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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和柏林都有一个中心，它从西方“获得”新的计算机并进行研究。在那里，一切都是保密的，几乎没有什么手册或是机器语言表，他们必须摸索怎样操作计算机。
“怎么会呢？”我问。
“我们是照葫芦画瓢。”她说，“换句话说，就是间谍。”
她就这样为国家和为保密单位工作，所以她要尽可能少地接触人。在这段时间，她搬到了柏林附近的一个小城市里，住在现在这所房子里，那时候，这儿只叫维森。
她那时已经过了三十岁。在她的楼下是一家照相馆，是一个老人开的。他有一个儿子，也有三十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她只好往楼上搬，只偶尔地路过一楼。在她的屋子里，堆积了除了计算机以外的一切生活必需品。这是一种不惹人注目的生存方式，也没有人打扰。
计算机变得越来越精巧机灵，天长日久，它们对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也越来越重要。总有人不时来拜访她，问她，计算机会不会有可能被用来监视人。当然，那是可能的，她对那些人说。不过，那样也许不太妙。可这话她没有对那些人说。这样，她接受了一项研制这样一个系统的任务。她需要周密深入的思考，而这正适合于她。她告诉她在一楼的朋友，她正在干什么，可她的朋友却认为那根本没什么意思，也就不再跟她交朋友。半年以后，他走了。起先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后来才知道他飞过柏林墙投向了西方。
虽然这座房子的一楼和三楼之间实际就是这样的关系，可对她跟别人的接触她的上司并不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来了，把她带到一个地方关了几天。她辩解说，那种接触充其量不过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可她还是丢了工作。那是１９８８年，她已经四十多岁了，突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工作。住在楼下的她那位朋友的父亲偶尔让她在店里当帮手，卖卖东西，打扫卫生，后来给她找了一份做针线活的工作。
两年以后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原来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那些人，摇身一变成了保险代理人或是汽车销售商。这家小照相馆破产了，从柏林的一家大照相馆来了一封信，那是她从前的男朋友开的。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她还要继续当她的计算机专家。她想方设法要在新的柏林找一份工作，可是人们都嘲笑她过了时的东部地区的知识。她埋头在各种各样免费获得的资料里达一年之久，像一个女学生那样重新学习，想以新的知识更新自己。她终于在一家银行的发展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银行里的同事们就发现，她决不是一个只知道守在监视器前的半路出家的新手，而是有着卓越预见的人。这样，她就在发展部里开始研制新的银行计算机系统。她的首要任务是检查别的银行的计算机系统。
“人们把这叫做工业间谍，不知怎么地我又重操旧业，干起了这一行。”她说。
男人们又频频登门造访。他们衣冠楚楚、笑容可掬，可是他们提出的请求却跟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银行计算机系统，它能够在银行本身识别出有危险倾向的顾客之前，先把他们辨认出来。这说起来容易，可是到目前为止，要提前或者及时发现哪些顾客是不可靠的，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而克莉丝蒂娜 普莱因斯贝格却开发出了另一个系统，它储存了与一个顾客有关的所有数据，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支付了多少款项，他有什么样的汇款，什么样的长期定单等等账户上来往的一切。她把全部顾客的这些数据都储存起来，然后每隔一定的时间就鉴别出会给银行带来麻烦的顾客。
“它的奥妙是，在一个仅仅利用统计概率的反馈型系统里面，这些数据被反复使用。”
“ＭＵＳＩＣ！”我听得已经有点儿昏昏欲睡。
