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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膏状物质。经检测，黄色油膏的主要成分为动物油脂，并含有麻椒、花椒等成分，简单地说，就是俗称麻油的食品原料。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麻油中，警方又检测出罂粟碱、吗啡、那可汀、可卡因等多种生物碱。据此，警方怀疑其在麻油中掺入了罂粟壳。
结合这些线索，方木做出了初步判断：凶手为男性，年龄在30至40岁之间，身高175cm上下，体重在80公斤左右。从事体力劳动。经济状况较差。未婚或离异，独自居住。家庭住址及工作单位就在案发地点附近。住宅空间狭窄，为继承长辈遗产或者租住。凶手喜欢吃麻辣类食品，可能伴有饮酒的习惯。个人卫生习惯较差，不修边幅，可能蓄有胡须。
最重要的是，凶手可能有某种精神病性的精神障碍。
方木的理由是：凶手在两次作案前都曾经食用过麻辣类食品，并且，调拌用的麻油里含有罂粟壳。这绝非巧合那么简单。也许罂粟壳就是刺激他强奸杀人的原因之一。一般人食用了含有罂粟壳的食物，比如火锅底料等等，至多会产生成瘾性，但绝不会疯狂到去犯罪。如果方木的推测成立，那么凶手肯定患有某种精神病性的精神障碍，在罂粟碱、吗啡等毒素的刺激下，实施强奸杀人行为。而且，方木认为，凶手极可能在短期内再次作案，且作案地点就在方圆五公里以内。
专案组采纳了方木的意见，并在全市范围内下发了协查通告，同时，对全市范围内的餐饮场所进行调查，特别是麻辣火锅店等川菜饭店。
正当侦查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时，一名蔡姓妇女在丈夫的陪同下前来报案。蔡某称：昨天下午两点左右，在服装批发市场从业的蔡某回家拿户口本办理医保，并嘱咐丈夫请假回家等候。进入位于锦水小区5号楼1单元的楼道后，蔡某发现身后有人跟随。联想到近期发生的强奸杀人案，蔡某十分紧张。因不确定丈夫是否已经到家，蔡某快步登上3楼后，在自家的304室门前掏出钥匙开门。这时，蔡某的丈夫听到门响，就把门打开了，恰好看到一名男子站在妻子身后，作势要将其推入室内。见蔡某的丈夫出现，男子扭头就跑。据两名报案人回忆，男子身高在170cm以上，体格健壮，头发短且粗硬，方脸，蓄有胡须。身着一件短袖灰蓝色衬衫，类似工装。至于其他体貌特征，因事发突然，两名报案人均没有注意。
案发当天，正是第二起杀人案案发后的第七天，而锦水小区距离前两起案件的发案地均不超过三公里。
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线索，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方木的推断。专案组立刻找专家制作嫌疑人的模拟画像，并下发至全市各分局及派出所。
方木在这一新线索的基础上，提出嫌疑人所患精神障碍也许是问歇性的，发病周期在七天左右。同时，他建议缩小对餐饮场所的排查范围，仅限于宽平区，重点排查低档小吃如麻辣烫之类，尤其是案发现场附近。
在他看来，凶手身体强壮，基本可以排除吸毒的可能。那么，罂粟壳应该不是他满足毒瘾所需要的。同时，罂粟壳被掺进麻油膏里，凶手在自家食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普通人很难购买到罂粟壳，更别说是掺好罂粟壳的麻油膏。由此推断，凶手应该是在外用餐时食用了含有罂粟的麻辣类食品。从罂粟壳的成瘾效果来看，凶手必然在短时间内反复多次食用这种食品。作为一个经济状况较差的体力劳动者，他不可能频繁出入高档餐饮场所。因此，他只能选择那些低档小吃，其中，价格低廉的麻辣烫是最有可能的。
专案组的全部人马都被派下去搞排查。方木没闲着，也来到案发现场附近去碰碰运气。在调查走访中，得知有一家麻辣烫非常有名，虽然门脸不大，且位于某居民小区内，但每天顾客盈门，甚至有人坐很远的公共汽车来吃一碗。方木的直觉告诉他，凶手就在这家麻辣烫的食客之中。前往调查几次之后，在上一次案发后的第七天中午，方木再次来到这家麻辣烫。果真，他“偶遇”了那个大胡子食客，并且在他身后目睹了整个“发病”过程。
朱志超，男，36岁，汉族。被捕前系C市同发热力公司装卸一车间的工人。
1992年，朱志超技校毕业后，顶了父亲的班，进入同发热力公司工作。
