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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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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威不可屈的“红司令”（1）
1967年1月，从上海刮起所谓“一月风暴”。
此后，夺权之风迅速席卷全国，造反派开始夺取各级党政领导大权。
“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华大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中华民族蒙受了无限痛苦。
上自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都难以幸免。
许多开国元勋含冤九泉，无数革命领导干部惨遭迫害。
时已耄耋之年的朱德，被林彪、江青视为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之一，所以也一再遭到明目张胆的攻击和极其阴险的暗算，诬蔑他为“黑司令”，一心想把他打倒。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戚本禹在江青的指使下，于1月12日去钓鱼台16楼（当时中央文革办公地点），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造反派开会，别有用心地鼓动他们去发动青年学生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朱德。
当晚，中南海里就刮起了一股妖风，把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中南海搞得鸡犬不宁。
造反派们先闯入刘少奇的住处，对刘少奇进行围攻和批斗，然后就包围了朱德的家。
造反派们在朱德家的楼前，一面挥舞着拳头，一面歇斯底里地呼喊着：“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必须低头认罪！”
地上刷上了大标语，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直折腾了好久才渐渐散去。
这时，朱德住在玉泉山上。
康克清把家中刚刚发生的一切，用电话告诉了他。
其实，朱德已预感到这场大火迟早是要烧到自己头上的。
看来，有人已经开始点火煽风了。
他决定下山回城去看大字报。
工作人员为他的安全与健康考虑，说：现在是群众运动的风头上，还是暂不回去好。
大字报让他们去贴！朱德坚持下山回城。
工作人员劝不住他，只好备车下山。
朱德乘坐的小汽车，穿过大街小巷，绕过来自全国各地大串联的“红卫兵”，缓缓地开进中南海的西门。
朱德隔着车窗望去，中南海变样了。
曾几何时，平静祥和的中南海，门外集聚着成百上千的人群，在高音喇叭的鼓动下，嚷嚷着：“我们要见毛主席！”
“造反有理，革命无罪！”
中南海里也不安宁了，人来人往，吵吵闹闹，楼前屋后，到处都刷上了大字报，白纸黑字，再加上红色的“×”，格外刺眼。
朱德下车后，依旧迈着他那稳健的步伐，不急不慌地走向家门。
现时，他脚下踩的不是红地毯，而是大标语，两边不是鲜花和彩旗，而是张牙舞爪的大字报。
家人们不是用欢乐的眼神向他问寒问暖，而是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不安，无言相对。
他看到家里大标语铺地，大字报盖天，造反派们找上门来，指名道姓地兴师问罪，矛头直指自己，心情十分沉重，就如同大战前夕，面临着重兵压境一样。
在这种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他镇定自若，以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来对待眼前发生的一切。
康克清极其愤怒地向朱德细说了傍晚发生的一切。
朱德听后若有所思地说：“看来，来者不善哟！这些造反派的背后肯定有人指使。
不然，他们是不敢如此胡作非为的。
你要沉住气，看他们能闹出个啥子明堂来！”
朱德前脚进家，造反派后腿就送来了勒令，要求他必须去看批判他的大字报，并要他“老实交待三反（反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朱德怒火中烧，但转念一想，看看造反派搞什么名堂也好，便拿着手杖出行了。
当他看到造反派为他捏造出来的十几条“三反罪状”时，不住的在摇头、叹息，用手杖不停地敲打着地面，非常愤慨地说：“完全是造谣诬蔑！全是编造出来的假话，上面只有两个字是真的，那就是‘朱德’！”
周恩来得知朱德回到中南海后，造反派勒令他去看大字报时，便立即赶来劝慰朱德，请他保重身体，回玉泉山去休养，不要把那些不实之词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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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威不可屈的“红司令”（2）
朱德经过反复考虑，终于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决定暂时离开中南海。
他带着对大字报的厌恶，带着对造反派的憎恨，带着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难以理解，又上了玉泉山。
虽然，他离开了不安宁的中南海，离开了喧闹的北京城，但心情仍是久久不能平静，脑壳里仍在翻江倒海，一会儿像狂风骤起，一会儿又像怒潮汹涌。
一张张盖天铺地的大字报，一幕幕当年惊天动地的战斗场面，像过电影一样，不停地在脑海中交替闪现着。
在党内高层里，对朱德的宽宏大量，早已是口碑载道，称赞他是能容天下事的“大肚弥勒”，毛泽东赞誉他是“度量大如海”。
但他对那些跟随自己多年的人背叛了自己，同造反派一起编造事实，搞所谓“揭发”，十分痛心。
然而，这时的朱德还不知当中的蹊跷，更弄不清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寒冬，而且霜冻来得特别早，冬季特别长。
但是，全国有百万红卫兵涌进首都，却把北京闹了个热火朝天。
他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穿梭似地在首都的大专院校和党政机关里“大串联”，等毛主席接见。
1月底的一天，戚本禹突然接见人民大学的两派群众。
他别有用心地煽动说：“你们那里的孙泱，给朱德当过秘书。
你们通过搞孙泱的问题，可以把朱德的问题搞清楚嘛！”
人民大学的副校长孙泱，是革命烈士孙炳文的长子，著名艺术家孙维世的长兄。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朱德的秘书，在朱德身边工作多年。
