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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后来却不等田中飞往纽约和华盛顿。田中只得乘普通航班来这里。”“你有办法知道那架飞机来不来和什么时间来，对吗？”
梅森大夫问。
斯特林点点头。
梅森大夫的内部电话响了。“对不起打扰你，梅森大夫，”他的秘书帕蒂说。
“你告诉我里士满女士来时预先通知你。她就要进来了，看上去心情不佳。”梅森大夫倒吸一口冷气。只有一件事会使玛格丽特如此紧张。他请斯特林原谅，说着走出办公室去迎候护理部主任。他在帕蒂的办公桌旁见到玛格丽特，一把把她拉到一边。“又发生了，”里士满女士急促地说。“又一个乳房癌病人出现窒息。伦道夫，你得采取措施啊！”“又死了一个？”梅森大夫问。
“还没有死，”里士满女士说，“但是比死更糟，她已处于植物人状态，显然由于脑子损坏。要是新闻媒介了解，就麻烦了。”“天哪，”梅森大夫惊叫起未。
“你说得对，如果她的家属追查起来，那就更麻烦了。”“他们当然会追查，”里士满女士说。“我必须再一次提醒你，这可能把我们为之奋斗的事业毁掉。”“用不着你来提醒，”梅森大夫说。
“好吧，你准备怎么办呢？”“我也说不上，”梅森大夫承认道。“让我们先把哈里斯找来。”梅森大夫要帕蒂通知罗伯特·哈里斯上来。“斯特林·龙鲍尔在我办公室，”他告诉里士满女士。“也许你也应该听听他了解到的那个医科生的情况。”“那个捣蛋鬼！”里士满女士说。“那天我抓住他在医院偷看海伦·卡伯特的病历卡，我真想掐住他的脖子。”“别激动了，进来听听，”梅森大夫说。里士满女士很不情愿地跟随梅森大夫走进他的办公室。大家坐定后，斯特林开始介绍情况。
“肖恩·墨菲是个有趣的人，个性很特殊，”斯特林说。“他实际上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进入哈佛大学以后发生显著变化，但他仍然顽固地保持着爱尔兰蓝领工人的传统。他干得很出色。目前，他和他的几个朋友就要开办一个新公司，名字叫致癌基因公司。公司的目标是推销基于致癌基因技术的诊断和治疗产品。”“这样一来，我们就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了，”里士满女士插嘴道。
“让斯特林把话讲完，”梅森大夫说。
“他在生物技术领域可以说是智力超群，”斯特林说。“说实话，我不得不说他是个天才。他的弱点是不尊重权威，常常惹许多人生气。还有，他和一些朋友已创办过一家很成功的公司，并且卖了个好价钱。他现在在筹集资金开办第二个公司方面没遇到明显的困难。”“听上去他会越来越成为我们的麻烦，”里士满女士说。
“并非是你所说的那种麻烦，”斯特林说。“问题在于须下公司也掌握了这些情况。我的职业敏感告诉我，他们会把肖恩·墨菲看作对他们在福布斯投资的威胁。他们一旦这样认为，一定会付诸行动。我不相信，他们的收买办法或引诱去东京的办法会在墨菲先生身上奏效。但是，如果肖恩继续留在这里，我认为他们会考虑停止提供新的资助。”“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不把他送回波士顿去，”里士满女士说。
“这样一了百了，不就没麻烦了吗！为什么要冒同须下公司闹翻的风险？”斯特林看着梅森大夫。
梅森大夫清了一下嗓子。“从我的角度讲，”他说，“我不想鲁莽行事。
这孩子对于我布置给他的任务很在行。今天早上我到他工作的地方去。他已经让整整一代老鼠接受了糖蛋白注射。此外，他还给我看了他正在培养的结晶，说只要一个星期就会取得成果。没有人能取得如此进展。我现在是左右为难。按协定，我们现在必须向须下公司提供一种产品，否则他们就要中断资助，这个威胁对我来说更加迫在眉睫。”“换句话说，你认为即使要冒风险我们也需要留住那个捣蛋鬼，”里士满女士说。
“我不会用你那种措辞，”梅森大夫说。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须下公司向他们解释清楚？”里士满女士说。
