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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谢统办拿着夏天的党费证从行长室走了出来，夏天迎上前去，问道：“怎么样？”
谢统办说：“我帮你代收吧！省得你多跑一趟。”
夏天办完手续，谢统办也没有再提人事档案的事。夏天走到信贷办公厅，与李国兰挥了一下手，来到电梯间。
在等电梯下楼的当儿，夏天心里感慨地吟道：
独上高楼思渺然，人流如水水流连。
侪辈同僚今安在？车马冷落忆前年。
第三部 177心存歹毒呈报诈骗，夏天举证沉着申辩
话分两头，各叙一方，故事还得说回2002年春节前后。
话说原拟见异思迁的方延平，在被其姐姐方延英写了一封信教育一番后，确实又踏踏实实工作了几个月，业务水平也精进不少。虽然有不少小毛病，但樊婷总的来说还是满意的，并从衣柜里选出一批合身的衣服送给方延平。
很快到了教师节，方延平在送几束花到市卫生幼儿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名叫文精进的湖南老乡；这位同样是在农村长大，家境贫寒，没有读多少年书的小伙子，长有一副善于说话的嘴巴和一个让人羡慕的身段，见到方延平后，也就那么甜甜的几句话，双方留下了电话号码，建立了交友的渠道。
后来，在电话中一来二去，竟然成了每天不谈不休，比亲爹还亲的朋友。当然，方延平不愿意跟夏天夫妇讲的话，都愿意跟文精进讲。当她向文精进提出，在花店打工太累，想换一个当文员的单位工作时，文精进好像无所不能，答应尽快给她挪窝。直说得方延平心花怒放，恨不得将心掏出来让他咬上一口。
这事说归说，等到过了2002年春节还没有什么音信，方延平埋怨文精进只有嘴上功夫，光说不练，中看不中用。文精进则信誓旦旦地说，不出两个月，保证给她好消息。
三月二十二日，方延平像往常一样准时上班、开门，忙活了一段时间后，在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她接了电话知道是文精进打来的，忙用湖南话对答着。过了一会儿，她用异常兴奋的声调说：“谢谢您啊！真的很感谢！”
而这一天，正是一年多以前方延平从湖南老家来到深圳的当天向樊婷要求预付工资给母亲治病的日子，后来，每个月就以这天给她发工资。
上午十点钟，樊婷将当月工资悉数发给方延平，她收妥工资后，向樊婷提出辞工，明天就要离开。
樊婷卒不及防，问道：“是不是做得不开心？”
方延平说：“不是。”
樊婷又问：“是不是有人欺负你？”
方延平说：“我都长那么大人了，自己想出去闯荡一番。”
樊婷又问：“你是找好了单位，还是走出去才找？”
方延平被纠缠不过，说道：“我的一个老乡帮我在浙江温州找了一个化妆品公司的文员工作，先搞驻店推销。我明天就走。”
樊婷说：“你要离开我这里，事先跟你家里联系了吗？”
方延平说：“还没有。”
樊婷说：“你也是大姨介绍给我的，一般来讲，你不做了，要提前一个月告诉，让我们好找人接替，这样才比较厚道。最好提前十天也可以，你说呢？”
方延平执意要离开深圳到温州发展，一定要明天离开。
夏天夫妇无奈，总结出一个教训：跟这些人打交道，不能仁慈，手中要有掌控得住他们的东西，否则，只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后来，夏天翻开《深圳特区报》，一条像火柴盒大小的广告映入眼帘：“桂钟家政帮你忙，康泰楼上好商量。电话：0755－24×××××。”
夏天说：“康泰城离我们近，明天上午我们去看一看。”
第二天早上，方延平连早餐也不愿意吃，就提着大包小包离开夏家赶往温州。几天后，令她特别失望的是：她这个名叫文精进的老乡是把她送进了温州的一家有点规模的发廊，所谓化妆品住店推销员，其实就是住在发廊的洗头妹。她到了温州才知道，当洗头妹的规矩与深圳并没有大的不同，完全是由本人接客多寡而计算提成的，与她在深圳当店员，旱涝保收完全是两码事。
她在温州呆了不到十天，很想回樊婷家打工，便打了个电话到花店，发现已经有人顶上了，心里不痛快，还在电话里挑唆了几句。半个月后，这位一山望着一山高的方小姐，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她的老家——湖南株洲当她的农民去了。
