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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褚英心怀不满，被父斩杀。四弟、五大臣上诉于汗，控告褚英的虐待及封锁消息，不让他们将褚英的所作所为向汗报告。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7）以遗甲十三副起兵，南征北战三十年，久经政治风霜，好不容易才建立了一个地广人众的强国。他深悉创业的不易，更知晓人心难测和权力角逐的残酷无情，三十来岁的褚英的如此行动和用意，怎能瞒过年过花甲老谋深算的聪睿恭敬汗。努尔哈赤十分生气，对褚英厉声斥责，严加防备。褚英感到难继汗位，大祸将至，愤怒不平，忧虑万端，死念萌生，作表焚天诅咒汗父、四弟、五大臣，被父发觉，幽禁斩杀，年方三十六岁骁勇善战的广略贝勒，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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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大福金富察氏的休离（1）
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金富察氏，名滚代，原嫁威准，是景祖觉昌安的三哥索长阿之孙。威准死后，大约于万历十三、十四年（1585—1586）再嫁与努尔哈赤，生莽古尔泰、德格类和莽古济格格。《武皇帝实录》卷一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月，努尔哈赤得知叶赫、乌拉九部联军来攻，因尚未天明，怕兵士夜出，震惊城中人，下令天明出兵。“言毕复寝。滚代皇后推醒太祖曰： 今九国兵马来攻，何故盹睡，是昏昧耶，抑畏惧耶？”这位与努尔哈赤曾经长期共患难创业建国的滚代皇后，在此以后，很长时间内，《武皇帝实录》中找不到她的材料，直到天命九年（1624）四月叙述景祖、皇后等陵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安葬时，才顺便写道：“其继娶滚代皇后及皇子阿儿哈兔土门灵榇，亦同移于此。”这位皇后何时去世？是年老病逝，还是因罪诛戮？按其记述而论，既是“继娶滚代皇后”，仍冠以皇后的尊称，又书其“灵榇”亦移于此，应是病卒，应是善终。可是，《清世祖实录》卷三却载称：“（顺治元年二月戊子）以大妃博尔济锦氏祔葬福陵，改葬妃富察氏于陵外，以富察氏在太祖时，获罪赐死故也。”这样看来，富察氏是有罪被诛了，但她究竟所犯何罪？何时赐死？仍系疑问。
近人唐邦治编辑的《清皇室四谱》卷二载：“继妃富察氏，名衮代。……天命五年二月，以盗藏金帛，迫令大归，寻，莽古尔泰弑之。”贵为皇后，富有全国，为什么会窃取财帛？为什么又要以此小过废除后位，迫令回居嫁家？为什么其子又要弑杀亲母？这一系列问题，在《满文老档》中，找到了合理的答案。
《满文老档·太祖》卷十四载：
（天命五年三月小福金）代音察又告汗曰： 不仅此事，更有要言相告。汗询有何言。代音察曰： 大福金曾两次备饭，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又一次，给四贝勒送饭，四贝勒受而未食。且大福金一日二、三次遣人至大贝勒家，如此往来，谅有同谋。大福金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矣。汗闻此言，遣达尔汉虾、额尔德尼巴克什、雅逊、蒙哈图四大臣，往问大贝勒及四贝勒。送四贝勒饭未食，属实。送大贝勒饭二、三次，受而食之，属实。又其他之言，亦属实。
对此，汗曰： 吾曾言曰，吾身殁后，大阿哥须善养诸幼子和大福金。以有此言，故大福金倾心于大贝勒，虽无任何事，却无故地一日二、三次遣人至大贝勒家。
每逢诸贝勒大臣在汗处赐宴会议之时，大福金即以金珠饰身，斜视大贝勒，众贝勒大臣皆觉而非之，欲告汗，又因畏惧大贝勒、大福金，而不敢告。
汗闻此言，不欲加罪其子大贝勒，乃以大福金窃藏绸帛蟒缎金银财物甚多为辞，定其罪。遣人至界藩山上居室查抄。大福金恐汗见其物多而又加重惩罪，急使人分藏各处，送往各家，以财物三包送至达尔汉虾山上之家。查者返回汗屋后，大福金即遣人往取送于达尔汉虾家之财物，该人误而未往山上之家索取，转向西边之家索之。达尔汉虾知觉，与该人同来见汗，告曰： 福金私自匿财，吾岂有领受之理乎？……（汗）遂杀受容财物之女阿哈。