“那样是不可取的，”斯特林说。“日本人喜欢用间接接触办法来避免正面对抗。他们不会理解这种直截了当的办法。用这种开门见山的办法只会增加猜疑，而不是消除。”“实际上，我已把这种意思向弘熙暗示过，”梅森大夫说。“可是他们仍然一意孤行，自己派人去调查墨菲先生。”“龙鲍尔先生，你怎样看这个小伙子呢？”里士满女士问。“他是间谍吗？这是他来这里的原因吗？”“不，”斯特林说。“他根本不是个间谍。他只是对你们在治疗成神经管细胞瘤方面的成就感兴趣，而且仅仅是学术方面的兴趣，而不是商业方面的兴趣。”“他毫不掩盖对于成神经管细胞瘤项目的兴趣，”梅森大夫说。
“我第一次同他见面时，当我告诉他不让他参加这个项目时，他显得很失望。
如果他是间谍的话，决不会把自己的意图和盘托出。”“我完全同意，”斯特林说。
“那怎么办呢？”里士满女士问。
“斯特林会监视整个情况，”梅森大夫说。“他会每天向我们报告事件的发展。
只要墨菲先生对我们有用，他会保护他，不让日本人插手。如果斯特林发现他是间谍，他会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把他打发回波士顿去。”“一个高价保姆，”里士满女士说。
斯特林笑呵呵地点头表示同意。“3月的迈阿密气候宜人，”他说。“尤其是住在大海湾宾馆。”梅森大夫的内部电话响了，帕蒂报告哈里斯到了。梅森大夫向斯特林道谢，送他出办公室。梅森大夫不得不同意里士满女士的评论：斯特林是个高价保姆。但是，梅森大夫坚信钱是花得值得的，还得感谢霍华德·佩斯使他付得起这笔钱。
哈里斯站在帕蒂的办公桌旁，为了礼貌起见，梅森大夫把哈里斯介绍给斯特林。
他让哈里斯先去他的办公室，然后再次向斯特林表示感谢，并请随时保持联系。
梅森大夫回到办公室，看到哈里斯笔直站在房间中间。“放松一些，”梅森大夫说着绕到办公桌后，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
“是，先生，”哈里斯回答得干脆利落。他仍然不动。“天哪，请坐下！”梅森大夫注意到对方仍站着时说。哈里斯坐了下来。
“我想你已经听到又一个乳房癌病人几乎死去，”梅森大夫说。“实际上跟死也没什么两样。”“是，先生，”哈里斯简明扼要地回答。
梅森大夫有些生气地看着他的保安主任。他一方面欣赏哈里斯的职业本能，另一方面又讨厌他的军人作风。这同一个医学机构格格不入。但是他从来没有责怪过他，因为在这些乳房癌病人意外死亡以前，保安方面没出过问题。
“我们以前就告诉过你，”梅森大夫说，“我们认为一定是某个疯子的所作所为。现在已变得令人难以容忍，必须立即制止。我早就要你把破这件案子作为头等大事。你发现什么线索了没有？”“我向你保证，我一直全力以赴在处理这个问题，”
哈里斯说。“按照你的忠告，我对几乎所有专业人员进行了背景调查。我已经同几百个单位联系过，但至今没发现任何疑点。我现在准备把调查扩大到有机会接触这些病人的非专业人员身上。我们试图在暗中监控乳房癌病人，但病人太多，我们人手太少。也许我们应该考虑在所有病房安装保安摄像机。”“也许应该在所有乳房癌病房内装摄像机，”里士满女士说。
“费用相当大，”哈里斯提醒道。“不仅要考虑器材和安装费用，还要考虑增加人手观察，增加的监测荧屏。”“如果你需要增加人手，告诉我，”梅森大夫说。
“要不惜一切代价制止此类事件。”“我明白了，先生，”哈里斯说。但是他不需要帮手。他要自己来破案，因为这已涉及到他的声誉。任何疯子别想在他面前逞能。
“昨天晚上招待所遭袭击一事怎么样了？”里士满女士问。“我招聘护理人员越来越困难了。我们不能让女护士在我们的招待所遭人袭击。”“招待所在安全方面出问题，这是第一次，”哈里斯说。
“也许我们需要在晚上派保安人员去那里值班，”里士满女士建议道。
“我很愿意提交一份费用预测报告，”哈里斯说。
“我认为病人问题更重要，”梅森大夫说。“目前你们不要分散精力。”“是，先生”，哈里斯说。
梅森大夫朝里士满女士看了一眼。“还有什么要说的吗？”里士满女士摇了摇头。
