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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容不得他不信了，徐锡麟一面说着“大帅勿忧，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一面掏出了双枪。可是，徐锡麟是个大近视，距离这么近，他居然看不清恩铭的要害，持枪乱放一气，恩铭身中七弹，嘴唇、左手掌心、腰、左右腿都受了伤，但无一致命。徐锡麟子弹打完了，跑进内室装子弹，手下的巡捕背起恩铭往外跑，陈伯平追上来放了一枪，“自尾闾上穿心际”，这一枪要了恩铭的命。
徐锡麟装好子弹冲出来，发现恩铭已经不见了，只剩藩台冯煦还呆呆在站在堂上，似乎没回过神来。徐锡麟推了他一把：“冯大人你快走，不关你的事。”冯煦急急忙忙跑了。徐锡麟又去找毓秀，也已经踪影全无。
以下的进程充分说明，这场起义的筹备里有多少昏招。徐锡麟抓住了顾松，问他如何知晓自己是革命党的秘密，顾松说，日本方面给会办的信都是用胶水粘的，有几封因为受潮，封口裂开了，我偷看了信，知道会办是革命党——就算信封胶水受潮无法可想，秘密信件就不能整点密语隐文吗？连一个收支委员都能看懂。这是昏招一。
徐锡麟没有告诉学生今日要起义，只是派了一个人守住门口不让学生走，觉得刺杀恩铭后，一呼百应，自然学生们就会揭竿而起。他没想到枪声一响，场面大乱，一个人怎么拦得住汹涌的人流？大部分学生都随着省里官吏跑掉了。这是昏招二。
谁都知道起义首要夺取军械，但徐锡麟并没有派人（估计也无人可用）事先控制军械所负责人，结果负责人带着钥匙跑掉了，巡警学堂学生虽然占领了军械所，地下室弹药库打不开，能找到的枪弹互相不配合，战炮上也缺少机铁。这是昏招三。
徐锡麟倒是想到了派学生去跟六十一标的官兵联络，请他们进城来领子弹，共同举事，但这人明显派出太晚，占领军械所之后才出发，此时安庆四门紧闭，禁止行人往来，信根本送不出城去。这是昏招四。
徐锡麟在军械所遇到了安庆巡防营统领刘利贞，未带军队，徐对刘说：“你是汉人，我们推翻满清是民族革命，你应当协助，现在请你到电报局去监视电报机，不准人向外发电报，起义成功之后，你自然有大官做。”刘利贞答应着走了。刘回去后立刻反水，组织巡防营向军械所冲锋，徐锡麟等无枪无人，力战被擒。这是昏招五。
陶成章说徐锡麟“动与人忤，然性慈爱人”，真是没有说错。他不杀冯煦，轻信刘利贞，战事不利，陈伯平提议焚毁军械所，与清兵同归于尽，他认为这样会导致安庆城“玉石俱焚”。看来，徐锡麟从事暗杀尚可算人才，领导起义，难称合格。
此人自然极是汉子，在供词中承担了全部罪责：“众学生程度太低，均无一可用之者，均不知情。你们杀我好了，将我心剖了，两手两足断了，全身碎了，不要冤杀学生，是我逼偪他去的。”别人问他是不是受孙文指使，他坚持“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
面对伦理方面的指控，徐锡麟说出了惊世骇世的一段话：“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清末革命，以排满为号召者不少，但真正信仰“排满”的不多，像徐锡麟这样坚持“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的极端主义者，就更少了。他是在以种族规则为旗，与世俗伦理作战。
伦理反过来要惩罚他。恩铭的夫人希望按照“张文祥刺马”的逆伦案例，将凶手剜心后再斩首。如果是别的家眷，也不见得有人理会。但恩铭夫人是庆亲王奕劻之女，有司不敢不重视她的要求。藩司冯煦念及徐锡麟的活命之恩，暗中指使刽子手先杀人再剜心。也有记载说要让徐锡麟先死，动刀又易为人所觉，于是先“将阴囊击碎”，再取出心脏，被恩铭的卫兵炒食殆尽。
徐锡麟惨烈的死法，与秋瑾的被处斩一道，为上海中外报刊大肆报道。虐杀与杀女人，是西方现代文明中最不能容忍的做法。清廷在丁未年一役大大失分，为四年后的崩盘埋下了伏笔。
行刑前，循例为死囚摄影一张以备案，拍完，徐锡麟说：“面无笑容，怎么留示后世？再拍一张！”但不笑的，笑的相片，都没有能留下来。
