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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华美专”与西北游（1）
父亲自1930年2月辞去了《世界日报》工作以后，没有编务缠身，可以一心一意地写作，心情也愉快，这一时候可以说是他的创作高峰期，写下了大量的脍炙人口的作品，像被人们称之为“张恨水三大时代”的《黄金时代》（ 后易名《似水流年》）、《青年时代》（ 后易名《现代青年》）、《过渡时代》及《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欢喜冤家》（后易名《天河配》）、《杨柳青青》、《太平花》、《满城风雨》、《北雁南飞》、《燕归来》、《小西天》、《艺术之宫》等等。而且他用自己的稿费，解决几个叔叔、姑姑的婚嫁、教育等大事，这是兑现他在祖父病榻前的承诺，现在总算可以告慰先人了。
父亲在这一时期，可能是他一生中最愉悦的时光了。他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与作，直至下午六七点钟才停笔。晚饭后，偶尔和母亲去听场京戏或看场电影。否则仍是继续写稿到深夜12点。像机器需要加油一样，父亲也要给自己“加油”，每晚登床以后，总要拥被看一两点钟的书。他看的书很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学的，他都要看。此外，几本长期订阅的杂志，也是每期必读的。他说，必须“加油”才能跟上时代，理解时代，这也就是所谓的“画眉深浅入时无”了。
这时父亲的“加油”，兴趣偏重于考据。他本来就是一个有历史癖的人，历史和考据的爱好混合，他像个苦修的和尚，发了个心愿，要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为此，他走遍了北平各大图书馆。他认为中国小说，始终未能进入中国“文学殿堂”，在追求仕途经济的大人先生们眼中，稗官小说不过是“雕虫小技”，“四部”、“四库”，那样的正史中绝无其立身之地。只能到民间的野史和断简残编中去寻找。他便东西南北城地四处寻找旧书店、旧书摊。父亲说，北平是个文艺宝库，只要你有心，肯下工夫，就不会没有收获。苍天不负苦心人，父亲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小说版本，仅《水浒》一书，他就收集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就连被胡适先生自诩为124回的海内孤本，父亲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来在安庆又买到两部。又如《封神演义》，只在日本帝国图书馆里有一部许仲琳著的版本，国内从未见过，父亲居然在宣武门小市上，买到一套朱本，上面也刻有“金陵许仲琳著”的字样，只可惜缺了一本，若是找到这本及其原序，那简直就是一宝了。父亲不仅在犄角旮旯的书摊小市上去找，也到一些私人收藏家去看，他曾在一位专门收集中国小说的马毓清先生那里，见过一部《三刻拍案惊奇》。这些挖掘出来的宝藏，使父亲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觉得写小说史的心愿能够实现了，感到无比的兴奋和欣喜。不料就在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中去之时，“九一八”国难来临，他辛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后来都毁于战火之中，此后，他再也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寻觅那些珍贵无比的小说史料了。父亲要写《中国小说史》的心愿，终究只是一个心愿！
父亲一向都是在极其紧张和忙碌的工作中生活的，一旦辞去了报务工作，反而手足无措起来。他曾自嘲地说：“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①果真如此，父亲在这一段“加油”中，又做出了一件他平生引为得意的事。父亲从幼年起就迷恋上了绘画，念私塾时特别喜欢看课本上的插图。随着年岁的增长，这种迷恋与日俱增，他不仅欣赏画，收藏画，自己也涂抹几笔。我就常见他对着《芥子园画谱》全神贯注地临摹。对于画，不管是国画，还是西画，他都喜欢，有时也发表一些有关绘画的文章，署名总爱用“画卒”二字。有一次父亲和几个老友在一起闲谈，有人说父亲的散文比小说好，有人又说诗比散文还好。父亲自己说：“都不好，我的画好。”父亲的画确实不错，山水、花卉他都画，在洒脱中蕴涵着一股秀逸，是典型的文人画，在他的影响下，大舍妹和二舍妹都学了美术，一个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一个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我的四叔张牧野先生，也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学了美术，擅长草虫，画蛇更是独步一时，在20世纪30年代颇有名气，办过个人画展，出版过专著。
