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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仁地区，第七军驻广西外，其余六个军均驻广东。国民革命军在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建议下，根据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和军阀之间的矛盾，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首先消灭吴佩孚军，然后歼灭孙传芳军，最后消灭张作霖军。部署以主力进军湘、鄂，另以第一军、第四军各一部和第五军大部留守广州。 1926年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绥远五原誓师，组织国民军联军约五万人响应北伐。 军阀部队的数目超过75万人，与势力强大的军阀相比，蒋介石的军队不过十余万人，悬殊甚大。从理论上讲，这种战不该打。但是，要等到蒋介石部队数量能敌过对手的那一天是不可能的。他给了自己六个月时间准备。在制定计划与训练的过程中，有时候军事问题相当于政治问题而言，似乎是第二位的。 蒋介石非常自信敌认为，不管局势如何，他都能够新的革命军走向胜利。 蒋介石的自信是有道理的，革命军的初期，士气旺盛，目的明确，纪律严明，所向披靡。 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在安仁、衡阳、永丰地区集结后，分三路向长沙进攻。左路军第八军第二、第四师和第七军第八旅相继攻克娄底、谷水、潭市，向宁乡推进。右路军第四军第十二师指向沈潭，叶挺独立团进击泗汾，第十师在皇岭策应，迫敌向浏阳退却，不战而下醴陵。中路军第八军第三十一师、教导师、鄂军第一师连克湘乡、湘潭后，第三师进占长沙，俘敌二千余人。叶开鑫残部退守汨罗江北岸。 攻克长沙后，蒋介石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乘吴佩孚军主力在直隶进攻国民军，湖北兵力薄弱之机，迅速以主力直趋武汉；对江西暂取守势。由唐生智兼中央军总指挥，率左纵队（第八军）和右纵队（第四、第七军）攻取岳阳、平江，直指武汉；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二、第三军、独立第一师（由赣军第四师改编）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集结醴陵、攸县等地，对江西警戒，掩护中央军侧背安全；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由黔军改编的第九、第十军从常德地区进取湖北沙市、荆门，相机占领宜昌、襄阳；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第二师为总预备队。 8月19日，中央军向汨罗江北岸发起进攻。右纵队第四军进攻平江，其右翼第十师从托田渡汨罗江进占肥田，左翼第十二师借其掩护，由白雨湖渡汨罗江，一部向天岳山、鲁肃山实施佯攻，一部向平江城东北攻击前进，经过激战，守军由北门退入城内。叶挺独立团向平江城东门猛攻，击退守军，攻入城内。平江守军一个旅被缴械。与此同时，右纵队第七军第一、第二旅分别占领浯黄塘后，在将军坪击退顽抗之敌，迅速向张家牌前进。第八旅猛攻将军山，遭守军反击。第七军使用预备队从两翼投入战斗，击退守军，攻占张家牌。左纵队第八军于同日渡过汨罗江后，未遭抵抗，即分别占领长乐街、黄谷市。之后，左右两个纵队乘胜前进，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羊楼司等地，开始进入湖北境内作战。 在此期间，吴佩孚率部协同张作霖军在直隶南口等地将革命军击败后，调兵南下，亲率湖北暂编第四师和陆军第八师于8月25日抵达汉口，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湖北暂编第一师和卫兵旅等部共万余人固守湖北咸宁地区汀泗桥，并派中央第二十五师第十三混成旅另一个团增援。另以陆军第八师至贺胜桥地区设置坚固阵地，武卫军占领纸坊，鄂军第三旅及部分湘军残部在白螺矶、新堤、嘉鱼一带，协同海军阻止国民革命军渡江。 虽然吴佩孚在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但国民革命军决定乘吴佩孚主力未到之机，发起汀泗桥战役，并获得大胜。紧接着又发动贺胜桥战役，国民革命军不给吴佩孚军以喘息之机，致使吴军正面失利，侧背受敌，全线动摇，纷纷溃退。国民革命军顺利占领贺胜桥。 吴佩孚一败再败，只得迅速集结兵力，企图凭借长江、汉水固守武汉。国民革命军调整部署，攻占汉阳、汉口，继而围攻武昌。至此武昌已成孤城。 吴佩孚在武昌的余部，第三师吴俊卿投诚，第八师师长、第二十五师师长和守城司令被生擒，武昌被国民革命军拿下。 在击溃吴佩孚军之际，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进军江西。一路由赣南进发，李济深任指挥，攻占赣州后，沿赣江北上，向吉安方向发展进攻；另一路由赣西进发，朱培德任指挥，占领萍乡后，连克宜春、万载、分宜，在新喻与孙传芳军一部激战三昼夜占领该地后，向樟树方向进击。还有一路由赣西北进发，程潜任指挥，克修水、铜鼓，继占奉新和高安，后占南昌城，南昌城几易其主后，放弃南昌城，撤向奉新地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结三次攻打南昌失利的教训，在于孙传芳军控制南浔铁路主要干线，便于机动。于是决定集中兵力，先破南浔铁路各要点之敌，而后再取南昌，并决定从武汉增调第四军入赣作战。南昌守军待援无望，弃城溃逃，被歼万余人。11月8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 在福建，孙传芳为策应江西战场作战，令福建督理周荫人部进袭粤东。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何应钦乘湘、鄂、赣战场节节取胜之机，转守为攻。一路攻克，所向无敌，相继收复失地，占领漳州、同安、泉州、莆田、永泰，进占福州。 为肃清长江下流之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1927年1月上旬决定进军杭州、上海，会攻南京。蒋介石兼中央军总指挥，率江右军和江左军分由赣、鄂沿长江两岸向皖、苏推进，主攻南京。何应钦为东路军总指挥，自赣、闽分路入浙，夺取杭州、上海，助攻南京。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由鄂入豫，牵制北面之敌。 南京陷于重重包围之中，江右军率先到达南京，分路进城，占领南京。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北洋军阀大势已去。