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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时候的晚清三案已经让朝廷内部斗争严重，进而导致了政治上的极端不稳定。朝廷内的党争使得大臣们宁可坐视国家乱亡，也不破除门户之见。在李自成攻克北京后，朱由崧南逃淮安，由凤阳总督马士英、阮大铖拥至南京称帝。他们以拥立之功升为内阁在学士兼兵部尚书，掌握朝政大权，并在朝中招纳贪官污吏，挟福王以令诸臣。这跟魏忠贤手下的崔呈秀，魏广微耍的老把戏差不多。
二、唠叨的士大夫
明朝的士大夫常常意气用事。对君主和宰相的举动督责的太严。朝廷有事的时候他们不能斟酌情理，婉言规劝。动不动就叫上朋友同仁参与争执，声讨君主的错位，使得皇帝恼羞成怒，没了回旋的余地。以此来博得一己名望。但这样做对国家毫无好处。比如宪宗时候孝庄皇后的合葬问题，世宗时期的大礼议，神宗时期张居正的夺情问题，都是显著的例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2）
这些士大夫言辞苛刻、遇事生风、推测过深。他们给人家扣上的罪名，往往比人家实际的罪名要重的多。有一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众大臣就一定要说这个人是郑贵妃主使的。李可灼是个庸医，用错了药，医死了病人，众大臣就说这是阴谋，大学士方从哲从中调停，众大臣就说方从哲有弑逆之罪。安土重迁也是人之常情，李选侍是个哦妇道人家，不想搬出乾清宫，杨涟就指责李选侍专擅。等到移宫以后，贾继春又上了一道奏疏，说是朝臣们在新君即位之时引导皇帝凌逼先帝妃嫔。说先帝尸骨未寒而侍妾先被驱逐等语。士大夫们像这样附会宫禁、捕风捉影形成了了积习，这导致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
魏忠贤本是一个市井无赖，没有曹操、王莽那样的跋扈之才，却有李林甫、秦桧、严嵩等人的阴险。那些士大夫们没能对魏忠贤预先防备，魏忠贤却抢先多次兴大狱打击那些士大夫。而那些士大夫却只会凭借口头舆论来攻击魏忠贤，拿不出实际的行动。明熹宗年纪小，被宦官宫女在深宫之中带大，对政治很糊涂，即位后自然也不懂这些。士大夫向明熹宗口伐魏忠贤就好比是对牛弹琴，根本就没有用。明熹宗对于大臣的上疏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就都交给魏忠贤了。而魏忠贤就用各种罪名逮捕并诛杀这些士大夫。国家的正人君子都被杀了，国家也就随之衰亡了。以狭义的程朱道学培养起来的八股先生是不会变通的。
第二节 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太多
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之凶，势力之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也实属罕见。明代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200多年来，宦官都活跃在明代的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
朱元璋刚即位的时候对宦官限制极严，曾立下规章制度，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宦官兼任外臣文武衔，不许穿戴外臣所穿戴的冠服，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还在宫门上挂一块高3尺的铁牌，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个时候，宦官是很不得势的，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得干预朝政，与官吏交往，甚至连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这是因为，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发迹于民间，亲眼目睹过宦官的危害，他认为宦官这个群体对于国家来说不起什么好作用，其中好人不多。
朱元璋对宦官的防范措施不可谓不严。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他自己费尽心机、不遗余力推行的极端君主专制制度，为日后宦官干政预埋了祸乱的种子。
明初洪武十一年，湘、桂、黔边区的侗族人民，在吴勉的领导下，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的中心地区是五开洞（洞名在湖南辰沅道靖县边界）。活动范围在今之黎平、从江、榕江、锦屏、天柱、靖县、通道、绥宁、武岗等地。明王朝派辰州卫指挥杨仲名为总官前往*。十一月，杨仲名剿平五叛乱。在这个过程中，太祖曾派内臣吴诚视军，之后又遣尚履奉御吕玉视捷。后来有多次派宦官到河州（今甘肃兰山道导河县）等处买马。由此可见，明代宦官参与政事，实由朱元璋开其端，这是朱元璋的防范措施不完善的缘故。 。 想看书来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3）
