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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体元在省城，是见识过赵制台的手段的，很怕吴知县有样学样，建议立即去找警佐李树滋，要县城四门的钥匙。这事本来之前就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不过李警佐胆子小，交出钥匙就溜回家中闭门不出，管你牛打死马马打死牛。
大家都认为吴知县不敢抵抗，所以消息走漏也不甚畏惧，后来才知道，吴知县是有想法的，他也想学赵制台，搞个诱捕，擒贼先擒王。但是堂勇班头也很胆小，一边是朝廷命官，一边是袍哥大爷，得罪哪方都不合适，只肯守县衙，不肯抓人。就这样，专政力量失效了。
11月30日清晨，起义者派人把文昌宫打扫干净，布置整齐。冉崇根冉大爷派人去接收警察，警佐不在，警察们就跟倒来人跑来维持秩序。十点，起义大会开始，警察站岗巡逻，还帮着四处张贴告示，挨门挨户通知居民悬挂白旗。晓得的晓得是在起义，不晓得的还以为知县大人搞国服——听说宣统皇帝被革了命，翘辫子了得嘛。
开了会，宣布独立。冉大爷再派两位有身份的绅士，一位是在大邑当教谕的本家冉人瑞，一位是当过县视学的景昌运，当代表，去县衙劝告吴知县交出印信档卷，全部堂勇缴上枪械，保证吴知县全家安全。吴知县也说不出啥子来，同意了，只是要求冉大爷雇船送他一家到绥定府。冉大爷说“要得”，于是定盘。
问题出在送吴家人上船时，正好碰到各场团队开进城。吴巽是个贪官，平日农民对他恨之入骨，一听说要打县城捉贪官，个个都很踊跃。哪晓得跑来看到贪官上船要走，而且还是大箱小笼的，当时哗然。他们不晓得是冉大爷吩咐同意的，以为是吴知县私逃，立刻排成一排，持枪，瞄准。后来的团队一看这阵仗，更加兴奋，一声令下，夹岸都是一枝枝后膛枪、大刀、红缨枪指着那艘还没装完货的大船。
整到这步田地，冉大爷也不好意思再让吴知县顺利离开，马上派人把吴巽带回文昌宫审讯。他自己不便出尔反尔，就找了个绅士代审，并让各场团队领队观审。
审讯一开，就成了批斗大会，不断有人跳出来历数吴巽贪污公款、欺压良善的劣迹，搞得最后，连主持审讯的罗绅粮都觉得这个贪官放不得，于是当即宣布收监。各场团队欢声雷动。
另一桩意外，是征收局吴局长的儿子，以为进城的普光寺团队要危害他家，拿着手枪就射，惹动团丁怒火，反而冲进吴家，把东西抢了个七七八八。冉大爷闻讯，连忙阻止，并让吴局长一家住进了文昌宫，过几日局势稳定，与县议会一致决定宽大处理的吴知县一家，一同礼送出境了。
除这些小事故外，整场起义清风雅静，各场团丁进城，更像是过节赶集。石体元在《东乡光复记》中写道：“起义那天，城内居民没有一人搬家或关门；大小商店没有停业，饮食茶酒店营业更好；县衙十房文册无损，监所人犯毫无异状，仓廒无恙，粮册完好；只有学堂停了两天课，警察停了一天岗；市面现象丝毫未变，就连距城较远的场市和农村也都秩序如常。风鹤不惊，不特没有聚众抢劫情事，即小小的偷盗事件亦罕有闻见。”这么良好的治安程度，几个从省城归来的学生哥也万想不到。他们封缴了县印，派人送往重庆军政府，东乡的独立就这么完成了。
有意思的是，这场起义中的领导人，一个同盟会员都没有。“关于光复的意义，只在刊物上看到过一些，关于施政纲领和组织机构，脑筋中纯是一片白纸”。好在前县视学景昌运订有《申报》，那上面详细记载着武汉军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才知道东乡光复后，领导机构该叫“军政分府”，首领称参督。冉大爷就当了参督兼民军司令。再往下的组织架构，《申报》上也没有了，只好仿着武汉军政府的模样，设什么部什么部，也不设部长，也没有官阶，参加光复的人，分到哪个部，就叫某某部员。杂事谁碰上谁做，大事呢，冉大爷跟几名核心成员讨论决定。石体元是巡警学堂毕业的，就负责审批案件；有个姓王的，是从前冉大爷开的盐号伙计，很得冉大爷信任，就掌管财政；提供《申报》的景昌运自然分管交际、参谋。
