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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本书所有的不足均由我们负责。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马萨诸塞州立大学教员研究资助项目、研究生院各位院长、社会与行为科学系的大力资助。
苏联体制（1）
第1章
导论
1917年，苏联脱胎于一个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它的前身俄罗斯帝国，由于人口众多、土地广袤、横跨欧亚战略要地，曾在历史上显赫一时。但落后的经济、独裁的政府，使革命前的俄罗斯根本无法与世界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相抗衡。俄罗斯的西部城市那时已建起大型工厂，这主要是西欧资本输入的结果。但直到1917年，俄罗斯的经济仍然远远落后于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大国。
1980年，即俄国革命60多年以后，苏联成了两极世界的一极。它变成了一个拥有亿人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按照诸如人均寿命、热量摄入量、识字率等标准，苏联已经赶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它给世界上许多国家提供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它也是许多科学技术领域的“领头羊”，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许多更为普通的领域，从稀有金属、无焊缝铁轨焊接机，到眼科医疗设备，它都是世界上领先的。它的艺术家和运动员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加上它的华沙条约盟友，它在军事上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堪称势均力敌。
苏联的无可否认的经济成就是与它的长期问题相伴随的，资源被无效地利用，许多苏联产品特别是消费品质量低劣。在声名狼藉的毫无效率的零售分配体系中，顾客在购买日常用品时必须面对长长的队伍。消费性服务，从理发到家具维修，即使有的话也是糟糕透顶。建筑工程似乎永无休期。苏联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也在急速上升。
西方评论家往往强调苏联的失败，但它的成就之巨大是谁也否认不了的。第三世界人士则特别关注苏联工业化的速度。苏联从一个乡村的、农业的国家一跃而成为城市化的、工业化的国家，其速度之快，历史上绝无仅有。
苏联的这些变化和成就，是在一种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取得的。虽然资本主义体制，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资本主义，在许多细节上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拥有一些共同的根本制度。在这三个国家当中，大多数产品都是由大体上属于富有的持股者所有的私营企业生产的。市场是经济行为的主要协调者，利益激励是最大的推动力。苏联体制根本不靠这些制度。在苏联，几乎全部的产品都是国有企业生产的，在莫斯科是通过制定好的国家计划，而不是分散化的市场力量，把经济协调起来。推动经济运行的是完成中央计划指令，而不是追求利润。在纽约和东京司空见惯的生意，如果由一个苏联公民来做，那在莫斯科就是犯罪。
西方分析家们把这种体制叫做“共产主义”，苏联官方则称它为“社会主义”，而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一个未来的无国家、无阶级的社会。历代的西方社会主义者，由于厌恶苏联专制的、压迫的特征，因此对它是否称得上社会主义抱怀疑态度。也许，它的最中性的、最准确的标签是“国家社会主义”，即既拥有往往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经济制度，又拥有苏联体制所典型具有的、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
1990—1991年间，在这短短的两年之内，由列宁及其后继者所建立起来的强大体制，就这么崩溃了。70多年统治地位无人撼动的庞大的苏联共产党，很快就被解散。它所推行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轰然坍塌，在其废墟上资本主义乘虚而入。甚至苏联的民族国家也解体了，取而代之的是15个新的国家，它们中有些也很快陷入了边界冲突和内部暴乱。苏联已颓然倒下，它的经济崩溃了，它的人民突然贫穷了，它的文化凋零了，它的运动员和科学家移民了，它的强权地位已烟消云散。
称这一过程令人惊讶一点都不过分。历史上有过多次大国衰落的事件——但从来没有一次发生得这样快、这样出人意料。像苏联这样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十分强大的实体突然坍塌，而且根本就没有什么外部入侵和内部暴乱，在现代历史上实在少见。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为什么苏联革新体制的尝试，即所谓的“改革”，反而导致了它的终结？为什么要改革？为什么苏联体制终结之后，紧接着是如此快速的经济和社会衰退？为什么在苏联实现向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转变如此困难重重？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替代性发展模式的可行性上，这些事件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们是否真的表明，资本主义是现代世界上唯一可行的社会经济体制，任何建立一种更加团结、更加平均的体制的尝试都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苏联体制（2）
西方的苏联问题专家曾经提出了各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但占上风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种解释是，苏联垮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缺乏生机造成的。按照这种解释，苏联的计划经济已经失效，根本不可能改革，唯有资本主义才是可行的选择。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那时就有文章声称计划经济无法运行。
这种有关苏联垮台的解释何以不能自圆其说的证据，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在垮台前所取得的6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虽然它在70年代和80年代遇到越来越多的经济难题，但它还在推动经济增长，尽管在80年代末速度有所减慢。正如我们将在第5章表明的，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观点，即由其自身内部矛盾引起的苏联计划经济的萧条，解释了该体制的终结。
另一种有关苏联垮台的权威解释强调民众对该体制的自下而上的反对。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基于强权的社会只有在它的领导人有能力随意使用镇压工具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一旦真的进行自由改革，就会给人民以打破锁链的机遇。当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没有使用武力去捍卫现行体制时，这点就很清楚了：来自下层的群众运动通过选举、集体游行、罢工和分离运动等，终于和平地瓦解了现行体制。受压迫的人民把票投给了资本主义，受压迫的民族主义者从莫斯科的樊篱中获得了自由。
虽然许多普通苏联公民确实表达过对现行体制的不满，但这第二种解释同样有着严重的缺陷。尽管大多数苏联人民和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一样，希望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起更大的作用，但民意调查显示，只有少部分苏联人想要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快速转向资本主义看来并不是民众所希望的发展道路。
