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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等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发掘，这时考古学家的目光转向洹河北岸侯家庄的西北岗，终于在这一带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王陵之所在从未见诸记载。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这时胸有成竹的考古学家们已经不再是局部的试探，而是拥有了大面积揭露的胆魄，每天用工最多达到了500多人。他们一连发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这些大墓规模宏伟，虽经盗掘，但丰富的出土文物仍举世震惊。
1936年，继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127号的商代灰坑中，共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不仅因为发现带字甲骨数量惊人，更重要的在于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组卜辞，这对于研究各组卜辞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比起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在学术价值上显然更高一筹。1937年春，考古学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到夏季，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至此停止。
上述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24794片，虽然数量仍然和殷墟发掘前期流散于社会的不
第二章 在新世纪的光照里（5）
能匹敌，但由于是科学发掘所获，与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价值。安阳殷墟所经历的近9个年头的发掘，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当时社会环境极不安定，土匪肆虐横行，发掘工作时常需要武装士兵的保护。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殷墟发掘仍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中国古史上伟大的商代文明由此显耀于世，并为世人所广泛瞩目。
殷墟前15次发掘的资料于1949年大都运到了台湾，从此殷墟的资料和研究人员天各一方，难以团聚。后来在台湾的资料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主持整理，先后出版了《小屯》、《侯家庄》等多卷本考古报告集。
从1950年开始，殷墟重新恢复了系统的科学发掘，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发掘了王陵区内著名的武官村大墓。随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安阳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保护区范围内，田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一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每隔几年，便有新的成果出现。
殷墟从发掘之初，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商代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诚如李济所言：“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们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对大量的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在满怀热情和坚毅勇敢地从事任何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之前，恢复这种对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许，正是怀有这样一种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又一次浮出地面。
郑州商城的发现
同世界上许多伟大发现一样，郑州商城的最初发现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戏剧性。
1950年，刚刚从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中摆脱出来的郑州人民，又开始在废墟上建造新的家园。此时，郑州南小街小学一位叫韩维周的教师，于教课之余，经常到旧城四周新开挖的工地边转悠，目的是寻找地下出土的古物。当然，他寻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为了收藏和研究。韩维周原为河南巩县马峪沟村人，自幼对古器物颇感兴趣，早年曾作为一名技工参加过安阳殷墟的发掘，并随考古人员学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抗战期间在村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到县政府任参议，后到郑州南小街小学任教。他一度出任过河南省古迹研究会会员、郑州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等，对文物有一定的鉴赏力和研究能力。正是基于这样的条件和职责，才使他下课之后，总是到离学校不远的旧城施工工地转上几圈，看有没有文物出土。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见过的陶片，尤其在郑州烟厂工地，发现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韩维周将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来，经初步分析研究，认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地点可能是一个商代的遗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遗存，那就非同一般，说不定会产生第二个安阳殷墟。想到这里，韩维周便向刚刚成立的河南省文管会（时在开封）作了书面汇报。
河南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迅速派出安金槐、赵金嘏、裴明相等三位专职文物干部赴郑州调查。当三人来到韩维周的住室时，只见满屋都摆着各种各样的陶片，活像个陶片博物馆。韩维周的见识和对文物保护事业的责任感，一时让三人大为感动。
调查结果表明，郑州二里岗与南关外一带确实是一处商代遗址。为了做到更有把握，他们分别把调查情况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并请派专业人员前来复查。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报告后，先后派专家到郑州作了实地考察，进一步证明二里岗一带的遗迹是一处很重要的商代遗址，并认为这是河南甚至是整个中原地区继安阳殷墟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遗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遗址。由此，郑州商代遗址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国内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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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新世纪的光照里（6）
1952年秋，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考古人员训练班，经过在北京大学进行考古知识学习之后，即到郑州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实习。在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等人的带领下，训练班学员以二里岗为重点，拉开了对郑州商代遗址考古发掘的序幕。