外来的和尚
【饿着肚子闹革命】
安庆有家客栈，坐北朝南，大门遥对着姚家口十字街上的斜坡。
你在饭点走进去，看见人头涌涌，客来客往。但没人搭理你，你敲敲桌子：“伙计！点菜！”老半天才有个人远远地说：“客人若是住店，自己去后面看看有没有空房。吃饭请到外面街上，本店不开伙好些时了。”可不是？满店的客商，没有一个吃饭的，只管走来走去，大声小声谈话。
这家客栈，名唤萍萃楼。大家知道武昌黄土坡的同兴酒馆，是共进会的据点，专门吸收新军弟兄入会，才造成了武昌事变。萍萃楼的资格，却比同兴酒馆老得多。
八月十九武昌事变之后，本来就十分兴旺的萍萃楼更加热闹非凡，门庭若市，说着安徽各地方言的客人在这里进进出出，有些人进来就关起门来开会。
别家客栈的老板、掌柜，通常是坐在柜台里，一边算帐，一边瞄着店面，伙计有没有偷懒，客人有没有伺候不周。萍萃楼的老板毕少斋，日里也坐在柜台里，但无所事事，除去与相熟人客打打招呼，简直就是个甩手掌柜。
只有看到有些人进来，他才不免用寿县话低声抱怨几声：“你们怎么还不动手？再不动，我这家店要关张了！”
不明就里的人未免奇怪：这么好的生意头，哪能关张？不过听话的人当然知道底细，总是笑笑：毕老板莫急，快了！快了！
它从宣统元年开市，大约办了两年多，一二十个房间，既设住宿，又包三餐，只要两角钱。从开张那日起，就称得上客似云来，但月月都在蚀本。为只为有太多的老主顾，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占着房间，每日吃喝，偶有新来的伙计不晓事，提起要帐的话头，他们总是点点头：“挂帐！”伙计回头看柜台里的东家，东家也在点头，那还有什么话说？
白住白吃就算了，走的时候，或者还会走到柜台前，将手一拱，东家居然就乖乖地从钱匣里摸出两串三串铜钱递上。这样豪燥的开店法，便有金山银山也禁不住消耗哩。
到得宣统三年的夏末秋初，店里连伙食都开不出来了。奇怪的是，萍萃楼并未关张，每日大门敞开，也照样客似云来。毕老板照旧坐在柜台里，无事可管，无帐可记。老主顾们依然每日回来住店，每日出去办事，有时关起门来嘀嘀咕咕。只是少了吃饭这一项要务，店堂里不免烟冷灶凉。但人气依然很旺，老板饿着肚子开店，主顾们饿着肚子住店，伙计也几乎不用，大家自己拾掇铺盖，倒也爽利。
好容易等着了九月九日，萍萃楼早早便砰砰地上了门板。店堂里坐满了人，有新军六十一标、六十二标马、炮、工程各营、陆军小学、陆军测绘学堂各处的代表。主持的是个合肥人，叫吴春阳。身边站着个江苏口音的黑脸小个子，许多人认得他是在安庆办读书会的韩衍。
清末安庆造反经验，为诸省之冠。1907年徐锡麟起事，1908年熊成基举义，那炮声枪声厮杀声，还回响在一班市民的耳边。唯是如此，清廷防备安庆极严，而前两场起义，皖中军事精英损折亦巨。吴春阳与韩衍也知道光靠新军的力量不济事，武昌事变后，便多方联络安徽巡抚朱家宝倚畀备至的巡防营与抚署卫队，希望里应外合。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这场起义还是失败了——可惜了毕老板枵腹开店的一番苦心。原因大略是：领导人不得力，病的病，怕的怕；有人告密；巡抚向南京请求的五营江防军已经抵达。
不过局势变化很快，几日后传来了上海、江苏先后光复的消息，紧接着长江上游的九江也宣告独立。而省内，皖北的寿县，皖南的芜湖，都已经自行成立军政府，“安徽巡抚之政令，此时已不能出安庆城门一步”。
摆在巡抚朱家宝面前的路，无非是学湖北瑞澂那样逃亡，或像江苏程德全那样独立，再不，就是山西陆钟琦的下场，死。
【借兵】
面对革命党人、谘议局议长、绅士代表的联合逼宫，朱家宝表现得很顽固，说了一些“食清之禄，忠清之事，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硬话，而且放言要“严厉搜捕党人”。这时绅士代表童挹芳说，搜捕党人会导致“全城俱碎”。
理由呢？一是党人都“怀挟猛烈炸弹”，这种传言吓吓老百姓和边远地方官员也许可以，安徽巡抚倘若怕这个，九月九日的起义又何至被镇压？重点还是在另一句：“党人皆青年志士，皖人之子弟，皖父老俱稔知之。”