1997年1月，朱志超同本单位女工傅华结为夫妇，并和朱志超的父亲一起居住在同发热力公司家属区中。这套住宅是同发热力公司的前身——C市第二热电厂分配给朱志超的父亲的。房屋面积为44平方米，且距离三个案发地点都没有超过五公里。同年7月，朱志超的父亲病逝。
1999年，朱志超夫妇协议离婚，没有子嗣。之后，朱志超一直居住在父亲留下的房子里，没有再婚，也没听说他交往过女朋友。
据朱志超的工友讲，朱志超平时沉默寡言，干活时很下力气，所以，一直和大家相处得不错。但是，一些比较熟识的工友说他这人有些怪毛病，每隔一段时间就变得情绪暴躁，稍稍招惹他，轻则挨骂，重则挨打。可是，几天后又会恢复常态。工友们背地里说他这是“来月经”。
朱志超离婚后，精神状态变得越发不可捉摸，并有数次拦截、骚扰本单位女工的情况。单位领导念在他是老员工的后代，又离了婚，于是就安排调解赔钱了事。
朱志超的这些怪异行径也得到了前妻傅华的亲口证实。傅华称，当初决定和朱志超处朋友，就是看上他老实、话少。
可是随着交往的加深，傅华发现朱志超会经常性的情绪失控。有一次在外面吃饭，仅仅因为服务员上菜慢了一些，他就大发脾气，甚至雾动手打人。
婚后，朱志超的勤快和吃苦耐劳曾让傅华感到满意。然而，在他性格中怪异的一面也逐渐凸显出来。更让她苦不堪言的是，朱志超的性欲远远强于普通男性。即使在她身体不方便的时候，也会强行要求同房。特别是在朱志超情绪格外暴躁的期间，会在进行夫妻生活的时候对傅华施以暴力。
傅华逐渐意识到朱志超的精神出了问题，他本人却拒不承认。
后来，在傅华的追问下，朱志超的父亲说儿子曾经在上小学的时候，从单杠上摔下来，昏迷了整整两天一夜。苏醒后就变得沉默寡言，偶尔会发脾气。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志超陷入情绪狂躁的频率越来越高。为了帮他成家，朱志超的父亲对傅华隐瞒了这件事。
傅华得知事情的真相后，要求朱志超立刻就医。朱志超强烈反对。傅华以不治病就不要孩子作为要挟，朱志超才勉强同意。不过，朱志超坚持要去外地就医，以免被熟人知晓，引起诸多不便。于是，朱志超夫妇来到省内J市安康医院就诊，被初步诊断为狂躁症，并建议入院治疗。因为工作的关系，朱志超没有同意，只是买了一些药物。医院建议他在服药的同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在医生的推荐下，朱志超在J市的一家心理诊所接受治疗。按照医生的安排，朱志超每隔两周来J市接受心理辅导。
半年后，朱志超的精神妆态有所好转。孰料，负责对朱志超进行治疗的医生因牵涉进一起刑事案件，心理诊所被迫关闭，治疗也不得不中断。
朱志超深受打击，拒绝再次就医，精神状态比就诊前还糟。傅华见朱志超康复无望，遂与其离婚。
朱志超被捕后，对自己实施的三起入室强奸杀人案（其中一起为犯罪预备）供认不讳。同时，警方对朱志超的指纹、足迹以及血液样本进行了提取。经鉴定，与前两个案发现场提取到的痕迹物证可做同一认定。鉴于已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宽平分局拟将全部案卷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被羁押期间，朱志超多次提出要吃麻辣烫，甚至不惜以自残相要挟。听取看守所的汇报后，警方如实告知朱志超，那家麻辣烫在麻油里掺入罂粟壳，已被勒令停业，相关责任人员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已被刑事拘留。
朱志超得知后，情绪愈加狂躁。某日深夜，朱志超在监房里公然自渎，还打伤了另一名被监管人员。
同时，为朱志超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向警方提出，要对朱志超进行精神鉴定。警方做出同意的决定，委托省司法鉴定中心对朱志超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进行鉴定，并提交精神病司法鉴定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司法鉴定中心在半个月后完成了鉴定工作，并出具了鉴定报告。报告显示，朱志超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且案发时处于发病状态，属无刑事责任能力人。
报告引发被害人家属的强烈不满，并提出申诉。警方再次委托权威机构对朱志超进行精神鉴定，结论与之前并无二致。