继之又查，蒙古福金告曰： 阿济格阿哥家中二柜，藏有大福金帛三百，大福金常为此担忧，欲焚于火，欲投于水，以惜此帛，皆未果。闻此言，即往阿济格阿哥家查看，查出帛三百，持来。又于大福金母家查看，搜出存放于暖木大箱中之银，持来，大福金又告曰： 蒙古福金处，有东珠一串。遣人问蒙古福金，蒙古福金答曰： 此乃大福金给与，令藏之也。
又闻，以总兵官巴笃理之二妻，欲作朝衣，大福金给与精美之宝石蓝色倭缎。又给与参将蒙噶图之妻绸缎朝服一件。又报，大福金背汗，私自厚赐财物与村民。
汗大怒，唤村民至，令将大福金所赐之物尽数退回。又将大福金之罪，告于众曰： 此福金奸狡诈伪窃盗，人之邪恶，彼皆有之。吾以金珠，饰汝全身，又以人所未见之美帛，与汝穿着，汝乃不念汗夫之恩养，蒙蔽吾眼，置吾于一边，而勾引他人，岂不可杀耶？然若念此罪而杀，则吾爱如心肝之三子一女，将何等悲泣，设若不杀，则此福金欺吾之罪太多。言时十分悲愤，因曰： 杀大福金何为，彼诸幼子生病，尚需看护服侍，吾不与彼共处，将其休离，嗣后，此福金给与之物，无论何人，皆不得收受，无论何人，皆勿听其言，若违此命，无论何人听取大福金之言，领受其给与之财物，则不论男女，皆杀之。
于是，遂与大福金别离。
以上材料，加于大福金富察氏头上之罪有四： 一为勾引大贝勒代善，二为窃藏财帛，三为赏赐衣帛与二将，四为私赐财物与村民。老档的这段记载，很生动，很具体，有人证，有物证，讲起来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似乎无懈可击，铁证如山了。可是，联系政局，深入分析，便可发现，这几条罪状，都不能成立。
这里着重讲讲与代善的关系问题，这是大福金富察氏的主要罪状。《满文老档》写道，努尔哈赤相信了小福金代音察的控词，认为大福金勾引代善，关系暧昧，以此为主，将其休离。但是，此说疑点有四： 其一，代音察的告状，只讲到大福金曾两次备饭，送与代善，代善吃了，她还陆续遣人到代善家，“谅有同谋”，大福金又曾深夜出院两三次。常言捉贼捉赃，捉奸捉双，送两次饭，有什么了不起的过错，身为继母，备菜送与儿子吃，此乃司空见惯的通例（入关以后，皇后、王妃，经常赐菜与诸子吃用，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礼节），怎能以此定为奸罪。所谓遣人至家，就必有同谋，为什么继母就不能遣人至子家，为什么去了就必然是策划阴谋？“谅有”二字，本身就是揣测之词，以此为据，则“莫须有”论亦可成立了。至于深夜出院两、三次，出去没有？到了何处？做了何事？仅此就能断定是与代善幽会吗？显然，这些罪状，皆缺乏根据，都是推测之论，甚至于可以说是“风闻之词”，就凭这几条，定不上什么通奸！
第三节 大福金富察氏的休离（2）
其二，调查者与代善及皇太极二人的关系，有必要剖析一下。老档写道，努尔哈赤派达尔汉虾、额尔德尼、雅逊、蒙噶图四人，调查此事，四人查后报告，皆属实。大福金给代善、皇太极送饭之事，固然可以查清，但代善吃没有吃，怎能确定，皇太极“受而不食”，又怎能查明。此事全在代善、皇太极两人的“口供”，本来是难以定案的，可是调查人却断定代善“受而食之”、皇太极未吃。为什么会得出不利于代善、有利于皇太极的结论？显然调查大臣有倾向性，看看这四位大臣的身份及其与代善、皇太极的关系，也许能解开其中之谜。名列第一的调查大臣是达尔汉虾，即努尔哈赤的养子扈尔汉，他和代善关系很不融洽，代善曾专门向汗父进奏不利于扈尔汉的“谗言”。扈尔汉隶满洲正白旗，此时白旗旗主是皇太极，扈尔汉当然要维护旗主利益，不会也不能做出危害皇太极的事。第二个调查大臣是额尔德尼，此人既是努尔哈赤重用的亲信近臣，又竭力拉拢皇太极，经常违背旗制，私往皇太极处，通报情况，交换意见，是皇太极争夺汗位的小集团的重要成员。第三位调查者是副将雅逊，此人好弄权术，爱作谎言，曾上文书向汗“求功”（即求升职），经审查，皆是将他人之功“伪为己功”，被定死罪，后免死，“单身给与四贝勒”。可见他也是皇太极的旗下人员。最后一人是蒙噶图，隶满洲正白旗。这样看来，四个调查大臣中，三人是皇太极的属人（其中一人与代善有怨），一人为皇太极的党羽，他们的调查结论当然有强烈的倾向性，当然对代善不利。
