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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战斗历程(罗版)-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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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作战中,我军曾一度包围驻扎在濮阳巩庄的石友三39 集闭军总部,石友三甚为恐慌,给被围在观城附近的石友信发一密电,令其速去清丰联络日军出动“扫荡”石友信接电后,连夜派教导师副师长文大可,将其部队伪装成八路军,混出了我包围圈,到清丰城内与日军取得了联系。次日,石友信教导师与日军1 个联队并肩出动,一起向我进攻,给石友三解了围。当晚,日军和石友信部一同宿营石友信派人抢杀老乡两条牛慰问日军。不久,石友三又先后派石友信到济南、开封、北平,找日军头目联络,与日军进一步勾结在一起我军从战斗中缴获的石友三的密件里,还发现石友三派人到郭城向日军报告石部移动和部署等情况。
  石友三勾结日军臭名远扬,就在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声名狼藉。高树勋受命,于1940 年底,杀掉了石友三。
  在讨石斗争中,特别值得称赞的是冀南、鲁西、直南人民群众对我军的有力支援。这些地区的群众是石友三制造磨擦的直接受害者,对他无不切齿痛恨。讨逆战役打响后,群众十分踊跃地支援我军,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冒着枪林弹雨,不顾疲劳,不怕牺牲,为部队运送弹药、粮食,抬担架,救伤员,战斗打到哪里,他们就服务到哪里,有力地支援了讨逆战役。几次讨逆斗争的胜利,沉重打一击了汉奸和亲日派的反动气焰,除了华北几大害,大大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斗争士气,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国民党任命的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到达冀南。为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主任公署在南宫召开万人欢迎大会。鹿口头上表示抗日要依靠八路军,但会后不予合作。年底,国民党又任命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任命石友三为付总司令。石部自鲁南进驻冀南。与鹿共同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石勾结日寇任命第二县长,第二区长。推行保甲制、摊派制、对八路军实施武力进攻。一次扑杀清河县大队长宁心力等同志及家属50多人。为保卫根据地,党中央命令129师集中冀南、冀中军区25个团,由宋任穷和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统一指挥,发起反顽讨石战役。当时,石部共有兵力1·7万人。像一条长蛇自山东盘踞到南宫、威县、清河、冀县、枣强一线。宋、程遵照师首长“从敌腰软肋处砍断其长蛇阵,在运动中消灭顽军”的指示,对石友三顽军发动了三次战役。第一个战役于2月9日打响,东纵在清河县狼窝消灭敌军一个团,在威县史家庄、枣科歼敌两个营;在威县干集重创敌181师。顽军主力南逃下堡寺、摇鞍镇地区,被歼2000多人。石友三率部突围西窜。第二个战役即卫(河)东战役,于6月下旬打响。当时,石友三由国民党支持,纠集2·5万人,在日军掩护下,企图卷土重来。宋任穷先发制人率部东渡卫河配合杨勇、杨得志再次重创顽军。第三个战役打响时,石已面临末日,凭借深沟高垒龟缩待援。我军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方针。一方面从军事上逼近顽军,缩小其占领地;一方面向群众揭露石友三勾结日寇充当汉奸的罪恶勾当,并采取空室清野,断其粮源。使其军心涣散,大批下层军官和士兵逃亡。

    国民党当局面对声名狼藉的石友三大失所望,于1940年11月4日将其杀掉。

    这时日军又发动大规模扫荡。冀南主任公署随部队撤出南宫转入乡下。经我军大力反击,日军撤出南宫逃往新河。鹿钟麟趁机率部进驻南宫。以“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不知去向为借口”宣布撤销主任公署。宋任穷多次与鹿谈判,鹿不知悔改。129师首长刘伯承、彭德怀与鹿会谈。鹿依然阳奉阴违毫无诚意。正在威县北部指挥反扫荡的宋任穷决定略施小计将鹿轰出南宫。他写给鹿钟麟一封短信,并召见青纵七七一团政委王贵德面授机宜。命他率一个营的兵力开赴南宫依计而行。

    一天傍晚,王贵德率部奔赴南宫。进城后即下达命令:

    “一连,占领南宫四门!”

