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诩幽么罄刍÷�3年，其中最少2年是以永久居民身份留在加拿大；在未取得永久居民身份前已居住在加拿大者，其居留期是每一天当半天计算，且无论住多久，最多只能算作一年”，即使他的永久居住权不被取消，目前他也不具备入籍申请资格，国内某些传媒说他“获得加拿大人身份”是不确切的。
3月6日，IRB将审理高山一家的永久居民身份，如果认定其不合法、予以吊销，则高山很可能向移民上诉部门（ImmigrationAppealDivision）提起上诉，若失败，还能继续向联邦法院上诉，这个过程可长可短，既可能是18个月，也可能真的长达5年，甚至不止5年——因为即使联邦法院上诉也失败，高山也很可能以“受到*”为由提起政治难民申请，从而把漫长的法律程序从头再走一遍。
不过在某种程度上，遣返高山的难度的确大于赖昌星，因为后者系持香港身份证入境且合法签证到期，在法理上遣返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前者却是通过“合法”手段获得了永久居住权，至少在2009年12月29日前他都有“正当理由”呆在加拿大，如果遣返，就必须首先取消他这个“合法”身份，这本身就增加了难度，何况如前所述，即使成功也仍会被拖延很久。正引如此赖昌星才不无眼红地说“他（高山）有身份，我没身份，所以他比我走运。”
自中国政府加强对贪官打击力度以来，贪官们也变得越来越狡猾。即以高山为例，他早在5年前就瞒天过海，让妻、女“合法出国”，甚至自己在公职尚未解除情况下偷偷办妥移民，并卡在移民有效期最后一天赴加，登机前一天还正常上班并请“病假”获准，告诉不止一人“要做手术”，甚至一直开着手机，让大家误以为他仍在国内；到加后他深居简出，生活俭朴低调，据警方调查，他入境时家庭存款有40000多加币，被拘捕时只有10000多，三次购房，价格最高的不过789000加币，最低仅527500，目前所住北温城市屋估价528000，仅为中等水准住宅，且有30多万系银行贷款。
高山本人无工作，在社区英语学校学英文；其妻则在某儿童中心上班，年薪33000加币，一家三口仅共用一个邮箱，甚至代步的马自达轿车也并非名下财产，如此“低调俭朴”，一般人很难想象他竟是个涉嫌贪污10亿人民币的贪官。
值得注意的是，其妻李雪英文娴熟，对当地社会、法律均熟悉，也很善于诱导传媒和有关机关的思维、判断，警方指控高山试图逃往渥太华，她却解释为“高山看了《环球邮报》有关自己被中国指控的报道感到心理压力很大，因此自己建议他出去散心”，而高山并未上火车，结果这条本来有利于检控方的证据最后竟成了高山获释的关键。此外，她在高山获释时当众与之拥抱，及向《明报》宣称自己直到3个月前才了解高山被控贪污等，无不显露其心计和准备工夫。
从目前来看，他们的这些努力并不足以取信外界。尽管任立三反复声称高山在移民材料上隐瞒公职是“疏忽遗漏”，但一个长期从事金融负责工作的成年人居然会“遗漏”自己的现职，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据当地华人报纸《世界日报》报道，加拿大多元文化交流基金会秘书长金晓波、北美中文网执行长张佳鑫等当地知名华人都表示，高山事件如不能妥善解决，将损害华人移民在当地的形象，本地一般华人移民对此更普遍表示不满，当地几大华人网站近日来相关讨论热烈，许多人对贪官纷纷涌入加拿大导致房价飙升感到气愤和无奈，并普遍不相信高山妻子和代理人的辩解。
问题的关键在于加拿大方。由于移民政策漏洞较多、司法效率不高，加拿大近年来成为“贪官乐园”，不但是中国贪官外逃最集中的三个国家之一，且多年来被引渡回国、受到惩处者几近于无，让大小贪官有恃无恐。
原本由于司法差异的分歧，如加方认为不能在资格认定前引渡难民、不能引渡可能被处死的罪犯等所导致的遣返、引渡难题，通过谈判并不难达致谅解，但自保守党政府上台以来，加中关系出现较多不和谐音，给原本就困难重重的双边引渡、遣返协议制造了更多障碍。
和美国全部封存赃款并退还受害国不同，加政府一直希望根据有关国际法惯例达成“赃款分割协议”，分沾一部分赃款，以贴补因疲于应付繁琐而众多的跟贪官有关的司法程序所耗资金；由于加拿**律的特点，只要司法程序不告终，就不能遣返，一些贪官唯恐末日将至，不惜血本请律师、打官司，一些人觉得有利可图，也站在了遣返的对立面。