后来建文帝即位。建文帝对宦官管教甚严，同时又诏谕地方官，一旦发现宦官奉使横暴，虐害士民即擒送京师，加以严惩。这也引起了不法宦官的怨恨，在日后靖难之役中或投靠燕王朱棣，或是做为内应。等到燕王兵逼江北；宫里很多宦官就都逃到朱棣的军中，泄露了大量的情报。朱棣以为这些宦官是忠于自己的，在即位后就开始重用宦官。
永乐元年，镇远侯顾成，都督韩观、刘真、何福等人到贵州广西辽东宁夏等地守边，朱棣明令宫中有谋略的宦官一同前去，并赐给他们公侯的服饰，地位在戍边的将军之上。不久云南、大同、甘肃、宣府、永平、宁波等地也相继派宦官作为使者前去。永乐八年，开创了授予内臣提督禁卫军的先例，明朝在制度上便确认了宦官的统兵权。
永乐元年，朝廷派中官侯显出使西藏，李兴出使暹罗，马彬出使爪哇、苏门答刺等国家，尹庆出使满加刺（今英属麻刺甲在马来半岛南端西岸）柯枝Cochin（在印度半岛西南端临阿刺伯海诸国）。这是朝廷派遣宦官出使别国的开端。
永乐三年，朝廷派遣中官山寿率领骑兵从云州出发，郑和王景弘等带领船队下西洋。这是宦官专征的开始。永乐十八年，成祖朱棣设置东厂，东厂权力在锦衣卫之上，只对皇帝负责，不经司法机关批准，可随意监督缉拿臣民，从而开明朝宦官干政之端。明朝宦官具有出使、专征、监军、分镇、查探臣民隐事等权利就是从成祖开始的。太祖朱元璋本来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到了成祖朱棣时，开始重用宦官，并且设立专门的学校，让宦官读书学习，帮助皇帝日常工作。因此明朝宦官与以往不同，都具有一定文化的。等到宣宗即位，在宫中设立“内书堂”，收容十岁以下净身儿童二三百人，由翰林院学士刘羽、陈山，朱祚等当教师，学习儒家经典，对宦官进行文化教育。后来在此读书的小宦官曾加到四五百人。依旧是这些翰林学士教书，于是宦官才开始通文墨、管理章奏，连皇帝批阅奏章，也交给一个宦官代笔，叫做司礼监，还与朝廷官员往来结交。
英宗即位时只有九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辅政。蔚州地方的一个流氓，名叫王振，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点书，参加几次科举考试没考取，在县里当教官，后来因为犯罪，本来该充军，他听说皇宫招太监，就自愿进宫做了太监。宫里识字的太监不多，只有王振粗通文字，大家都叫他王先生。后来，明宣宗派他教太子朱祁镇读书。朱祁镇年幼爱玩，王振想出各种各样法子让他玩得痛快，朱祁镇挺喜欢他。明宣宗死后，刚满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即位，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
《中国历代党争》第九章（4）
王振想在朝廷中立威，多次唆使明宗以小错为由杖辱大臣。言官得到王振授意后开始对王振的政敌进行猛烈的弹劾，从公侯驸马伯到尚书都御史都受到过弹劾，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凡不利于王振的大臣多被贬官，连三杨都不能阻止。他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国家的仓库、建筑工事、银矿、布帛、织造等事的控制权力也全部被中官掌握。于是国家法制开始松弛，宦官在内兴祸，敌国也虎视眈眈。
不久，杨士奇、杨荣相继去世，内阁大臣陈循、高谷等人都是后进的，在朝廷尚没有很高的威望，杨溥孤立无援，王振比以前更加专横了。王振为了向四夷示威，发动了麓川之役。
麓川就是今天的云南省瑞丽县一带，是少数民族聚集之地，元朝在此设立了宣慰司，明朝依旧。正统二年（1437年），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乱。到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被黔国公沐昂与都指挥使方瑛、柳英等所率明军平服。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致书朝庭，表示愿意进贡谢罪，英宗让文武大臣讨论战和之事，刑部侍郎何文渊上言认为，麓川地方不大，又处极南边，地形复杂，不宜兴兵*，主张安抚，这一正确意见得到了杨士奇、刘球等人的支持。而王振为“示威荒服”，一意孤行，力主用兵，要“尽灭其种类”。正统六年（1441年）正月，正统七年十月和正统十三年（1448年），朝庭屡次出动十几万大军进剿，使民族矛盾不断激化，再也难平服了。当时明朝的主要敌人是逃亡在漠北的元室后裔。兴麓川炎师，旷日持久地打了十余年的战争，得不偿失，劳师远袭，大大地消耗了兵力，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史称“兴麓川之师，西南骚动。”“以一隅骚动天下。”
麓川之役先后发动三次，劳师费财，但是最终没有成功，翰林院侍讲刘球应皇帝召见言及此事时指责王振之失，王振知道后，十分愤怒，将刘球下到狱中，并将其杀害。
瓦剌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朗献马朝贡。
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剌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剌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剌统一蒙古以后，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