鉴于朱志超在案发时属于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因此，警方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并锯除对朱志超的刑事强制措施。同时，由于朱志超没有法定监护人，经C市公安局决定，将朱志超送C市安康医院强制治疗。
时隔三年，朱志超居然出院了？
方木翻看着手里的复印件，那是一份市局出具的批准文书，同意朱志超出院，并转发给宽平分局及朱志超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方木想了想，忍不住问道：“朱志超这么快就痊愈了？”
“痊愈个屁！”边平骂道，“朱志超没有法定监护人，唯一的房产还是单位分配的，没经过房改，不能私自出售。所以，对他的收治费用都是由政府出钱——你明白了吧？”
方木点点头。对这种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通常由本地的安康医院负责。但是，各地对安康医院的建设和投入都严重不足。本来安康医院就屈指可数，在全国范围内都不超过三十所。床位和医疗经费一直是困扰强制医疗的头号难题。加之政府拨款少且不及时，很多被强制收治的精神病人稍有好转就“被治愈”了，草草打发出院了事。
像朱志超这样的人，一旦重返社会，无疑是一颗随时可能起爆的炸弹。
“你小子，平时多留点神。”边平指指方木手里的复印件，“最好随身带着伸缩警棍。万一朱志超找你报复，你也能抵挡一阵子。”
“嗯，放心吧。”方木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转身走了。
回到办公室，方木坐在桌前发呆。这一坐，就是半个多小时。
对于朱志超出院这件事，方木倒不怎么担心会招致他的报复，只是觉得有些沮丧。查办这件案子的时候，方木对两次鉴定的结论持怀疑态度。但是鉴定程序合法，鉴定机构也够权威，方木也只能接受这个结果。他并不是觉得必须处死朱志超，而是认为有必要把他和社会隔离一段时间，至少等他不至于危害他人的时候再出院。眼下这个现实，让方木有一些挫败感，就像被一个败局已定的对手突然翻盘了一样。
不管怎样，当务之急是要提醒朱志超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对他多加关注，如果他再有肇事肇祸的苗头，也好提前预防。想到这里，方木查出当地派出所的电话号码，连拨几次，都是占线。想必那里也是业务繁忙。
其实，即使有所提醒，在治安工作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民警们也很难分出精力去关注一个精神病人。此外，自己以犯罪心理研究室的身份，也难以要求派出所加强对朱志超的监控。想到这里，方木暗自提醒自己，下次看到杨掌武，委托他跟宽平分局打个招唿，也许力度更大些。
主意打定，方木开始着手处理边平交给自己的任务。他打开计算机，调取几年来处理过的案件，从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按照时间顺序一一查看起来。
从警以来，如果从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情况及精神状态来看，教化场案和暗河案无疑最具有典型意义。时隔多年，PTSD（创伤后心理压力紧张综合症）患者们无助的眼神和陆家村村民的群体兽性仍让他记忆犹新。随着鼠标的滑动，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屏幕上逐个呈现……
罗家海、谭纪、姜德先、曲蕊、陆天长、梁四海、肖望……
在最终形成的案例汇编中，他们会被称为某某，然后在白纸和油墨中，将那些骇人的罪行一一重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在犯罪史上获得了永生。而在那些被伤害的人的记忆中，又何尝不是？
这些年来，他们一直不曾离去，牢牢地驻扎在回忆的某个角落里，等待那个把他们送入地狱的人重新开启那扇门。
那个人，就是方木。
然而，这些在硬盘上占据了相当空间的案例，却丝毫不能让方木感到自豪。相反，重新回顾那些浸透鲜血的日子，让他的心情愈加沉重。因为，他无法将自己置身事外。他不是旁观者，而是亲历者；他不是裁判者，而是参与者。那些名字和曾经的往昔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抑或一棵树的根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