“北华美专”与西北游（2）
1931年，父亲在四叔和一些朋友的鼓动下，以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又因他的声望，被推举为校长，兼教中国古典文学和小说创作，但不过问具体校务，日常工作由四叔主持。校址在北平东四十一条21号，此处原是清末任光绪的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裕禄府邸，院宇宽敞，花木扶疏，楼台亭阁，雕梁画栋，美轮美奂。父亲的校长室，是全院的精华所在，作为书房，真个是鸟语花香，绿树葱郁，大助文思。父亲和美术界的许多画家，都是稔熟的好朋友，在他的热忱的敦请下，齐白石、于非、王梦白、李苦禅等先生，其中尤以齐白石、王梦白同来任教很是难得。因为齐、王二人是素不来往的，如今由于父亲的友谊和情面，使得这两位美术大师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一段佳话。
父亲为使“北华美专”办得更好，还特意聘请了他的老友，著名的语言学者、文学家刘半农先生为校董。刘先生欣然应聘，他在授课中，对学生说父亲是“大小说家”，称父亲为“当今的小说大家”，说他的成就“超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那些人”。①刘半农先生逝世后，父亲在悼文中说：“虽相见极疏，而交情甚笃。”
也许是父亲的“盛名”关系，报名的学生很踊跃，全校有200多学生，分国画系、西洋画系、师范系等几个专业。虽然办校只有4年的时间，但培养出了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优秀的艺术家，像张仃、蓝马、凌子风、张启仁等。在办校期间，父亲常向任教的画家朋友请教绘画的技法。他还偷偷地在教室里当“旁听生”，去学习写意画的泼墨笔法，还直接向著名国画家许翔阶先生学习山水画。如果不是日军的炮火，我相信“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将会一直办下去，也一定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艺术人才，可惜这样一个美好的前景，全都毁于日军的战火中。
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东北沦陷，父亲痛感国土沦丧，他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呼吁开发西北，作为抗日的基地。1934年5月18日，父亲带了“北华美专”的一名工友，由北平出发，前往西北考察。计划是先到陕西，由甘肃往新疆，再经河套，由平绥线回北平，为期半年，“以求得一个认识”。①他坐车南下，先到郑州，再至洛阳，游潼关，登华山，进入西安。半月后，乘经济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主任刘景山、西兰公路总工程师刘如松的轿车，沿正在修建的西兰公路，经咸阳、醴泉（今礼泉）、乾县、永寿、邠县（今彬县）、长武，进入甘肃泾川，经平凉，越六盘山，过隆德、静宁、定西，抵达兰州。本来还想去新疆，因督办盛世才多疑独裁，很多朋友劝阻，让父亲千万不要去，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无奈之下，父亲折返西安。这次考察活动历时3个月。黄河是炎黄子孙的母亲，西北又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用她那浑雄的河水，像乳汁般地的哺育了我们的先民，浇灌了两岸肥沃无垠的土地，我们的祖先用智慧和血汗灌溉了美丽无比的中华之花，父亲是带着庄严、崇敬和神圣的感情来这里寻根，考察历史、地理、文化和民风民情。在风凌渡，他登高远眺，观赏了一水连带陕西、河南、山西三省的奇观，看着“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伟，奔腾不息，滚滚东流，他感到了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他站在这里，黄河的岸上，才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与骄傲！父亲在西安，看了秦始皇墓和武则天的无字碑，游览了大小雁塔、华清池和碑林。在曲池，想起昔时，这里是杏苑赏筵无限风光之所，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能到这里为荣！他漫步在灞桥，只有两丈宽的石桥横跨灞河两岸上，河水长流，杨柳依依，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在这里折柳送别，呤唱出了千古离情的绝唱。