同样，除了几个小共和国之外，绝大多数原苏联人民都想要保留联盟。就在联盟解体九个月前，一项旨在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还是赢得了的票数。虽然人民希望进行经济和政治变革，但他们显然既不想要资本主义，也不想要政治解体。这让人不得不对认为民众压力和群众革命能够解释苏联体制的终结和转变的观点表示怀疑。
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所提供的解释，比上述把苏联垮台归因于不可避免的经济崩溃或者群众革命的观点更加没有说服力。一些苏联官员抱怨说，外来压力动摇了苏联。但主要的西方势力在苏联体制刚刚建立时就已经这样做了，它们确实曾使出所有的压力想去击败它。如果它们在苏联仍然弱小和落后的时代尚且未能得逞，那么在苏联已经达到其国力和成就巅峰的时候却能成功，这难道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么？
旧政权的其他拥护者提到过苏联内部高层的背叛。按照这种观点，戈尔巴乔夫总统打着改革和复兴苏联体制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破坏它的勾当。但细心阅读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记录，就会发现他是诚心诚意地想要革新社会主义，而不是用资本主义来取代它。甚至在1991年未遂政变之后，戈尔巴乔夫此时再坚持社会主义已毫无所得了，但他还是坚持要这样做。再说，他也为了联盟的完整一直奋斗到最后。
上述四种观点都有其正确之处。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所采用的、之后在改革前一直未受根本触动的、独特的经济管理形式，确实有着严重的缺陷，而且时间越长就越严重；苏联人民要求自由和民主的呼声，确实也在体制终结中起过重要作用；西方的压力也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即使戈尔巴乔夫本人没有，他的一些高级助手也确实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信仰，而那时他们仍然占据着有影响的位置。然而，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甚至加在一起也不能充分地解释事件的前因后果。
本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状况就已经严重地恶化了。在微小的调整未能改善经济状况之后，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的领导层开创了一条重大的结构改革之路，目标就是民主化和复兴苏联社会主义。然而，让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派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所实行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改革，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集团和阶级联盟，这个联盟喜欢的，却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
苏联体制（3）
鲍里斯·叶利钦，这位1990年成为俄罗斯共和国总统的政治家，成了这个联盟的领袖。为了赢得权力，这个联盟必须撇开两个敌对集团——一个是那些试图革新社会主义的人，它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另一个就是想要保存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只允许微小变革的保守派，典型代表是1991年8月企图政变的那帮领导人。亲资本主义联盟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治胜利，是由于得到了显然属于另一个集团的人的支持——苏联体制中的党—国精英。
苏联广袤的面积和众多的民族，一度是被国家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维系在一起的。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改变了这些制度，多民族的苏联便开始松散离心。新的联盟本来是可以重新形成的——确实，1991年差一点就成了——但这一目标与俄罗斯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联盟的政治野心相冲突，这个联盟发现，只有把俄罗斯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分离开来，它的权力才能巩固。这就最终葬送了联盟。
尽管没有人事先预见到这一连串事件会发生，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出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基础结构是如何使这种结果成为可能的。虽然许多偶然因素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作用，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胜利并不是全靠运气。戈尔巴乔夫革新和民主化社会主义的大胆冒险要想成功，不仅要依赖于各项改革计划的技术可行性，而且要看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能否获得必要的政治支持并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由于改革削弱了苏联体制最高层领导统治集团的权力，广大的党—国精英就成了决定性的政治势力。
试图以稍加修饰的变革保存旧体制的保守派领导人，没有得到精英们的多少拥护。因此，1991年夏的政变策划者不久就发现他们十分孤立。但戈尔巴乔夫和其他提倡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也难以把精英们聚拢到他们周围，因为精英们越来越对他们的改革方案持怀疑态度。大多数精英的结论是，一种民主化的社会主义形式不能给他们带来多少东西。改革路线有可能削弱他们的权力和物质特权。一旦苏联体制的未来道路付诸由公开性政策所引发的严肃的内部争论，拥护资本主义的精英人数就会出现惊人的增长，因为这条道路看起来是唯一能够维持甚至增强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
在西方，鲍里斯·叶利钦的政治意义遭到了普遍的误解，人们把他首先看成是一位民主的拥护者。作为一位改革初期阶段升起的、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共产党一把手的政治新星，叶利钦利用新的公开性所赋予的优势发动了一场反对最高领导层的运动，首倡进行含义并不十分清楚的、激进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样的姿态为他获得了民主知识分子和普通选民的拥护。但是，自从1990年5月当选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以后，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和保守派的胜利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赢得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那部分人的支持。通过向精英们清楚地表明他将迅速扫除社会主义、尽快使俄罗斯走向资本主义的决心，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因此，有关苏联体制出人意料地突然终结与和平让渡的最终解释是：它被它自己的大多数精英抛弃了，随着苏联体制的发展，把这些人和任何社会主义形式联系在一起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纽带越来越脆弱了。这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
党—国精英的成员们在抛弃社会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有些人早在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