当然，“贪官乐园”名声并不好听，赖昌星案等的旷日持久、劳民伤财，加各界抱怨声日益高涨，去年加“城市电视台”专题连线讨论，大多数参与者都呼吁政府应在遣返贪官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并认为在“赃款分隔协议”上扯皮不够体面，因为这些赃款都贪污自中国民众，理应物归原主。
必须看到的是，加成为贪官乐园更多源于体制疏漏，不仅中国贪官，其它各国的贪官、犯罪分子甚至恐怖分子也常利用此疏漏混入加拿大，然后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宽松机制进入美国，“911”之后美国就曾宣称，许多基地分子利用加拿大作跳板转入美国境内，前不久美国收紧美加边境检查，令加全国掀起补办护照狂潮，加在移民和边境控制上的漏洞难辞其咎。上述种种都表明，补上机制漏洞，让贪官和其它越境潜逃的犯罪分子得到应有惩处，不仅对中国这样的受害国有利，也同样对加拿大有百利而无一害。
此次高山案件中，加警方态度较为积极，不但及时向中国警方通报情况，而且在判定高山可能脱逃时采取了果断措施，在提交给IRB的证词中也明确指认高山等为“犯罪集团成员”；而加政府对此则态度暧mei，加拿大移民部负责出入境事务发言人安德森23日曾对CBC电台表示，高山被拘捕“和中国警方通缉令无关”。
尽管由于体制差异，加拿大司法独立，政府不能对高山遣返裁决施加直接影响，但其态度和倾向，无疑将对案件的进展、效率和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看来，第一个标尺就是3月6日的判决结果，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和谐不是一层皮】………
今年春节晚会的主题是和谐，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总共33个大节目中直接以“和谐”命名的就多达9个，“和谐率”高达27。27％，节目内容中包含和谐两个字的更超过70％（几乎所有非港台人士表演有台词的节目都概莫能免）；6位主持人串连词“和谐率”（每次出场提和谐二字的概率）不会低于80％，五幅串场春联（包括说砸了的那幅）“和谐率”更高达100％。
照理说这样高度“切合主题”的晚会应能达到很高的共鸣和认同度才是，但从晚会播出后的反应看却是褒贬都有，评价不一，而且不论是褒是贬，大多围绕着节目本身是否动人、哪个节目编排更好、演员表演是否达到期望值、晚会形式是否应变革，等等等等，却对贯穿晚会始终的“和谐”主题反响寥寥，至少是印象不深吧，不论对晚会节目、演员选拔乃至晚会形式本身作何评价，单就晚会主题的表达和观众接受效果看，应该说是未达到初衷的。
原因当然不是演员不卖力：春节晚会一年一度万众瞩目，筛选之严格更有目共睹，且不说反复排联之艰难，除夕不能阖家团圆之辛苦，单说冯巩一口气灌下的四碗凉水，零点“抢词”事故发生后台上台下有关人员手里的一把冷汗，就足以让人记住这偌大的苦劳；也不能说编导对和谐主题不尽心、不突出：这个比例已经勉为其难，再增加，怕演员没法演，观众也没法看了。
问题在于，和谐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一种境界，而不是一张“形而上”的皮。远的不扯，具体到春节晚会上，晚会的节目能让观众爱看，观众的好恶爱憎能直接反应到节目单和演员的安排、表演上，这是和谐；对观众关注的话题多下笔墨，对观众们牵挂的人和事多加留意，这是和谐；笑老百姓想笑的，哭老百姓想哭的，惦记老百姓想惦记的，这是和谐；观众们能为节目所吸引、所打动，为精彩处不约而同一喝采，于针砭时弊处尽在不言中会心一笑，这也是和谐。
古人写诗讲究含蓄寄托之美，一首写“*”的诗往往通篇无一“春”字，而读罢全篇，*自在眼前。春晚也不例外，倘在节目安排、表演中努力做到上面那些，哪怕整场四个半钟头一次“和谐”也不提，观众们也自然会深深感受到和谐之乐，和谐之美的。
