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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与阴谋-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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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密码?”

“汉堡!”

“密码和嗓音识别正确,无卡开门已记下。早晨好,诺拉。”她的计算机也是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话,只是比我的稍稍温柔一点儿。

门咔嗒一声开了,她迈开腿走了进去,然后又朝我转过身来。

“谢谢您的一切,图波尔。”她说,“我还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尽管问吧。”

“要是不停电的时候,我也可以过来吗?”

她哈哈地笑了,我也笑了,点点头。也许她很少讲这么多的话,我想。

“您可以经常来,”我小声说,“您本来可以经常过来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一直在这儿。”

她笑了,门关上了。我也回到屋里,关上了门,没有必要再和走廊,和外面,和别人保持接触了。

“六点二十二分,早晨好,图波尔。”我的计算机的低音说。仍然有什么东西处在混乱之中,似乎我是刚刚回到家里,或者正要出门。

我坐在了个人通讯机前,其它的电视频道也恢复了,我可以转换频道,看看我们的世界新闻中我一手制造的灾难。

还是那些图像,死亡和受伤的人数没什么变化。
突然出现了什么新的消息,说整个事件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造成的,接着转播了一个被烧毁的终端机大厅的镜头,据说这是一枚炸弹的爆炸引燃的,接下来是追捕嫌疑犯的镜头。

四个男人押着一个肇事者,那个人的头上蒙着头巾,无法辨认,他们正从数据中心的边门走出来。
我把这组镜头储存起来,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放着看,只有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脸的一部分。我在屏幕上把图像一幅一幅地放出来,我总算认出他来了,他是菲尔贝尔。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我陷入了沉思。我在想,他们抓错了人,到底是好还是坏。正当他们在我的处里搜索的时候,我的个人通讯机里收到了一条信息:

“游戏结束。MUSIC版本5.12已经出现。我在家门口等你,从现在起!”

我们没有谈到如果引起了怀疑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没有谈到过,我们这样做会引起怀疑。“游戏结束”这四个字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事情结束了。我知道要做什么。

我在我的公文包里放进了最必需的东西,让它看上去我好像还是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然后我离开了屋子。

“现在是六点四十七分,天气很好,图波尔!”我的计算机在背后对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它阴沉的低音了。

忏悔吗?我不知道,弗朗索斯。忏悔是一个太基督教化的词,对吗?当我知道我可能杀死了莉迪娅的孩子时,我当然忏悔了。而当我知道,我并没有造成什么,所有的一切又重新自行恢复了,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

诺拉后来有一次对我和克莉丝说过,我们当然使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变得更加猜疑,更加凶恶,更加桀骜不驯。这是我们所实现的。为了防范像我们这样的人,计算机也变得更加强大了。它现在要更加透彻地了解每一个人,要把我们每个人都牢牢地控制住。它现在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沃维森,它已经遍布各地。诺拉说过,我们使全部的发展加速了,强化了,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我才要忏悔,您理解吗?

如果我那时候表现出理智,大概是有用的,对吗?不过我要真诚地告诉您,弗朗索斯,如果我们真的实现了我们原先设想的目标,也就是剥夺像癌症一样在所有的生命中膨胀的计算机的强权,那么我今天仍然要忏悔。可是我们的设想是错误的,人们不能治愈这一癌症,它已经扩散到所有的肌体,人们已经不能用手术了,而只能用放射疗法,用那种巨大的放射性大炮。可是那样的话,其它的一切大概也会死去。



第八天

数据中心的早晨这么早的时候还是空无一人。我的鞋在露水浓重的草地上粘湿了,为了不乘坐那不可靠的电子包车,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一些橱窗玻璃被打碎了,仿佛它们在夜间遭到过抢劫一样。在克莉丝度过了几乎一生的那座小楼前,停着五六辆警车。在临时隔离区的周围聚集着一小群爱看热闹的人,他们正试图用十足的胡思乱想来补偿证据局的不足。克莉丝不见了踪影,可她原先是要在她的屋子门口等我的。我悄悄地走近那里,想探听一下她是不是已经被捕了,至少她在不在她的房间里,因为各式各样的警察正进进出出,看样子正在寻找她的有关线索。

突然,布莱因从屋里走了出来,手上拿着一摞数据磁带并把它们放进了一辆警车里,然后转身走开了。这样他就看不到我了。我走得远远的,在街对面商店门口的连拱廊下面站住,等在那里。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绝望慢慢地渗透到裹在大衣里的我的心里。忽然有人在我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我惊吓得转过身来。

“我想,我们在这儿看不到什么新鲜事儿了,我们还是走吧。”她说。她穿了一件破旧的雨衣,把她梳向后脑勺的头发藏进一个羊毛的便帽里,一副宽大的老花眼镜使她让人根本认不出来。她把身子蜷在我的身边,推着我走。她也拿着一个公文包,不过比我的更大,更重。也许人们凭这一点就能辨认出我们来,只不过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整个这个大灾难的制造者会站在街对面。

我们走出一段路,她开始说话了,最新的,连克莉丝也从来没听说过的MUSIC版本5.12已经开始运行了,它已经在另外一个数据中心启动了一个双套的保密的支持系统,并且由此掌握了对保留的备份数据的控制,而它的原始数据已经被我们在数据中心的潜入潜出活动摧毁了。克莉丝可以把整个故事在有应急供电的计算机上临时复现出来。

“等他们重新掌握了大约百分之二十的控制权,他们就会着手开始分析原因。今天早晨四点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谁也没有电和数据,外部的强力作用已经造成了损害,在他们重新接通主管道之前就已经测定出,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有两个菲尔贝尔并行进出过数据中心。有意思的是,他们用了一种我过去没有听说过的程序,这肯定是你们的那个处里提供的,它只是用于防止犯罪活动的。”