为配合郑州城市基本建设，做好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工作，河南省文管会于1953年成立了郑州市文物工作组，由安金槐任组长，具体负责管理、组织郑州商代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事宜。通过1953年至1954年对郑州二里岗一带商代遗址的发掘，根据出土的主要陶器形制特征，清楚地判断出郑二里岗的商代陶器稍早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为了便于把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有所区别，考古人员即把郑州商代遗址的时代以最早发现地与发掘地的二里岗命名为“郑州商代二里岗期”，并依据郑州二里岗商代遗址的上下地层叠压关系和上下层内包含主要陶器特征的明显变化，在时代上又区分为上、下两大层，即“商代二里岗期下层”和“商代二里岗期上层”两期，从而使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成为衡量商代前期文化的一把标尺，并为此后在全国各地商代考古学所应用。
1954年至1955年春，由安金槐任考古队长的工作人员，在郑州旧城内外相继发现了大面积的商代二里岗期遗址，并有一部分相当于夏代或商代前期偏早阶段的郑州洛达庙类型遗址（相当于后来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和相当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郑州商代人民公园期遗址。通过发掘，弄清了三者的早晚层次相叠压的地层关系，从而为证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早于安阳殷墟商代晚期遗址，而又略晚于洛达庙文化遗址提供了地层学依据。
与此同时，在郑州商代遗址中，还相继发现了商代二里岗期的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和制作骨器的各种作坊遗址。从遗址出土的陶制品种来看，这两处铸铜作坊之间似乎已有所分工。此外，还出土了一片类似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所谓“习刻文字”。这些商代二里岗期遗迹与遗物的发现，对研究郑州商代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55年秋天，郑州市城市建设局在郑州商代遗址东北部的白家庄一带挖掘壕沟、铺设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发现了一片坚硬的夯土层和许多陶片。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得知后，立即派安金槐前往进行考古调查。通过实地发掘，在小墓中出土了许多商代二里岗期的陶器、骨器、石器等遗物。由此可见，这里发现的夯土时代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岗期。从夯土层内包含的陶片等遗物来看，没有发现比商代二里岗期时代再晚的遗物。以此证明，这里发现的夯土层应是属于商代二里岗期。
考古人员开始根据商代夯土的边沿继续向夯土周围进行地下考古钻探。通过钻探得知，这一商代夯土层，其南、北都已到了夯土边沿，宽20多米；而夯土层的东、西两侧则一直延伸着，始终找不到边缘。继续钻探至1955年冬，已钻探出商代夯土东西长约100多米，其东、西两端仍继续在延伸着。这时，安金槐与他的同事才意识到这里发现的延续如此之长的商代夯土，已不可能是商代大墓中填打的夯土了。又经过近半年的追踪钻探，安金槐等考古人员惊奇地发现，在郑州已发现的商代夯土层构成的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700余米、略呈南北纵长方形的夯土遗址，原来是一座古老的城垣！
从钻探的整个情况看，郑州商代夯土城垣遗址围郑州一圈，全长6960米，包含范围比郑州旧城还大三分之一。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高度重视，因为它是当时中国考古工作中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遗址。由于已被国内外考古界与历史界所公认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的安阳殷墟一直没有发现夯土城垣遗址，这次突然在比安阳殷墟还要早的郑州商代前期的遗址中发现了一座规模巨大的商代夯土城垣遗址，让人感到大为振奋。从1973年春季起，他们开始在商城内进行全面的考古钻探调查与试掘，以寻找商代宫殿建筑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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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新世纪的光照里（7）
通过两年多的地下考古钻探与试掘，在这一带东西长800余米、南北宽500余米、面积约40万平方米范围内，较普遍地发现了范围大小不同的商代夯土基址建筑遗存。稍后，又发掘出许多座商代二里岗期的大型宫殿夯土基址。除此之外，在郑州商城内外的发掘中，还发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场地和祭祀后的窖藏礼器坑，并在窖藏坑内出土了许多珍贵的青铜礼器。
鉴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遗址的规模宏大，各种遗迹与遗物的内涵丰富，多数学者认为，郑州商城遗址有可能是商代前期的一座都城遗址。至于是商代前期的哪座都城遗址，在考古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以安金槐为代表的考古学家认为是商代中期“帝中丁迁于隞（或嚣）”的隞都遗址，而以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为代表的考古学家则认为是商代第一个王“商汤建都于亳”的亳都遗址。但无论争论双方孰是孰非，就郑州商城的发现而言，无疑是新中国考古工作中最重大的发现之一。由于这个发现第一次找到了盘庚迁殷之前的商代都邑，填补了商代中期文化的历史空白，为早商文化和夏文化的探索开拓了视野和思路，也为后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诚如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所言：“它的发现的重要意义，是为我们提供了一把钥匙，来打开研究商代前期以及夏王朝历史文化的大门，开拓了我们的眼界。在这个意义上，它比安阳殷墟的发现是更上一层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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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宫中穿行（1）
曙光初露
当1928年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开始之后，根据考古学的地层学原理和同层出土的甲骨文及其他商代器物，连同后来发现的商代宫殿基址和陵墓等各种文化遗迹推断，殷墟在考古学上作为商文化已成定论。既然商文化如此丰富厚重，那么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是否也可以通过考古学找到呢？随着学者们对古史信心的不断增强，对于夏文化的探索也在学术界从几个方面开始兴起。就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了，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为夏文化的实质性探索揭开了辉煌的一页，这个人就是杰出的古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徐旭生。
徐旭生在仔细研究有关夏代先秦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寻找夏文化的重点应放在豫西和晋西南两个地区。为了让这个理论得到事实的验证，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岁高龄的他不顾年老体衰，带着助手亲赴豫西对文献记载中的“夏墟”展开调查。就在这次行动中，徐旭生分别对河南省登封县的八方、石羊关，禹县的阎砦、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