    “二连,到北关监视鹿的河北民军,并在北关号房。”

    “三连,到各街道号房!”

    各连队雷厉风行进入战斗位置。一城四关各街道、胡同大部分住宅都写上了“xx排”、“xx班”字样。城内居民奔走相告:“八路军又打回来了。”

    鹿钟麟闻报后,坐卧不安夜不成寐。次日晨,门卫报告,八路军青纵七七一团政委王贵德求见。鹿说:“有请。”王贵德进门后向鹿郑重行礼。鹿欠欠身说:“前方将士,劳苦功高。请坐,请坐。”

    王贵德拿出宋任穷的信说:“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命我将这封信面呈鹿主席。”鹿打开仅有一页的信纸默读:“鹿主席,我正在指挥部队打击敌人,先派七七一团政委王贵德与鹿主席联系,并保护鹿主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将于近日返回南宫。我随公署机关到达南宫后再去拜见鹿主席。”

    鹿钟麟见信上未提他宣布取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事,长出了一口气,随手将信放到桌上。问道:“宋主任没让你捎什么话吗?”

    王贵德郑重而有礼貌地回答:“宋主任让我面告鹿主席;转移农村指挥反扫荡作战的冀南党政军机关将于近日凯旋。回南宫后,宋主任要亲自面见鹿主席汇报反扫荡战况。

   “那好、那好。”鹿钟麟尴尬地说:“我、我……我等着欢迎前方将士凯旋,为……前方将士庆功。”

    王贵德回到驻地,侦查员报告,鹿钟麟的民军已经撤出南宫。接着又见鹿率其省府人员和警卫部队撤出南宫东门。

    两天后,冀南公署党政军机关陆续凯旋回到南宫。宋任穷谈及此事时说,古代军事家孙膑在马陵之战中,用“增兵减灶”之计取得了胜利。我这次用的是“大量号房”之策,轰走了鹿钟麟。可以说是“增兵减灶”的反用。


    1939年6月19日青纵771团副团长徐绍华率该团二营于巨鹿北无尘伏击日军汽车4辆,毙伤敌40余人,铁牛 吴建中,打坏敌汽车2辆,烧毁1辆,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数十支、掷弹筒2个。 


    徐绍华1940年8月任八路军七七一团团长,参加“百团大战”,后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学习。



    杜义德回忆:在新四旅序列里



    1940年6月,一二九师进行了整编,将冀南地区各主力部队和军分区基干部队一部,统一编为9个野战旅,按照129师的统一编制序列,青年纵队改编为新四旅;东进纵队改编为新七旅;先遣纵队改编为新八旅;冀南各分区部分基干部队和军区特务团一部编为新九旅;晋冀豫边区纵队一、三团,保安六团及平汉纵队编为新十旅;冀西游击队、边纵二团、宗树阁大队及赞皇独立团等部编为新十一旅。陈再道为冀南军区司令员、宋任穷为政治委员。10月我被调到新四旅任副旅长,徐深吉为旅长,吴富善为政委,李茂思为参谋长(后叛变投敌),袁鸿化为政治部主任。新四旅同时兼第二军分区的工作。