“不久以前还不是ＭＵＳＩＣ。”她反驳说，“不过，差不多也是对的，ＭＵＳＩＣ的基本思想来自于这个系统。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程序运转不灵，它指出的顾客都是没有恶意的。我们经过进一步的审查，鉴别出他们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与我们通过从全体顾客中抽样确定的情况完全一致。后来，我们逐步懂得了，这样一个程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学习阶段。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那些颇有声誉的商人被指认为不良分子，通过对真实情况的审查，越来越经常地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在这其中发生过几件引起轰动的事件，除此之外还有柏林的一家生意红红火火的照相连锁店，确切地说，是属于她的男友的那家照相连锁店，它的信用被取消了，全部连锁店都破产了。她消灭了它们，但并不是故意的，就像许多年以前他使她失去了一切，也并不是故意的一样。
“我们了结了，”她疲惫地说，“他当然不会知道那是我在幕后操纵的。他爸爸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见过几次面，就在这间屋子里。他给我诉说了他的不幸遭遇。就在这样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了一些事，我懂得了，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勇气说不。我本来应该和弗莱德结婚的，他的名字叫弗莱德。在当时结婚会使我以失去工作为代价。可是，我没和他结婚也失去了工作。你理解吗，年轻人？几年之后，当我再一次与那些见不得世面的男人在桌子边坐下来，他们又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我从他们的话音里听出来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说了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只简单地说：‘不，这我不能干！’
“一年以后我领取了养老金，头几年弗莱德还隔三岔五地来看看我，他在柏林有妻子和孩子，可他并不幸福。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可我那时也并不怎么幸福。后来他死了，自那以后我就孤身一人了。”
“那么被您拒绝的那些男人想从您这儿得到什么呢？”我问。
“他们是一些在沃维森围着我转的人。他们想要我为他们工作，他们想把我用于银行的操作系统用于所有的人和所有使用π卡的活动。”
“那么？”
“什么那么？我说了不！”
“可是现在这个系统已经有了！”
“是啊，这个系统当然有了，您能相信我是独一无二的人吗？您相信我做的事情别人就做不了吗？他们很容易地就能找到别的人。可我已经成了一个老黑客，用我的养老金为自己弄一台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窥测他们在干些什么。”
“那么密码呢？”
“您真是个年轻人！如果人们像我一样，把这么长的时间花在计算机上，并且整天在那里想办法，密码可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们已经喝完了咖啡，我提出，要再来一杯。
“噢，您倒您自己的吧。”她说，“对一个老太太来说，太多的咖啡没什么好处。”
她让我打开厨房里的一个柜子，柜子里放着一些像酒瓶一样的瓶子。
“我们再喝点什么吧，年轻人，那样对我更好一点儿，我来一杯波尔图！”
“一杯波尔图？您真要吗？”我问。
“我一直喝波尔图，年轻人，不过您喜欢什么就喝什么。”
我摇摇头，不，波尔图挺好，就在这一刻我问自己，莉迪娅·布洛克也喝波尔图吗？
当我从厨房里转回来时，主人已经蹒跚着走进了隔壁的房间并打开了她的计算机，她弓着腰坐在屏幕前，几乎蜷成了一团，她是想让我看点儿什么。
“您认识洛吗？洛曼·博特？”我问。
“不，我不认识。怎么啦？我非得认识他不可吗？”
“不，不，我不过是刚好想起他来。您和他不知怎么地很像，您们之间一定会互相理解的。”
“太晚了。”她说着，继续在键盘上敲击着。
我站在她的旁边，惊奇地看着屏幕上各色各样的程序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我又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仿佛有一个人手执大砍刀穿过一片我不能涉足的土地向我飞奔而来，没跟我纠缠。洛或者布莱因给我的那种感觉现在又出现了。