如果不在节目内容、立意上下功夫，而只是把“和谐”二字像贴胶布一样粘在表层，那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适得其反。当喜爱戏曲的观众好不容易盼得名角登场，看到的却是出七拼八凑的活报剧；当喜爱歌曲的观众苦候整晚，听到的不是一人一句的“拼盘”，就是一次使用，明天谁都不会记得的快餐歌曲；当喜爱小品、相声的观众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却是味同嚼蜡的表演，和让人哭笑不得的假喝采、假掌声；当喜爱春联的观众在零点钟声敲响时，等到的却是一幅既不对仗也不工稳，甚至上下联字数都不一样多的“和谐春联”，他们会觉得这台晚会的氛围是“和谐”的么？
所谓和就是同一，所谓谐就是协调合拍，所谓和谐，就是与社会、与民众呼吸相通，喜乐与共，满足这一点，即使不说“和谐”二字也是和谐，反之就很容易吃力不讨好。
说到底，满足于把“和谐”挂在一层皮上，而不是渗透融合到肌肤、血肉中，是一种在精神上偷懒懈怠的表现，如果这样，不妨干脆在每个演员左脸上直接写上“和谐”两个大字，右脸空出来写广告——这样更省事，而且可以产生类似痒痒挠挠脚底板的喜剧效果，至少可以省下不少“人造掌声”、“人造笑声”的力气呢。
………【郑国渠的水和滦平县的水田】………
据报道，从今年春天开始，为确保北京市区用水，河北潮河流域滦平、丰宁、赤城三县200多个行政村、十万亩水田将“退稻还旱”，据说，此举每年将为北京囤积过亿吨水。
据说为完成这项工程，有关方面煞费苦心，拿出了精神和物质两手补偿，物质上，每亩水田补偿450圆；精神上，喊出“为保京城净水，潮河上游退稻”的口号，大张旗鼓地说服、动员农民“发扬风格”，不种水稻种玉米。
中国虽然发展很快，但仍是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稍稍接触过农活的朋友都知道，水田的收益要远高于旱地，一亩稻子的收入，少说也比一亩玉米高出500来块，如果旱地种的是高粱之类低产旱作，这个差距还会更大；了解点农业史的有心人更知道，以农为本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业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水稻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不断北移的历史，想当年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京西、小站、冀东“三大稻”，不知给代代北方农民带来多少惊喜。
如今京西稻苟延残喘，小站稻名存实亡，此次的“退稻还旱”，无疑又将宣判冀东稻的死刑，不知当年费尽心力，一把种一把秧、一身泥一身水地让南方稻种在河北票香的祖辈听到如此消息，将作何感想？
几十年来，北京市的用水量以惊人的速度膨胀，如果说50－70年代还只是通过官厅、密云、十三年等水库截留境内河流，让“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话，如今已经理直气壮地把手伸到邻近省份，让邻居牺牲自己，来确保京城用水的畅快了。
说到这里不由想起郑国渠来。当年七国还没一统，秦始皇也还只是秦王政，有一天他抓到一个名叫郑国的韩国间谍，此人的使命是游说秦王政修筑一条“郑国渠”，以耗尽秦国国库，从而迟滞其统一战争的进程。当秦王政听说这条郑国渠虽然耗资巨大，也的确会拖延自己用兵的计划，但一旦建成，却能让关中增加上万亩水田，“役虽一时，功成万世”，就毫不犹豫“吃亏上当”照常施工，这条郑国渠至今还在发挥功效，秦始皇虽然专制暴戾，却也懂得和早几年当上皇帝相比，农民的安定、农业的发展，粮食的丰足，是更有价值的事，难道当今的我们，连秦始皇的觉悟都没有？
如今的北京在节水方面仍有很多潜力可挖，且不说工业用水的效率依旧低下，一些洗车房、大浴场之类耗水大户仍在毫不顾惜地挥霍着宝贵的水资源，大到控制城市规模，调整产业结构，小到提高个人节水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