其三，大福金这样行事，目的为何？属于什么性质？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很易判明的问题，但又是一个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结论的难题。问题本身并不复杂，努尔哈赤自己也清楚，因为他曾经宣布，自己去世以后，由大阿哥“善养”大福金及其他幼子，这就是说，代善已被立为嗣子，将要继承为汗。在这种条件下，大福金自然就会想到，要与代善搞好关系，博其好感，因而备办佳肴，送与代善，常遣人前去问候。照说，这也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是，首告之人偏要小题大做，调查大臣又从中兴风作浪，硬给大福金、代善二人扣上了关系暧昧的帽子，激怒了努尔哈赤。大福金和代善对此无法反驳，因为，这个“私通”之罪并未公开宣布，并未告诉代善，弄得两人想申辩想解释都不可能。
其四，努尔哈赤以“窃藏财帛”为名而休离其妻，根据是不充分的。堂堂一国的国母，至高无上的君汗的大福金，收藏的金银财帛多一点，有何不可？何况，老档只言其多，没有总的数字，唯一的一个数字是从阿济格阿哥家中查出帛三百匹。三百匹，并不算多，赐予总兵官巴笃理及其弟蒙噶图一两件衣物，不过是一点儿小小的礼物。至于赏赐村民财物，这是争取民心宣扬汗恩的好办法，对后金，对英明汗并无损害！可以肯定，大福金富察氏有权收藏财帛，有权赏赐臣将，也有权施恩于民，这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罪。唯一欠妥的是，大福金未将这些事向汗言明，触犯了夫君的威严。
总起来说，大福金富察氏没有大的罪过，她被休离，是一件冤案，而且可以说是一件经人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案件，其目的是陷害大福金、大贝勒，争夺后金最高统治权。这从下述代善被废除太子之事，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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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太子”之废（1）
一、 军功累累的大贝勒
《清太宗实录》说，努尔哈赤“未尝定建储继位之议”，没有立过嗣子，这在评述褚英的执政，已证明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其实，努尔哈赤不仅曾经委任褚英执政，指定为汗位继承人，而且在处死褚英后，又立了第二个嗣子，并明确称为“太子”。这个太子，不是《清太宗实录》宣扬的“（太祖）圣心默注，爱护独深”的皇太极，而是褚英同母所生之弟代善。努尔哈赤做出这样的安排，是有其特定历史背景的。
代善是努尔哈赤第二子，亲母为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褚英死了以后，论嫡庶，代善是中原所谓正宫皇后之子，叙长幼，他是现存十五个皇子中最为年长之人，就此而言，立为太子，也是够格的。同样重要的是，直至被废去“太子”之前，代善是皇子之中军功最为卓著之人，也是权势最大的贝勒。
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代善随叔舒尔哈齐贝勒、兄褚英贝勒，偕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率兵三千，往接蜚优城归顺女真，回返时，乌拉布占泰贝勒遣兵一万，突然冲出，拦路劫杀。敌兵三倍于己，早有准备，以逸待劳。己军远道跋涉，仓促应战，实力悬殊，军心不稳，在这关键时刻，褚英、代善策马愤怒说：
吾父素善征讨，今虽在家，吾二人领兵到此，尔众毋得愁惧。布占太曾被我国擒捉，铁锁系颈，免死而主其国，年时未久，布占太犹然是身，其性命从吾手中释出，岂天释之耶？尔勿以此兵为多，天助我国之威，吾父英名夙著，此战必胜。《武皇帝实录》卷二。
话并不多，然而相当精彩，十分中肯。此时建州军队，面对强敌，最需要的是必战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尤其是必败敌军的信心。褚英、代善正是看准了这一点，着重从两个方面来讲。其一，反复宣扬汗父为天所祐，百战百胜，威名远扬，敌军闻之无不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