父亲在历史的缅怀中，更加促使他深省和反思，“殷鉴不远”，历史是面镜子，既能反射出历史，也能照映出今天，追昔是抚今，父亲要“看动的，看活的，看和国计民生有关系的”。②所以他把参观的重点，放在了解民间疾苦上。然而这又惹来了麻烦，陕甘的军政当局，对父亲在西北的行动，颇为注意，不知道张恨水跑到这僻塞不毛之地来做什么？虽然有人说，他是来找小说材料的，但是很少有人相信，因为在当时没有人会自费跑到西北的穷乡僻壤来，只有傻子才会做这种傻事。
“北华美专”与西北游（3）
虽然父亲一再解释，他到西北是为搜集小说材料而来的，但是他们仍是不相信。幸亏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先生给父亲帮了很大的忙。邵先生和父亲是老朋友，同是新闻记者出身，他了解父亲，替父亲做了许多解释工作，他对人说，张恨水是个书生，到西北来，就是搜集小说材料，并示意部下，尽量给予父亲便利，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更是热情地陪同父亲参观了不少地方，并摄影相赠。当人们知道父亲此行的目的，是真心实意为了解民间疾苦，要为生活在黄土高原的淳朴乡亲写书，写出他们的真实生活及悲欢离合，自然得到了人们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他们主动给父亲送来了大批的碑帖、大部头的县志，还有许多热心的人士，亲自到旅馆里来和父亲长谈，把民间疾苦，民风民情和盘托出。还有一位军官，愿意和父亲共坐一架战斗机去天水看看，这种热忱和真挚的帮助，使父亲受到了很大的触动！
在兰州，父亲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去欣赏了兰州市第一图书馆（寺庙改建）的“三绝”：颜真卿真迹横匾、吴道子亲绘的观音像壁画以及两万多卷宋版、明版，有的还是手抄本的经卷，他还参观游览了雷坛和五泉山，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受到了兰州贤达水梓先生的热情款待。
这次的西北行，也使父亲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震动！他没有想到西北的同胞生活在难以想象的惨境中，他在西北耳闻目睹了那里的人民生活在人间地狱中，连年的军阀混战，刀兵连结，兵即是匪，匪即是兵的无休止掳掠；人祸加上天灾，赤地千里，西北人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卖儿卖女是常见事，树皮草根全部吃光，路上饿殍随处可见。这一切使父亲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在《写作生涯回忆》自述中，向读者剖露心扉说：
陕甘人的苦，不是华南人所能想象，也不是华北、东北人所能想象，更切实一点地说，我所经过的那条路，可说大部分同胞，还不够人类起码的生活。你不会听到说，全家找不出一片木料的人家；你不会听到说，炕上烧沙当被子盖；你不会听到说，18岁的大姑娘没裤子穿；你不会听到说，一生只洗三次澡；你不会听到说，街上将饿死的人，旁人阻止拿点食物救他（因为这点救饥食物，只能延长片时的生命，反而将增加死者的痛苦）……人总是有人性的，这一些事实，引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迁。文字是生活和思想的反映，所以在西北之行以后，我不讳言我的思想完全变了，文字自然也变了。
父亲这一段自白，是多么痛苦，又是多么愤慨！在这毕生不能磨灭的见闻的强烈冲击之下，他写下了长篇小说《燕归来》，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1934年7月31日至1936年6月26日）。父亲为了描写西北惨绝人寰的苦难，采用倒叙法，将民国十九年的灾情写出来。书中通过一位西北逃难到南京的姑娘为骨干，来回两次西北，一路见闻，犹如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小说一开头，用了几首竹枝词，把西北人民的苦难突显出来：
卖了耕牛卖种粮，几天未吃饿难当；
看来一物还能卖，爬到墙头拆屋梁。
一升麦子两升麸①，埋在墙根用土铺；
留得大兵来送礼，免他索款又拉夫。
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
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树皮剥尽东西空，吃也无时饿越凶；
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
武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