这是一种恐惧，只要一次不在这个程序的世界里，就会产生这样的恐惧。我不再属于那里，不再懂得那里的一切。有时候，当我在快乐的人们中间购物，或是坐在电子包车发出有节奏的嗡嗡声的车厢里，让快速行驶的呼啸声从我耳边掠过，或是观察着坐在我对面的人时，我就会突然有这种恐惧感。而对于我对面的人，这一切却是天天如此，熟视无睹，根本没有注意的价值。
“我们来弄点儿什么寻寻开心，怎么样，年轻人？”
倘若她是莉迪娅·布洛克，二十四岁，金发碧眼，那我就会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是，她是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六十五岁，已经洗手不干的女间谍！
“上帝啊，不啦，您所想的早已经过去了。”她转过头来对我说，可她的身子连一动也没动。我在洛那儿见到过这种该死的说话和思考方式，可她却使我像个孩子那样紧张起来。
“我让您看看我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您还工作吗？我还以为您是靠养老金生活的，那么，您在为谁工作呢，普莱因斯贝格夫人？”
“为那没完没了的生活。只要一放下工作，我就会死。您坐到那儿去吧，戴上那个电脑头盔，再戴上手套。您见过这些东西吗，嗯？”
我当然见过。在慕尼黑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制造过这样的玩意儿，可诺拉不知道把它扔到哪儿去了。也许我该问问她，要是她在爱尔兰用不着电脑这玩意儿，能不能把它寄给我。
我戴上头盔，把视觉监视器调整好。
“该改改了，年轻人。”她突然说，“您叫我克莉丝吧，行吗？我对这个名字已经习惯了，没人叫我别的名字，就是在国家安全部人们也都叫我克莉丝大婶。现在，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这样叫我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克莉丝——听起来像一个年轻人的名字。”
“我现在给您看一张我二十五岁时的照片，这不光是听起来像一个年轻人，看起来也是一个年轻人。现在您得把您的头盔系牢，我还要给您看一些我最新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我迅速戴上手套，点点头。忽然之间，我来到了一条街上，人们在我身边摩肩接踵，我听到人们在交谈，有人从侧后面走来，给我指点。
“您必须进前面左边那个小巷子，右边第二个门！”
我听得出这个嗓音，回过头去，原来是电视节目里那个了不起的戈尔斯，他的嗓音因为喝酒有点儿嘶哑。我一定是哈哈大笑起来了。克莉丝坐在我的旁边，像个孩子似的喜滋滋的，很得意的样子。她在她的监视器上可以看到我在头盔里看到的一切。
“挺开心的吧，啊？”她大喊起来。尽管我的头盔的耳机里有嘈杂的声音，我还是能听明白的。
我奔跑起来，拐进了戈尔斯指给我的那个小巷子，突然我认出来了，这就是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住的那条街，当然啦，第二个门就是她的房子。我走近门铃，噢，这儿，三楼的门铃在这儿。普莱因斯贝格的门铃准是老式的。我按响了门铃，几秒钟以后门开了，所有的一切，台阶、底层商店的门，就像过去我所见到过的一样。我慢慢地向楼上走，市中心购物天堂里的杂乱的声音被留在我的身后。楼上的门掩着，我把它推开，屋里，在屋子的中间，在一排监视器组成的墙前，坐着克莉丝，她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着我。
“晚上好，”她用她原有的那种嗓音说，她看了看表，“现在已经是七点五十分了，您来晚了，可您到底还是来了。”
接着，一切都暗下来，静悄悄的，我摘下了头盔。
真实的克莉丝期待地冲我咧着嘴笑着。
“晚上好，”她说，这一次她是在现实中，“已经是七点五十分了！呃，印象很深刻吗？”她问。
“当然啦，那到底是什么？”
“啊哈，游戏罢了。这是一种虚拟现实游戏的结尾部分，游戏者必须寻找游戏的创作者，要经历成千上万次的冒险，最终他要落到这儿，落到我的房间里来。这个游戏还没有完成，那仅仅是一个结尾，是我先创造的。”
“它不同寻常的地方是里面的任务，对吗？”
“不仅是这样，它的特点是，我利用我们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图像和真实任务的影像，我能够把它们筛选出来，我、您、从前的同事，或者从电视上选下来的某个人物，然后把他们插入到这里面，他们会跑到这儿来，提出好的建议。我不是要用他们拍电影，我只要接通数据中心的计算机，调出某个人，从这个人的档案里下载他的脸部，根据档案复制他的嗓音。在存储器里，整个沃维森反正就是一个虚拟现实的世界，我轻而易举地利用了它，把它构筑在我这里。从原理上讲，只要我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