梅森大夫回过头来看着哈里斯。“全靠你了，”他说。
“是，先生，”哈里斯说着作了个立正姿势。他条件反射似的要举手行军礼，一想不对，马上把手放下。
“真了不起！”肖恩高声赞叹。他坐在硕大无比的实验室中央有玻璃屏障的办公室内，33份病历卡影印件摊在面前。他选择这个地方阅读病历卡有其特殊理由，万一看到有人进来，他有足够时间把这些影印材料藏到一个空抽屉里。
肖恩觉得了不起的是治疗成神经管细胞瘤的数据。福布斯癌症中心在过去两年取得百分之百缓解的成就，而在前八年死亡率达百分之百，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肖恩觉得这是他到福布斯后第一个正常的上午。没有人来打扰他，他没有见到弘熙和其他研究人员。他一上班先到动物房给老鼠注射，顺便把藏在那里的病历卡影印件取出，带到办公室。然后，他搞他的结晶试验，培养出一些结晶，足以使梅森大夫高兴一二个星期。他甚至把中心主任请来看他的成果。肖恩知道这给梅森大夫留下了好印象。现在，他估计不会有人来打拢，就一头钻进他的办公室，进一步研究这些病历卡。
他首先把全部病历卡浏览一遍，获得一个总的印象。然后他再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他发现大多数病人是人到中年的白人，这个年龄段不是典型的患成神经管细胞瘤的年龄。肖恩估计出现这种不寻常现象可能出于经济原因。福布斯医院收费昂贵，不是一般病人能够承受的。他还注意到这些病人都是从全国各大城市转来的。
匆忙作结论性概括总是危险的，肖恩发现有一个病人来自佛罗里达西南部一个小镇：那不勒斯。他在地图上看到过这个城镇，是佛罗里达西海岸最南端的一个小镇。病人的名字叫马尔科姆·贝顿科特。肖恩把他的名字、地址和电话号码记下来，以便有机会时找他谈谈。
关于治疗方法，肖恩注意到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使用标有代号的药的剂量和次数基本上一样，只是根据病人体重略作调整。所有这些病人都住院一个星期左右，出院后来门诊复查的时间从两星期一次、四星期一次、两个月一次、半年一次，一直延长到每年一次。33个病人中已有13人达到每年复查一次的阶段。
肖恩知道起码花一个星期时间才能消化这些宝贵资料。
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他拿起听筒，想不到是珍妮特打来的。
“我把药搞到了，”她尽量说得简短。
“太妙了！”肖恩说。
“你能到餐厅碰头吗？”她问。
“当然可以，”肖恩说。他从珍妮特的话音里听得出她很紧张，一定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见面时再告诉你，”珍妮特说。“你现在能离开吗？”
“我五分钟就到餐厅，”肖恩说。
肖恩把病历卡藏好，乘电梯下去，跨过人行天桥进入医院。他到餐厅时看到珍妮特已坐在里面，桌上放着一杯咖啡。她看上去满脸愁云。肖恩坐到她对面的椅子上。
“出什么事了？”他问。
“我的一个病人处于昏迷状态，”珍妮特说。“我早上刚给她作静脉输液。前一分钟人还很好，后一分钟突然停止呼吸了。”“真不幸，”肖恩对她表示同情。
“我总算把药搞到了，”她说。
“在什么地方？”“在我的包里，”她说。她环顾了一下周围，确信没有人在注意他们。
“我从桌下把针剂瓶递给你。”“你不必像做戏一样，”肖恩说。“鬼鬼祟祟更引人注意，不如像平时一样，光明正大地交给我。”“你就迁就我一下吧，”珍妮特说。她从包里摸瓶子。肖恩感到珍妮特的手碰在他膝盖上。他用手伸到桌下，接过她手中的瓶。体谅珍妮特的敏感，肖恩这次看也不看就把两个瓶分放在两个口袋中。他把椅子一拉，就站了起来。“肖恩！”珍妮特抱怨地说。
“什么？”肖恩问。
“你非得这样引人注目吗？你就不能再坐5分钟，装出随便交谈的样子？”他坐了下来。“没有人在注意我们，”他说。
“我们能不能谈一些高兴的事？”珍妮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