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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蔚派出了自己的本家侄子柏若浩，在“红叶诗馆”附近刺杀了韩衍。果然，孙毓筠失去韩衍，再无力与柏文蔚一争雄长，只好让出都督位置，跑到北京去坐冷板凳。
柏文蔚上台后，立即停办《安徽船》，解散青年军，还当众焚毁了“人字旗”。然而，最后几期的《安徽船》上，刊出了《呈报韩君事迹并请旌恤文》，中云：“韩君以乞丐生涯，尽国民义务……其停辛伫苦，牺牲国事之劳，实不在熊成基、范传甲诸烈士之下。”此文的执笔者，有人说便是将任都督府秘书长、据说不太瞧得起韩衍的陈独秀。
非常时代，死人很寻常，纵然是韩衍这样有过大影响的人物。二次革命一起，袁世凯任用的安徽督军倪嗣冲攻占安庆，谁还记得这个破衣烂裳满面胡须的小个子江苏人？或许被解散的青年军学员手里，还遗留着他亲撰的《青年军讲义》，上面写着“彼以一死赴将军之命令，我以一死争世界之是非……且自家一身于身外，即世界主义之起点”。
列强围观下的战争
【议取登州】
“子鉴，你还记不记得光绪三十一年，你从日本归国，我们开登州同乡会，就在会中订交。你回日本时，留了三本书给我？”
“如何不记得？我就是那年介绍你加入同盟会的……那三本书是……《革命军》，还有章行严编的《黄帝魂》……还有一本是，是……”
“《三十三年落花梦》！”
“对！哈哈哈……”
“光绪三十三年你又回国，来杆石桥学堂访我，正好碰上学部侍郎清锐来鲁查学，前后任的提学使载昌、连甲陪着他。你望着堂上三人，怒不可遏，低声问我敢不敢血溅五步，杀此异种！记得么？”
“记得，记得……你当时吓得拿手把我的嘴堵住，骂我孟浪，我反骂你‘畏难苟安’，只挂记着老母幼女……”
“不错，当时你怀里揣着六轮手枪，立时便要出手。子鉴，杀三个满洲学官儿，于大事无补，但如果真干了，你我只怕等不到今天了……”
“汉尘！你倒说说看，今天又该如何？”
“你心里明白，你到登州来访我，就是为了这件大事……子鉴，今天是辛亥年十月十一，海内滔滔，全国廿省已非满清所有，满奴命运告终，即在目前。只可惜我山东独立未及两旬，就宣布取消独立……”
“孙宝琦是袁世凯和奕劻的儿女亲家，他怎么肯真独立？这也是意料中的事。”
“可是山东无事，直隶即不敢动，北都小朝廷就可以高枕无忧！子鉴，你是同盟会山东主盟，孙中山先生对你有厚望，我们当尽力一搏，给袁贼当头一棒！”
“说得好！汉尘，我久在国外，省内形势不如你熟。你说，该当如何下手？”
“你我都是登州人，当然知道本地自明以来，即为重镇。戚继光当年把水城炮台一直修到了丹崖山下的水上，人称‘海上长城’。袁崇焕经营辽东，以毛文龙守登州，以为犄角之势。甲午之战，日寇取威海，也是先以海军袭登州。所以我们当先从水上取登州，再攻黄县、莱州。你家是黄县的，当然知道黄县富绅巨室，商店林立，军费可以从那里筹集。到那时，胶东就可以与辽东联成一气！听说孙中山先生已经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我军占据登州，与旅顺、大连、海城一衣带水，号召关外健儿，一鼓作气，可以直指京师！子鉴，你如果同意我这个计划，我们立即就可以着手，男儿热血，正要洒在这种时候！”
“汉尘，汉尘，果然胸中有百万甲兵……我没有看错你，走，今夜我们就要拟出取登州的方略来！”
1911年12月1日，山东同盟会主盟徐镜心（字子鉴）在登州华提士药房，与同科秀才、烟台东牟公学教员孙丹林（字汉尘），加上当天加入同盟会的药房主人柳仲乘，三人喝着辽阳白酒，筹划攻登州的方案。
子鉴，你说说，烟台是怎么回事？
【独立如昙花一现】
山东的事儿，得从济南说起。
平心而论，说各省革命，山东“寂然”，是不对的。山东的问题在于巡抚孙宝琦固然无心独立，谘议局又很不得人心，地方各势力的博弈缺乏制衡，很容易失控。试看取代谘议局的“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居然举出一个在外宦游多年、11月2日才应邀回乡的前静海知县夏溥斋当会长，足见会中本地各方势力是如何颉颃不让。