朱家宝是云南华宁人。帝国不允许本省人当地方官，自然便形成了“官绅共治”的格局。纵然是被同僚评为“坚忍伉直”的朱家宝，诸事亦须看当地士绅三分情面。而且同治中兴以来，安徽出的高官显宦甚多，外地到此任父母官者，哪个不是打起十二分小心？
最有名的莫过于孙毓筠1906年策划在皖举事，以配合萍浏醴起义。这可是谋逆造反啊，十恶不赦的大罪，也惊动了两江总督端方，他抓到孙毓筠，也无可如何——孙某的叔祖父孙家鼐，咸丰年间状元，与翁同龢同任帝师，此时正是武英殿大学士，充政务大臣、编纂官制总司核定，即将成立的“资政院”，据说也是这位八十老翁将出任总裁。这种“皖人子弟”如何动得？因此端方也只好将孙毓筠判了五年监禁，关他在两江总督衙门里“读书悔过”了事。
抓捕党人这事就此放下。但朱家宝不想、也不敢出任都督，宣布独立。他的顾虑跟程德全迟迟不让苏州光复的担忧是一样的，南京的清兵离安庆太近了！
一封密电替朱家宝解了围。密电发自河南彰德，发电人正是即将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袁世凯劝朱家宝“宜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不可胶执书生成见，贻误大局”。这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各省独立是大势所趋，与其让党人或士绅得了都督高位，何若咱们自家人守时待变——当然，这话只能私下讲。朱家宝心领神会，遂于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宣布独立。
对于这个结果，安徽的革命党人并不满意——他们九月九日的起义，可不是为朱抚台劝进的。然而，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势力，已经被朱家宝动用江防营打散了，不少人甚至逃离了安庆。副都督王天培是留日士官生，与革命党走得很近，但他无有兵权，也扳不动朱家宝。
于是有了吴春阳的“借兵”。
借兵这事儿，从古就很危险。试想哪个手握兵权的人是吃素的？你巴巴儿请了他来，他岂有帮你打跑对手，就皆大欢喜、班师回朝的道理？大清的天下，还不是靠着吴三桂所谓“借兵”得来的？所以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说清室“得国太巧”，早晚会有报应。
按吴春阳的理想，最好是武昌黎元洪能借给“一混成协军火”——安徽有人，但军火不足，故受制于江防营。安徽都督一旦易手，可以集结万名以上的新淮军，取道颍州、亳州，直扑河南的信阳州，令冯国璋的北洋军首尾不能相顾，不仅可以稳住安徽，武昌之围也不攻自解。
但黎元洪实在无力援皖。从北至南，哪一省不在找他？不是要钱，就是要军火。黎菩萨自身难保，只好派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与吴春阳一道，去找江西的“浔军”借兵。
浔军都督马毓宝倒很痛快，当即派出一个叫黄焕章的旅长，率二千浔军入皖。吴春阳先走一步，到了安庆，芜湖急电，要他去主持起义。吴春阳认为安庆有王天培主持，浔军相助，当可无事，芜湖为进攻南京必由之地，要尽快光复方好，就丢下安庆赶往芜湖。
芜湖事并不难办，但芜湖方下，吴春阳就收到安庆急电：黄焕章围都督府，劫军械所，焚藩署，洗劫藩库，全城糜烂。
浔军到来确有效力，张勋的江防五营即撤回浦口，未曾交火。但正应了“前门驱虎，后门进狼”的俗谚，黄焕章不肯驻在安庆城外，强占安庆师范学堂，并向谘议局索饷一万元。议长说，一时间凑不齐这笔钱，先发二千五百元，再行筹饷。黄焕章部不同意，立即哗变，九月廿四日（11月14日），主要由“洪江会匪”组成的浔军哗变，不仅赶跑了都督朱家宝，黄焕章自称总司令，而且两天之内，“城内殷实富户，悉被搜劫，无一幸免，公私损失三百万”。
待得吴春阳11月18日赶回安庆，城中已是一片乱象，市衢狼藉，人心惶惧，不亚于当年长毛入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