关于他们的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在过去30年当中，从福特政府开始，即便在他们离开政府的行政部门时，也从未远离过它；他们与政府的国防部、军队和情报官员保持着联系，这些官员也经常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