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新成立了国民政府。 国民革命军能以少胜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军事指挥而言，主要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能够审时度势，灵活应用兵力，适时转变战法，保持战争的主动权。其次采用了分化瓦解敌军，补充扩大自己。另外值得一说的是，北伐战争的胜利，江浙财团助了一臂之力。行军打仗，粮草先行，自古以来皆是如此。 江浙财团在国民革命军由珠江流域打到长江流域的形势下，眼看北洋军阀要垮台，孙传芳的旗号要更换，需要寻找新的政治上的靠山，而蒋介石也迫切需要有一个钱库，供给他在军费等经济上的大笔开支。于是，这两者在旧有关系的基础上，一拍即合。 江浙财团同蒋介石谈妥条件之后，就一笔一笔地拿巨款给蒋介石使用。第一笔是上海市金融业资本家先向蒋介石垫付了三百万元。第二笔是上海市银钱业垫付了三百万元。第三笔数额更大，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垫付了一千万元。第四笔是江浙财团的资本家认购了“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劵”三千万元。 这一笔又一笔的索取和摊派，江浙财团的资本家虽然有些不满情绪，甚至出现抵触和不愿承购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他们是支持蒋介石，为蒋介石提供了资助。 一个人的发迹需要有方方面面的基础，不是空中楼阁。蒋介石明白这个道理，他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同时，也在江浙一带频繁活动，不论政界、经济界，时时都有他的身影。甚至，他还与黑帮混得很熟，偶尔还得到黑帮的资助。 成功的高楼就是由无数的土砖一块块砌成的。
星星之火
第十章 星星之火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蒋介石被国民党开除过党籍；毛泽东也被共产党开除过党籍。也许是他们同样的经历，他们都被历史推上了凸显的政治舞台上。 “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中山舰事变之后，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迁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这就是蒋介石必须进行清党的说辞。 有了说辞之后，行动也十分迅猛，规模之大几乎遍及全国。蒋介石及其支持者随即成立清查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以政令形式通过了各种方案。所有的入党申请暂时停止，任何重新登记的党员必须受三个月的调查，每个党员必须每两周向其所在支部报告自己的政治活动。 轰轰烈烈的清党运动正式开始了。蒋介石发布了一项密令：没收2700名共产党工人纠察队员的枪。清党运动在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南京、上海等地同时展开。 共产党人受到了灭顶之灾，从合法变为非法，由地上被迫转入地下。历史的进程，徒然发生逆转。 毛泽东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过一句话：“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确实如此，这种逆转的到来，而且来得那样快，党内思想相当混乱。共产党临时改组了政治局常委，在这个关头断然决定了三件 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不知何故国民党蒋介石要急匆匆地逼着共产党拿起枪来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书记*中央前敌委员会，在南昌率领国民革命军贺龙、叶挺部两万多人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李立三两年后总结说：“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竖起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但这次起义失败了。 共产党中央在汉口秘密举行紧急会议，即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重大转折意义的八七会议。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以亲身经历，从国共合作时不坚持政治上独立性，党中央不倾听下级和群众意见，抑制农民革命，放弃军事领导权等四个方面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并对会议确定的总方针的两个方面提出独立见解的看法。关于军事工作，毛泽东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在于：善于调查研究，到群众中去；善于分析总结，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且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善于组织发动，特别是发动农民的工作。他十分熟悉和了解农民朋友，也看清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毛泽东不愿去住高楼大厦，他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还是一个豪放型的人物，他对自己的言行毫不隐讳。有段经历，毛泽东曾向美国记者斯诺笑谈过：“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文章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住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了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我身边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秋收起义的行动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紧迫的局势，不容许继续争论等待下去。 当时，在湘赣边界有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