职责派定，就在独立后两天，又开了个全县代表大会，新的政府便运作起来。东乡出产烟土，在川东各县中还算富裕。但冉大爷很讲义气，表示要廉洁奉公，提倡不请客，不送礼，不应酬，政府人员革除烟赌恶习。冉大爷自己只拿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其他办事人员少则十元，多也只有三十元。
这种运作方式一直延续到蜀军政府派人颁下《地方组织条例》，军事部分为军谋、军政、军需、军书四处，政治部分为行政、财政、司法、学务四科，参督改成县知事。政府部门整齐多了，人员增衍，花费也就上去了，一个政法科长，每月也不止五十元薪水。
1912年8月，冉崇根奉令调城口县知事，石体元也早在2月便往重庆地方议会联合会当代表去了。回想起这“从本县宣布光复日起，至崇根赴城口止”的十个月，石体元不禁感慨：“机构组织已经三度改变，人事的变动尤大，从前树立的优良风气，更是昙花一现，仍归腐化。”
东乡县的光复，搞的是袍哥革命，社会秩序变动极小，这对于东乡来说，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冉大爷治下，“优良风气”维持了十个月之久，换个人会不会急速腐化？要是外来的同盟会员领导起义，新造一批功臣官僚，又将如何？东乡虽小，或许可以喻大。
断了皇帝的后路
【潼关以西】
1900年庚子事变，西太后、光绪帝“两宫西狩”，跑到西安猫了一年多，后来成功地通过谈判回到北京，搞起了新政。
自满清入关以来，一定有个巨大的恐惧时时盘踞在满人心头：汉人那么多，有一天造起反来，我们怎么办？为此清廷在各个大的省会都筑了满城，八旗兵丁分驻。又不准关内的汉人随意向关外迁徙，要保留那一片“龙兴之地”。
那时当然不会有人想到连郑成功都打不过的西洋人，会闹出这么大的阵仗。
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帝“北狩”到了承德木兰围场。这应该就是满洲人往关外退却的设计线路，先到承德，如果情况不妙，就由此回关外根据地去。
八国联军围困北京，东、北、南三面都几乎被封死，只有往西走比较活动。况且此时的东北，正在日俄的觊觎之中，谁敢往那方去？
于是一路向西，从太原到西安。曾有消息说八国联军还打算进攻山西，流亡清廷也动过再往西走去兰州的念头。
现在是辛亥年，南方的革命党人举事，而且成燎原之势。这倒跟老祖宗当年的设想差不多。
但东北依然回不去，京师的达官贵人，多是奔天津租界，或者再转船去上海租界。可是，朝廷在江山未全失之前，就流亡租界，未免说不过去。
向西是一个选择。
按照良弼为首的宗社党意见，一旦京师告危，隆裕太后与宣统皇帝大可以效法庚子故智，西去长安甚至兰州，保住潼关以西，至少可以成一种苟安局面。
宗社党这样想是有道理的。潼关以西，主要是陕甘两省，而前陕甘总督，正是铁杆保守派升允。此人于举国滔滔高唱立宪新政之际，竟然上书朝廷，阻挠立宪，被视为国内封疆大吏中保守第一人，摄政王载沣为了表示皇室的立宪决心，于1911年6月23日将升允“开缺”，这也是清廷立宪以来处分大员职位最高者。
不对吧？武昌事变后仅十二天，10月22日，陕西新军便在西安起义，陕西与湖南同日，并列成为第一个响应湖北宣告独立的省份，清廷咋还敢打潼关以西的主意呢？
你这个娃娃不懂事，那陕西虽然光复咧，但不能算真的独立咧。
为啥？
【西安事变】
陕西新军起义，跟武昌一样，都是匆忙成事。本来计划在九月初八（10月29日）举事，驻西安旗兵将军文瑞听说武昌变乱，立即向护理陕西巡抚钱能训（这人后来当过民国总理）提出要发枪、修满城、外县巡防队回防、在陆军中抓革命党四项要求。10月21日，第二标新军果然就接到了开拔命令。走呢，肯定被分割成几部分，大肆抓捕之下，起义肯定流产；起义？有枪没子弹，要跟弹药充足的旗兵和巡防队对抗。
10月22日的起义过程非常忙乱，21日午夜了，一帮新军弟兄还在讨论：要不要今天举事？谁来当我们的领导人？
不举义就会死，还是举吧。至于领袖，很多人推举钱鼎。因为他很有革命热情，兼有哥老会、同盟会双重身份，平时努力联合帮会，在军中颇有威信。