却说樊婷夫妇在方延平离开的当天上午来到位于南国大厦的桂钟家政公司，了解到这是一家广西钟山县到深圳设点安排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家政公司，介绍的人是清一色广西本地人。她们来到深圳后，一般会组织简单的培训，并安排到人才中心参观，目的是让她们感受在深圳找工不易。
夏天对他们不同于其他家政中介公司的做法很感兴趣，与樊婷商量后，决定就在这里请人回去。于是，樊婷跟他们的业务员梁小姐说：“我是开店要请人，要求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年龄相对比较小的，给我物色几个让我们挑选一下。”
梁小姐说了一句：“好的。”便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叫她们到前面来，接受东主挑选。
夏天看了走上前来的几人：一个把手指甲涂得红里透黑，显然不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只问了她的文化水平，便排除了；另一个在面试时两个小眼睛忽闪忽闪得紧要，凭经验判断，此人诚实不足，调皮有余，不适宜单独看店；还有一位小女孩可能小时候家里太苦了，以致现在仍然面黄肌瘦，毫无血色，忧愁写在脸上。夏天也认为她没有财气，不能用。
一轮调选后，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樊婷看了整个大厅，发现坐在后面的一个小女孩正腼腆地看着这招聘的情景，便对夏天说：“后面那位穿白衣服的小女孩怎么样？”
夏天看那小女孩有十五、六岁年纪，脸上皮肤长得比较白皙，在整个大厅里还算是比较清秀的，但稍有点忧愁挂在脸上。夏天说：“可以问问。”
于是，樊婷向梁小姐提出：“叫后面那个小女孩过来问问。”
梁小姐说：“那个是昨天下午被人招聘的了，今天下午就要走的。”
樊婷说：“你这里这么多人，看得上眼的还真不多。她要是能来，我们问一下话，合拍的话就要她了，要不然，不在你这里招人了。”
梁小姐一听，马上对那小姐说道：“罗小丽，你来一下。”
罗小丽走到前边，朗声说道：“她是初中生，刚到深圳。”
夏天问道：“你愿意看店吗？”
罗小丽说：“愿意。”
樊婷说：“看店要跟钱打交道，你怕吗？”
罗小丽说：“不怕，我从小就跟我母亲到镇上卖过菜，我的口算还很熟。”
夏天听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加上脸上也稍显忧虑，不尽满意，但是，举目四望，再也没有出其右者，便对樊婷耳语了两句。于是，樊婷提出带罗小丽走。
办过了手续，罗小丽跟在樊婷夫妇后边，下了电梯，平生第一次坐上了平日里在老家难得一见的轿车，来到了樊婷家。吃过午饭，樊婷安排罗小丽冲凉、洗头，打扮一新后，带她到店里开了门，交办了注意事项，准备明天——也就是三月二十四日正式上班。
却说初出远门的罗小丽对于能不能当好营业员心里并没有底。原因有几点：第一，她只有小学文化，招聘时梁小姐朗声说她是初中毕业，与其说是讲给夏天夫妇听的，倒不如说更是讲给罗小丽本人听的，那是梁小姐要成就罗小丽应聘营业员。但是，罗小丽到了店里，听了商品介绍，当这个店员不像卖菜那么简单。一是品种不少，二是在组合花束时，要根据每天的时花价格一项一项计算出货款的。一时间，畏难情绪在脑子里打转。第二，她来深圳时，母亲给了她200元钱，在桂钟家政住了半个多月，已经所剩无几了，刚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又被家政公司押着，经济上也不宽松，要是不能胜任这工作，那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着落了。这样，到深圳一趟，不赚反亏将导致家里经济更加困难。第三，以十五、六岁刚出远门的际遇，离开家里时间越久，想念父母、奶奶、弟弟的心情便越迫切，恨不得今天就回到家里。
刚开始时，罗小丽在樊婷家虽然吃得好、住得好，但是，由于装着心事，情绪并不显得有多快乐。这种不快乐，毫无遗漏地写在她的脸上。而夏天恰恰是对充满愁容之人甚为反感的人。在罗小丽应聘时，就对她的忧愁和声音小有不满，而现在看到整日里满脸愁容的她，更是心生反感。于是，不断敦促她要用心学业务，不要老想着家里，并要求在三个月内熟悉业务。
整日里想着家的罗小丽并不把夏天的劝说当一回事，仍在神情恍惚地应付着买卖。