50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编辑出版时，毛泽东曾说，除了出版他的著作外，党的其他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等也要出选集。
基于这一情况，孙泱曾为出版《朱德选集》收集材料，整理文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抓住这件事，借题发挥，大做文章，胡说朱德招兵买马，招降纳叛，为自己树碑立传，是个大野心家。
孙泱被迫害致死。
造反派们接到“圣旨”，立即传达，贯彻执行。
人民大学的造反派们连夜倾巢出动，一夜之间，把“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刷满了京城的大街小巷。
江青、戚本禹终于急不可待地把打倒朱德的阴谋计划推向社会。
一时间，把人们的思想搞得像一堆乱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朱总司令，怎么转眼间变成了大军阀？德高望重、胸怀坦荡，已81岁高龄的朱委员长，怎么一夜间变成了大野心家？善良的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都百思不得其解呀！打倒朱德的阴谋活动，在江青、戚本禹等的操纵下，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南征北战、戎马一生的朱德元帅，将面临着一场劫难。
北京大学造反派的头子聂元梓得知人民大学的造反派要批朱之后，生怕在批朱中抢不到头功，便立即召集北京大学造反派开会，在会上扬言要揪斗朱德。
会后，聂元梓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向康生摸底，老奸巨猾的康生授意她继续行动。
聂元梓心领神会，胆子就更壮了，立即组织班子，连夜编造批朱的文章，然后通过造反派办的《新北大战报》，赶印了50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就在这时，中国作家协会里的造反派从刘白羽家里抄出了他1941年在延安写的《朱德将军传》手稿。
聂元梓听到这个送上门来的信息，格外惊喜。
她立即下令印刷厂加班加点，赶印出《朱德将军传》200部，作为批朱的炮弹，发向全国。
2月初，人民大学造反派发起成立“揪朱联络站”，有北京大学、高级党校、地质学院、中监委等十几个院校和单位的造反派组织参加，贴出通告，扬言要在北京召开全国性的万人大会 ，彻底批倒批臭朱德。
当周恩来得知一场更大规模的倒朱运动正在迅猛发展时，他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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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威不可屈的“红司令”（3）
毛泽东听后，明确指示“朱德不能批斗，他是红司令！”
周恩来把毛主席的指示，在召开批朱大会的前一天，让秘书通知了戚本禹，特别强调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必须取消批判朱德的大会。
接着，他又亲自找戚本禹谈话，十分严肃地指出他支持造反派批斗朱德的行为是错误的，并向他复述了毛主席讲的朱德是红司令，不能批斗。
由于周恩来的干预，批斗朱德的万人大会才没有开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朱德没有被打倒，林彪、江青、康生等贼心不死。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们加快了打倒朱德的步伐。
一面指使首都大专院校的造反派组成“揪朱兵团”南下，去朱德家乡四川省仪陇县“造反”；一面派人到全国各地搜寻轰击朱德的“炮弹”。
1968年7月，康生别有用心地将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搞了个“分类名单”，把刘少奇、邓小平等89人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把朱德、陈云等29人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此外，还有“靠边站的”7人，有病的3人，去世的28人，只剩下37人（名单中漏掉了林枫和黄克诚）。
被打入另册的前两项加起来，要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61％。
可见其用心之险恶。
与此同时，公安部长谢富治秉承江青、康生的指示，抽调了700多人在公安部搞所谓清理历史档案。
他非常明确地向参加清查的人说：“清档，是从档案中查党内最大的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
在这一篡党夺权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先后整理出了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材料，还整理出44位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的400余件材料，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假错案，手法之卑劣，令人发指。
在“文革”中，真是“奇事天天有，一天更比一天多”。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北京街头，突然出现了几张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林彪、江青等一听到这件事，不仅不紧张，反而兴奋异常、欣喜若狂。
原来，他们认定这同被批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关，认为是天赐良机，可以作为打倒一大批的突破口，便立即下令公安部，不惜用一切手段，尽快破案。
公安部长谢富治亲自披挂上阵，布下天罗地网，发誓“不破案不收兵”。
12月10日开始，办案人员审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周某，逼迫她供出“后台”。
周某被逼得无奈，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
周某顶不住威逼，就胡诌出朱德等数十位中央委员和党政军领导人。
她万万没有想到她做了一件害人又害己的大坏事，由于她的错误，由于她的任意编造，将给多少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老干部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将使多少个家庭跌入家破人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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