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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东陵市想要做好这个试点，也不容易，苏慕儒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唐昱一边吧以前自己整理的一些东西和注意事项拿给苏慕儒和唐天鸿看，一边拿着那份红头文件在纸张上边写写画画，苏慕儒看着唐昱之前整理的那些东西，暗暗点头，知道唐昱在这上边花了一番的功夫，奇怪的开口问道，“小昱，你什么时候开始搞这些东西？你怎么知道我们会用到？”
唐昱笑了笑，“之前可不知道你们会用到那份东西的，我是在上次帮干爸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查了些资料的，后来到香榭苑的时候和沈伯伯谈起这件事儿，沈伯伯也很干兴趣，我就托他帮我收集了一些资料，顺便整理出了这些东西。”
唐天鸿和苏慕儒这才明白，原来手中的这份东西是给沈睿鸿准备的。
凑头过去，却见唐昱在纸张上边写写画画的，竟然是把那份文件之中关于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概括了四方面，苏慕儒大致看了两眼，只看那四个方面的标题就知道，出入不大，倒是越的感慨这小子的政治敏感性。
说来，分税制也就是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是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的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财力分配，要以财权与事权相统一为原则。
第二个是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划分。根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按照税种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
第三个是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的确定。中央财政对地方税收返还数额以1993年为基期年核定。按照1993年地方实际收入以及税制改革和中央地方收入划分情况，核定1993年中央从地方净上划的收入数额，即消费税＋75％的增值税一中央下划收入，并以此作为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基数。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数额在1993年基数上逐年递增，递增率按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增长率的1：o。3系数确定，即全国增值税和消费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增长o．3％。
第四个则是对原包干体制有关事项的处理。实行分税制以后，原体制分配格局暂时不变，过渡一段时间后，再逐步规范化。
这些东西与前世的时候大体没有出入，基本还是遵循前世的展趋势，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不过仔细的说来，唐昱对国内93年94年伊始的分税制的改革，其实是没有多高的评价的，他写那篇文章，更多的是为了苏慕儒和唐天鸿的前途而适当的适应一下形势，并不是很赞同这个改革。当然，或许从他的角度看有些片面了，毕竟，那次改革是切切实实的帮助中央解决了财政问题，不过却也由此衍生出另外的一系列的问题。
朱延山副总理曾经说过，“这是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这句话的准确性自然毋庸置疑，肯定了分税制的作用。不过，同样也不能掩饰分税制的弊端。
在以“分类指导”方式逐步构建省以下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在唐昱看来，或者说在2ooo年之后的很大一部分经济学家看来，只能说是国内经济展政治改革的某个特殊时期的一种必然选择，或者说是一种过渡性的选择，而不能说是一次完美的改革。
为什么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必须要搞分税制？对此社会上和经济学界早已有许多的讨论。
简而言之，财政体制如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必须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除了分税制之外，别无它途。
不过，唐昱也还记得，在2ooo后，过于分税制争论的言论也逐渐的出现在报纸和论坛上边，大量的专业人士都表过评论，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但许多地方也出现了县乡财政困难的问题。唐昱记得，当年他在社科院充电的时候看到过的一份报表性质的东西显示了一份触目惊心的数据，数据显示，2oo2年，全国乡镇财政净债务177o亿元，乡镇财政平均净负债4oo万元，村平均净负债2o万元。全国65％的乡村有负债，其中中西部不达地区的负债面更大。比如河南9o％以上的乡镇都有负债，湖南全省2ooo多个乡镇中的负债率达到88。2％，湖北乡级负债面在95％以上，村级负债面也在9o％以上，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
这显然就是分税制造成的弊端，而当时面对县乡财政困难也产生了两种意见，其中的一种意见认为，分税制只适于中央和省级之间，省以下不宜搞分税制，主张区分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后者不搞分税制。
事实上，唐昱对于分税制真正诟病的不在此处，而是诟病由分税制衍生出来的“跑步前进”“跑部钱进”这么个词儿。
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有一份数据显示，国内每年过2oo亿元的**资金用来“跑步钱进”，这个问题，这个数字，免不了让人触目惊心，而那所谓的跑部钱进，就是分税制之后才有的事情。