早在11月5日，徐镜心就代表同盟会在各界座谈会上提出《山东独立大纲》七条，这七条决绝无比，不仅要“与满清政府永远断绝关系”，号召“凡我同胞，对于满清均有复仇之义务”，“满清课税一律停止交纳”，对于不听各界联合会调遣的军警团练，“与满贼一体仇视之”，虽然声明了“对于外国旅游绅商，均负保护之义务”，但言明山东之土地财产“无论抵押给何国、借何款”，“概不承认”。山东旧势力根基既深，德、英、日等外国利权复重，这个独立大纲若公开出去，顿时就会激起轩然大波。
经过所谓“和平派”的反复修正，交由孙宝琦代奏朝廷的“八项要求”，虽然已经抹去了对抗色彩过浓的条款，但仍然显得非常激烈——辛亥年，北省的革命诉求往往比南省更为激进，原因多种多样，如受压迫盘剥更深，利权外溢更甚，而最主要的一点，是绅商阶层于对立双方（官吏、革命党）的制约能力都不强，往往成为双方都可以凭借暴力压服的对象。
这八项要求是：
一、政府不得借外债充军饷，以杀戮我同胞。
二、政府须即速宣布罢战书，无论南军要求何条件，不得不允许。
三、现驻在山东境内之新军，不得调遣出境。
四、现在山东应解协款饷及节省项下，暂停协解，概留为本省练兵赈荒之用。
五、宪法须注明中国为联邦政体。
六、外官制、地方税，皆由本省自定，政府不得干涉。
七、谘议局章程，即为本省宪法，得自由改订之。
八、本省有练兵保卫地方之自由。
会议并声明，如清政府三日内不答复，山东即宣布独立。
这八项要求，看得孙宝琦直摇头。如果清廷居然答应八项要求，那么它所受的限制，比山东直接独立还要严厉得多：政府不仅失去了山东的立法权、财权、兵权，而且要用宪法确定山东自治的合法性，还必须任由南军提出要求，且不得借外债。说句笑话，这比列强以往各种令大清丧权辱国的条约还要严苛。山东人这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人质，用来要挟朝廷。
经过绅商代表们苦劝，孙宝琦才同意将此条款代奏。
朝廷果然在三日内就有了答复。很显然，清廷并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失去山东，它的分条回复极为缓和：第一条，外债已交资政院公决缓议，确无以山东土地作抵之说（这是山东人的一块心病），决不作为军饷之用。第二条，朝廷已宣布罢战，南军将来提出的条件，将征集各省意见，如意见相同，即可照准。第三条、第八条照准，已有电谕停止调遣。第五、六、七条，应先在宪法中规定，将来讨论宪法时，会“征集各省意见共同议决”。
应该说，朝廷对山东做了很大的让步，能同意的都同意了，第五、六、七条涉及的官制、立法权、税权，如果将来是立宪政府，自然应该由宪法确认，如果仍然是专制政府，它同意这三条，则无异同意山东独立。不作答复，委之将来，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然而革命热情已经燃起的山东人大为不满，认为清廷是在不负责任地推诿敷衍，“山东独立”之声再度高涨，连日开会，推动此事。孙宝琦也看出来了：不独立一把，过不去这关。而且第五镇新军也已倾向独立，这种关头大家都得听枪杆子的。他虽然口头对联合会代表称“惟有以身殉职，纵令不死，也不能领着大家独立”，私下却急电内阁：“万不得已，拟即组织临时政府。凡用人、调兵、理财，暂由本省自行主决，不复拘守部章与约，为保本境秩序、不予战争，一俟大局定后，中央政府完全无缺，即行撤消。”
孙宝琦很快就兑现了他的承诺。山东于11月12日宣布独立，11月24日又宣布“取消独立”，一共才十二天。如此倏起倏灭，考其原由，第五镇新军内讧应占首位。军中反独立一派渐占上风，这事的背景是11月16日袁世凯出山，组织内阁，一纸令下，第五镇里的亲袁派全部超升，权力结构顿然改变——莫要忘了庚子之前袁世凯就是山东巡抚，培植的势力遍及山东。