    我到职后,首先投入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战斗。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总的战役行动,继续破击德石铁路以及邯郸至大名公路,并消灭沿路和修路的日寇、伪军,以扩大百团大战第一阶段的胜利成果。破路前,我向部队进行了动员教育,说明任务的重要性,同志们对日寇早已恨之入骨,求战热情特别高,个个摩拳擦掌。当时我说:仗是有打的,但要打好,不能打成夹生饭。因此,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尤其要与地方党、政机关和民兵搞好协调工作,革命的热情要加上万无一失的科学准备,才是取得圆满胜利的法宝。大家听了十分振奋,战斗开始后,部队先把日寇消灭掉,接着数万名民兵在地方党、政领导带领下,一齐上阵,搬铁轨、烧枕木、挖沟破路,老人、妇女、儿童送水送饭,并以大量的粮食、萝大白菜支援部队。按预先分配好的任务,人人争先恐后,都提前完成了破路任务。这一阶段,我们共进行大小战斗105次,毙伤日伪军1300多人,俘日军7人,缴获炮、机枪、步枪100多件,掀翻铁轨、毁坏路基40多公里,破坏公路140多公里。我军伤700多人,牺牲300多人。这次破击使敌人的主要交通线很长时间处于瘫痪。日寇在当时对百团大战是这样描述的:“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华北治安报》)。可见,百团大战的重要意义。

    我军出动共105个团的兵力,在整个华北地区破击日寇交通线,攻占其据点,反击敌“囚笼政治”的“大扫荡”,克服国民党投降危机,进行的这场震惊中外的大规模战役行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给日寇侵华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热情,树立了战胜日寇的信心,阻止了蒋介石的投降阴谋活动,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这在历史上已成为光辉的一页。在这一页光辉的历史上,也有冀南军区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的辉煌篇章。

    从1941年起,我被任命为冀南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以后又兼政治委员和地委书记。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艰苦的一段历程。

    1941年以后,日寇惊恐万状,对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有了新的体会和认识。他们加强了对我军的扫荡和攻击。日寇增加了兵力,加强了火力装备,以百倍的疯狂,进行报复“扫荡”,在这期间,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于1942年5月25日壮烈牺牲,我们冀南军区也牺牲了多名领导干部,包括一些优秀的团长、政委。可见在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艰苦抗日岁月里,斗争是多么残酷,形势是多么严重,战斗是多么激烈。根据地被迫日益缩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进入了严重的困难阶段。

    为了更好地粉碎日寇的野蛮“扫荡”,根据中央军委、一二九师首长的指示,我们进行了整训工作。整训时间从1940年12月下旬开始,分两期进行,每期两个月,其基本方针是认真总结经验,迅速提高部队的战术、技术,深入政治思想教育,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进一步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我们第二军分区的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训,根据平原游击战的特点,密切结合实际,围绕如何多消灭敌人,如何保存自己,保护老百姓少受损失,进行小分队突袭敌人据点的军事训练。在技术上练习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打迫击炮等。这次整训主力部队,在我军抗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提高了对日军作战和国民党投降危机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我军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神圣使命。同时,对敌我双方优势、劣势进行了对比,对当前严酷的现实有了客观的认识。当精神的东西被战士和人民掌握以后,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经过整训,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这是在世界法西斯力量德、意、日相结合,向人民大举进攻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蒋介石认为可以在这种对他有利的时机下,利用日寇的力量,加紧消灭八路军、新四军。1940年冬季,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八路军从江南撤到江北和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其数十万军队进攻华中新四军,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4日。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蒙受重大损失。

    我当时受命南下策应新四军,带部队去讨逆。我和文建武政委、陈明义参谋长和袁鸿化主任率领旅直属队,十团和十一团全部离开冀南二分区南进,东渡卫河,进到冠县南、朝城西南束集地区和七七一团会合了。新四旅会合后,正要研究南下计划,就遇到日军的〃扫荡〃。经过一些战斗,部队通宵行军进到耶城西南。并与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师长取得了联系。按照彭雪枫师长回电指示的路线,我率先头团七七一团已进至单县东南之曹马集,正准备通过陇海铁路南进时,接到案总电令,要新四旅和冀中南下支队立即停止南进,在原地待命。当时金乡、鱼台、城武、单县地区遭受自然灾害,加上敌伪破坏,粮食非常困难。经请示,将部队撤至巨野、菏泽、郓城、鄄城地区待命。并帮助地方建党、建政和组织群众自卫抗日武装。

    1941年5月下旬,日军向华北调集兵力7万余人,号称“十万大军”,进行“扫荡”。妄图在两个月内,彻底摧毁我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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