“真带劲儿,”我说,“他们愚蠢地把一切都用来对付我们了。”

她笑了,“啊,是啊,自从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以来,已经过去好长好长的时间了。我早已经把提包放在身边,一有情况,我就要关上开关,转身就走。你的名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不过我不能在你的那个地方等你了。”

“那我们他妈的再干什么呢?”我问她。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我已经触犯了法律。我从来也没有家乡,而现在我也不能再回家了。我没有了可以挂帽子的衣帽架,只剩下了我还带在身边的这点东西。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和支持一个现在正走在我的身后的老太太,而她却把我带进了这没有归宿的窘境。

“再好好想想。”她说。

可是我能想什么呢?我的脑子里只有极度的恐惧和绝望,我的两条腿只知道一个劲儿地迈步,而我的头脑却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我们到了围绕着市中心的一片树林里,克莉丝已是精疲力竭了,她坐在一个木桩上,打开了她的手提箱,箱子里有一个无线电在线解码机,她拨号进入了网络,她的目光倔强地盯住了屏幕。我熟悉她的这种做法,不过也只能这样了。她真的能够生存下去,而且继续做人吗?

“你这会儿也已经在名单上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同时还有其他三十个人。鬼知道他们怎么弄出来的,不管怎样他们还是都会被释放的。”

“我现在回去,”我轻轻说,“上警察局去,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儿。”

她稍稍回了回头,说:“很棒,你想了半天就想出来这些吗?”

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在地球上就没有一个你能去的地方了?没有一个地方你能找着一个人了吗?”

“丁勒。”我说。

“怎么写?”

“D-I-N-G-L-E,它在爱尔兰,诺拉在那儿。”

她键入了这个地名:丁勒。等了一会儿,然后她读了出来:“丁勒:爱尔兰西海岸小城镇,居民2014人,其中男性1134名,女性800名。每年夏季有游客约40000人。有渔港、饭店、旅馆、商店,没有工业。观光点有丁勒湾、丁勒赛马会。”

她从屏幕上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有难以形容的兴奋,“但愿他们现在已经供电,我该把我的电瓶重新充充电了。那么好吧,我出钱,去丁勒。”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爱尔兰,这是一次长达三个多星期的漫长旅行。克莉丝用她的笔记本计算机成功地避开了沿路的所有缉捕和检查。我既对她感到惊奇不已,又对她厌恶至极。这是一种无休止的折磨,可是我们已经熬过来了。

您为什么沉默了,图波尔?继续讲下去!我还应该讲什么,弗朗索斯?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了,我们就这样到了爱尔兰。句号。

不过诺拉在那儿,对吗?你们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所以我想,总有什么可说的。

您看,弗朗索斯,我们步行了大约三个星期,偶尔也搭搭别人的汽车,不过这种机会极少。您想像一下,带着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太太逃亡,这叫什么?这是一个疯了的老太太,她只有一个兴趣,就是非要在三天之内把她的笔记本计算机充上电。

早晨,当我在不知什么地方的避难所里醒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止一次地闪过一个念头,离开还在睡梦中的克莉丝,到最近的警察局去自首。损坏财物,我企图说服自己,这只不过是损坏财物罢了,甚至连这也不是,我连损坏财物也算不上,我只不过是拧开了一个螺母,拆下了一个启动雷管罢了。

快到三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去爱尔兰的那个渡口,克莉丝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为我们弄来了新的π卡。在渡轮公司的办公室里,她问有没有一封给瑞贝茨科的信,那位女士疑惑地看看我们,跑到后面拿来了那封信。那封信是从慕尼黑寄出的,可是我在这儿再说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

我们拆开信封,里面是两张π卡——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和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还有一叠钱。
这是一叠从慕尼黑的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的一只鞋盒里拿出来的、没有人愿意瞟一眼的钱。我可以想像洛的激动,他以那种激动的心情一把抓过鞋盒,从里面掏出一叠钞票,连数也不数就塞进了信封。
克莉丝,她现在已经叫艾娃·玛丽娅了,她把这两个名字键入了她的笔记本。现在我们有了母与子两份完整的简历,有个人档案和历史记录。

就在那艘船上,在我去爱尔兰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结束了作为图波尔·博特的生活。不过我想对您讲述另外一种生活,弗朗索斯,它不牵扯任何人,也不关您的事。

我在这儿有一份个人档案,图波尔。名字: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我可以给您念一念吗?

只要您愿意,弗朗索斯,那您就念吧。

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1984年生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学业:建筑专业……我们把这些都省了吧,反正都是编造的,或者根本不属于您。我承认,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尽了一切可能把这些东西编进档案。2015年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与他的母亲一起迁居爱尔兰,诺拉·肯尼迪在那里等候他们。

胡说,弗朗索斯,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可能记在档案里,诺拉不可能等候我们,她根本不知道我们要来。克莉丝禁止我在我们到达那儿之前跟诺拉联系,她害怕有人会追踪她的手提式笔记本网络连接器,发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真的是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她的门口的。

开始诺拉认不出我来,我蓬头垢面,胡子老长,疲惫不堪,形容憔悴。

“图波尔,”她终于惊奇万分地说,“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一生中第一次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死一般的恐惧突然间从我的身上消失了,逃亡了好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诺拉,那时候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

我听见诺拉问克莉丝,“那么您是谁?”

“这位是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我是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他的母亲。”

我看着诺拉,她起先盯着我,然后又盯着克莉丝,“怎么,该死的,你们干了坏事?”她问。

她一个人住。

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丘陵上的绵羊群里,还有在秋天的风暴之中度过了三个星期之后,我又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她没有把我们撵出门去,可是她并没有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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