一天，有一个客户在她的手里买了一套花盆，提出可以拿回来调换，但是，在夏天接班时并没有交接清楚，导致从不换货的夏天与这个客户发生了口角。这时，罗小丽刚到店里，夏天便板起脸孔训斥了她一顿。
罗小丽不敢吱声，默默地做着自己的事。晚上下班后，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今天早上开门的时候，一位小姐来买一个大花盆和一包培养土，共30元。说好了如果不合适可以来换。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阿姨，但忘了告诉叔叔。到了晚上叔叔换班时，这位小姐真的拿来换了，叔叔不知道事情经过。当时，我刚好来到店里，叔叔就当着客户的面说我，脸上臭臭的。他说：‘你要做就要做好，不做就可以走！’他的话刚刚说完，我四姐打电话来了，我接了一下放下来，不敢跟四姐说这件事。但我的心里十分难受，放下电话后眼泪止不住流出来。”
罗小丽挨了一次训，人也学乖了，自此十分认真对待工作，加上她在品德方面过得去，看得出来，在家里也是教育得好的，以至夏天夫妇完全放得下心。不少时候，就由她一个人看店，一般闲时，不用樊婷他们多操心。左邻右店的人也对她评价不低，认为樊婷终于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店员。
却说市民银行董事长申一枫的任职区间也到了冲刺的关头了。原拟做好政治秀，争取更上一层楼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市民银行在市里评上了先进党委后，却惹出了或明或暗的不少是非，以至黄鹿栽进去了，而且很有可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或许事情还没有完。
“这就跟当年第一次评职称一样，评上个助理会计师，被人揭透了一生的伤疤。”申一枫在心里慨叹道。
说起来也难怪申一枫有这般感叹。
在深圳刚刚筹建特区时，申一枫还在湖北一个县的财政局企财股当股长。八十年代初，全国开始了第一次职称评定，而按当时红头文件规定，这种职称是可以按工龄年限将配偶、子女的农村户口转为居民粮户口的。因此，利益上的关系导致职称评定的竞争十分激烈，而申一枫任职的企财股正是评审工商企业财务人员职称的关键部门。一场职称评审下来，不少笑话、牢骚怪话便不乏于耳。申一枫感叹的那句话，就是当年一个曾经当过右派的资深财务人员评上助理会计师后发出的感叹。
申一枫的思绪回到自己所处的政治现实当中：自从自己从1997年中旬到市民银行当一把手以来，也有四、五个年头了，这些年要是死抠经营指标，那是乏善可陈；原指望串串门子，拉拉关系离开市民银行，又被市里的主要领导堵了退路，放下话来说：“连市民银行都搞不好；还指望调动？”接下来，自己冒着风险做了几场政治秀，眼见有了效果，又被一股暗流冲刷得焦头烂额。而现在，五年任期将满，到了“是驴子是马该拉出来遛遛”的时候了，要么升职或平调，要么就地免职或惹上官非，没完没了。
那么现在还有什么招数呢？
申一枫左想右想，要对我做评价，首先是民主测评，要全行来个一人一票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组织全行的支行长以上干部来投票，自己胜算如何呢？
他在精算后，来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现在突击提干会遭人诟病，不如来个取消支行以下机构，通通升格为一级支行。这样，少说也能提升上百个行级干部。他们被我突然提起来后，还不对我感恩戴德，投我的赞成票？对！就这么干，反正也不用我花一分钱。”
几天后，市民银行对所属下属二级机构提升为一级支行的文件下发了，文件规定：原在支行下属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任职的负责人自行升格为支行副行长，至于正职和需要增加的副职，另予考核任命。云云。
一时间，二级机构（办事处、分理处、储蓄所）的负责人皆大欢喜。
看官：本书所涉及到的主人公也有两个在欢喜之列：
秦现虹，这位当年在湖贝服务社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办不下来时走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