山东离北京太近，鲁省绅商大抵惟旅京大佬马首是瞻（这也是为什么夏溥斋会当选联合会长的重要原因），山东独立之后，旅京山东同乡“非常震惊怨恨”，认为山东根本没有独立的资格，通电反对之余，还要求清廷速派重兵，戡定大乱。北京同乡的反应，影响山东人心不小，当反对独立的“山东全体维持会”成立后，联合会连夜开会商讨应对之策，意见却大相分歧。革命党人主张按独立时的公告，参加民国军政府，就地组织武装暴动，原谘议局成员却主张北上晋见袁世凯，请这位前巡抚向朝廷进言，平息山东乱局。意见南辕北辙，联合会就此解体，各行其是。
【外人插手了】
济南取消独立了，可是烟台还独立着呢。
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在胶东，又分为两块：一是以烟台为中心的登州、黄县、文登、荣成、威海等沿海地区；一是以诸城为中心的青州、高密、即墨、胶县等胶济沿线地区。
胶济沿线的革命受到了在山东势力最强的德国的抑制。清末革命党在青岛这个德占自由港活动，较之内地方便，但一旦进入政权争夺阶段，德国人的态度马上鲜明起来。青岛的震旦公学是同盟会中心据点，清政府一直无法下手摧毁，却于12月14日被德国胶澳总督下令强行关闭。1912年1月28日，即墨被革命党攻占，宣布独立，青岛德国当局立即派出130多人的骑兵队来即墨，声称根据条约，租界外百里内驻军，快枪不得超过510枝，民军也不能违反此约。
官司一直打到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回电，要求即墨民军“照约暂行退出，候本部与德国商定再行办理”，这一来等于绑住了胶济线革命的手脚。而德国当局明守中立，暗里却知会新任山东巡抚张广建，请清廷派兵收复失地。当袁世凯派北洋军入鲁时，德国控制的胶济铁路向他们完全开放。在清兵猛攻之下，即墨、诸城得而复失，诸城知县吴勋更是连城都没出，躲在德国神甫顾思德的天主教堂中。民军为恐引起外交事件，明知教堂匿藏清吏，也无可奈何。
德国人对清政府的维护收到了回报，清廷退位之后，青岛租界成为遗老们首选的逋逃薮。恭亲王溥伟、军机大臣那桐、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周馥、云贵总督李经羲，除了没皇帝，青岛租界几乎可以建立一个流亡政府。
相比之下，烟台举事较早（比山东宣布独立还早一天），那正是袁世凯晦藏不出、整个北方风声鹤唳的当口。参与烟台起义的人里，除了几名外地来的革命党人，有警卫队管带、海防营管带的内弟、英国领事馆秘书、《渤海日报》主笔、尚志学校校长，还有太古船行的几名职员。他们向上海报告独立消息时，自称“十八豪杰”，就是这么十八个人夺取了海滨重镇烟台。
说来可怜，十八豪杰的军火，拢共只有一把十三太保枪（美国雷鸣登公司生产的转轮卡宾枪，共可装弹十三发，故名）和五把手枪。别的人怎么办呢？有拿手枪的，有拿炸弹的，反正人人都有手帕，手帕包着小条帚，就是手枪；炸弹更容易，烟台产什么？大苹果！拿手帕包上，一手一个。
他们扑向海防营，海防营有内应（就是那位管带的内弟）放火。一见火光，豪杰们就在火油桶里点燃两万头的爆竹，一边拎着一面大喊“革命大军来了”，只听噼啪作响，烟尘弥漫，吓得警卫纷纷逃遁。革命豪杰攻占了烟台大清银行，发现了库里一堆钞票和现银，于是又到处大喊“各军警发饷一个月”，这下更没人抵抗啦。烟台道台徐世光，是徐世昌的弟弟，逃进了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文的公馆。
烟台如此轻易地陷落，让安文大为恼火。他在11月22日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里说：“现在已经知道，此地的革命政变完全是由十八个本地的冒险家利用时机和人民激动而恐惧的心情搞出来的。他们不是革命党员，也不是决死队，他们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命令，革命党首领也不认识他们。他们全是无能的废物。”
安文的信息来自王传炯，新任烟台临时军政府总司令。王传炯本是兵舰舞凤舰舰长，有人说他是应道台徐世光之召，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