但是钱鼎本人推举张凤翙，除了说这个人“气度恢廓”外，理由也是三点：协司令部参军官，军中地位比起义诸人都高；兼二标一营管带，这个营，哥老会头目最多；留日士官出身，学历好——这又是一个“拱手让出领导权”的例子，事关张凤翙张参军官，这个时候，还根本不知道起义这档子事，答不答允参加还在未定之天。
完全是个小黎元洪嘛。
不过张参军官比黎协统干脆。他刚从临潼实习归来，正在床上睡觉，突然哗啦一下涌进一伙人，说要拥戴他当首领搞独立。“什么时候？”“就是今天！”“好吧。”
这时已经是10月22日凌晨一点多了。
有人说张凤翙因为面临着新军内部整顿，将被撤职，索性拼了。也有人说他在日本留学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所以答得干脆。这个无所谓，当时同盟会员的认定本身就很混乱。比如后来的陕西督军陈树藩，彼时在混成协当军械官，据说他在举事前，一向不赞成革命，只是22日凌晨听说要起义的消息，赶紧找到军中的同盟会员，填了一张同盟会会员证，这就算火线入党，以革命者身份出现在起义现场。
跟武昌一样，没有子弹的新军士兵，第一目标就是军装局。炮兵营全营集合，以“星期日到灞桥洗马”为名，全体挺进军装局。到了军装局一看，东一堆，西一堆，各营足足有几百名徒手的士兵在游逛，见不到一个军官，连哥老会头目也找不到一个。
要说10月22日这天，真是上好的造反日子。护理巡抚钱能训与各司道、新军高层，都在谘议局开会。而住在军装局内的巡防队一个哨（连），因为是星期天，大部分人都上街游逛去了。突然发一声喊，几百名士兵冲了进来，虽说都是徒手，毕竟声势惊人，驻守的少数士兵一吓，就从后门溜走了。
“那些冲进去的士兵，争先恐后地爬上楼梯，用石块砸库门上的铁锁，七手八脚把成捆成箱的枪械子弹从楼上往院子里乱扔，没上楼去的人，就争着捡枪配子弹。这些枪械子弹不是一种，口径大小不一，配不合膛的打不出去，配合膛的又平射试放，竟有打伤自己人的，闹得人声鼎沸，混乱不堪。”（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
闹了半天，才有人出来整队，张风翙也来了，就是在军装局建立总司令部，分派兵力，攻打各处。
巡防队因为有哥老会的关系，很快就瓦解了。钱能训在甜水井民宅被捕获，自杀未遂。起义军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西安全城，除了满城。
西安的满城，是各地旗人抵抗最厉害的一处。将军文瑞，从谘议局逃回满城，当即紧闭六个城门。满城内旗兵号称五千，连家属超过一万，但旗人是生一个男孩就算一个兵额领一份钱粮，实际兵数远没有那么多，枪支也是前口装火药扳机上扣火帽的来复枪——所以前一段文瑞才要求钱能训发给一千支新式枪。
西安满人抵抗得如此厉害，上层如文瑞平日督训较严是一个原因，西安起义本身状态也有很大关系。与别省不同，除了一个早就参加同盟会的副议长郭忠清，陕西谘议局的立宪党人几乎与起义无干。参与举事的同盟会员，满打满算，也就是十来个。如果说四川的光复是“袍哥革命”，西安独立，大概只能算袍哥造反，指挥既混乱，舆论宣传工作也跟不上。
故而西安的满人，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与其不抵抗而死，毋宁抵抗而死，所以死命抵抗。结果，从22日一直打到23日下午三点，起义军才通过一段倒塌未补的城墙杀入满城，并且引爆了旗兵火药库，造成极大伤亡。24日，起义军分为若干小队，逐巷逐院进行搜索战，也有泄愤之意，被杀旗兵及家属甚多。将军文瑞跳井自杀。
西安起义太过仓促，仗都打起来了，义军的名称还没想好，安民告示也未准备，只好一边打仗一边搞，终于在光复第二天，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凤翙”的名义，贴出了一张布告，那文末的图章还是木头刻的：
〖各省起义，驱逐满人，上应天命，下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