因为分税制改革之后，大权和大钱都在北京，要钱要官都得去。正如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指出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跑是一个足字旁，还有一个包，要带包去跑。”这个“包”是个“通天袋”，里面内容丰富，应有尽有。唐昱记得，前世的时候，一本叫做《了望》的杂志就指出过，各地驻京办每年用在疏通关系上的“灰色经费”在2oo亿元以上。中央转移支付的欠透明状态，成了各地驻京办“跑部钱进”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驻京机构的迅猛增长，正好契合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历史演变。唐昱的脑子里边有这样一组数据，到1991年，北京还只有不到两百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此后，驻京办以惊人的度增长。据粗略统计，现在在北京，除了52家副省级以上办事处，还有过五百家市级和过五千家县级办事处。如果加上各种协会、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过1万家。
显然，这些驻京办都是为了所谓的跑部钱进才出现得。
唐昱倒是还记得前世有这么一件滑稽的事儿，网上有一部当红小说叫做《驻京办主任》的书出了名，里边描述了大量驻京办的事情，最后大量的市县两级驻京办在北京撤销。
分税制的第二个为唐昱所诟病的问题就是房地产上边的问题。
1994年分税制给地方政府留了一个借地生财的口子――土地出让金归地方政府，因此给持续高热的房地产市场和不受制约的征地和拆迁运动埋下了伏笔。国务院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土地出让已占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的6o％以上。在这种制度下，地方政府通过征地，以几万元每亩的低价，将土地从农民手中拿走，转手通过拍卖等方式出让，地价上升几十、几百倍以上。地方政府的财力得以增强，官员的寻租也由此进入疯狂状态（寻租成本占房地产总成本的3％到5％甚至更高）。在城市拆迁中，民众的利益同样得不到保障。在此过程中，民众受到了补偿费低、房价高和无住房社会保障的三重剥夺。
可以这么说，唐昱前世的时候的房价只所以那么高，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分税制改革引起的，这才是唐昱最为诟病的地方。
第一百二十六章
当然，即便是唐昱的心中对于分税制有着各种各样的担心和不满意之类的东西，这些担心和不满意，此刻的他定然是不会和苏慕儒这些人说出来的，那些东西，或许和沈睿鸿可以浅浅的谈一些，还不能过于深入，至于苏慕儒和唐天鸿两人，他是万万不会谈论这些东西的。
唐昱想来是很有自知之明的，知道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事情，知道有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可以做，那个时候就不方便做。
以唐昱现在的资格，他不过一个小小的高中生，充其量有一个处级的政府秘书长老子和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做干爸，就他这样的小身板和分量，不要说干扰到中央那个层面类似于分税制这样重要的政策制定，便是省内和市里边的一些东西的制定，如果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说服沈睿鸿和苏慕儒，让他们同意观点，他都没有参与进去制定政策的资格。
所以，即便他前世的经验以及社科院充电时候的学习，让他早就知道分税制下隐藏的种种弊端和隐患，不过此时此刻，那是绝对不适合提出来的，提出来，无论是对他或是对苏慕儒或是对沈睿鸿，都没有好处的。
分税制改革，即便是在唐昱重生的那会儿，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体制改革里边依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分量，记得唐昱重生那会儿恰好是建党九十周年的周年庆，国内在大肆的宣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改革履历，分税制的改革在其中名列前茅。93年和94年的那会儿，在后世的评论家口中，这两年一度被称为朱延山副总理的改革年，可见分税制改革的重大意义。
那时候，在中央财政几近于崩溃的情况下，分税制的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可以说，中央的财税制度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在那种大背景下，别说唐昱或是唐天鸿、苏慕儒这种层面的人提出异议，便是沈睿鸿提出来，中央也要毫不犹豫的碾过去，忽视你的意见那是最好的结果，若是把你碾哥粉身碎骨，那就悲惨了。
在这种情况下，明知道出力不讨好的情况下，唐昱自然不会自讨苦吃，也不会让苏慕儒和沈睿鸿自讨苦吃。
唐昱心里边清楚，或许在日后逐渐强大之后他或许有资格参与到这个层次的东西，不过现阶段，他最多只能和苏慕儒等人说一下分税制里边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项罢了，其他的东西，却不是这个时候的他能够参与的。他能做的，最多也就是把某些不轻不重的想法和沈睿鸿隐晦的浅浅表露一下，至于最后能不能进入某些人的耳朵，进入耳朵之后又造成什么样的想法，那就未可知了。
不过饶是如此，唐昱今天说的东西还是让苏慕儒和唐天鸿两人大为受益。要知道，那可是穿越了接近二十年的时光来到这个是带动额产物，是唐昱前世的时候在社科院拜读了众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评论性的文章才能说出来的东西，不客气的说，便是制定政策的中央领导，包括朱延山副总理在内的人，他们都未必有唐昱了解的清楚。毕竟，时代总有他的局限性，而实践之后才能检验出里边的弊端和隐患等等的东西。
看完唐昱那份总结的小册子，苏慕儒不得不感慨两声，“写了这么多的东西，倒是不知道，这里边这么深的门道，你小子如何能知晓，这可不单单是一个政治敏锐性那么简单的东西。而且，你代写的那篇文章上了内参之后我还特意留意了这方面的东西，不过都是流于表面了，想你这么深入的观点，倒是少见的很，虽然也偶有现，不过这么系统性的弄出这么个东西来，你小子大概是头一个了。我和你爸可一直好奇，你小子的脑袋是怎么生的，这些东西，可不像是你这般的年纪的人能够想得到的东西啊。”
苏慕儒这么说，唐天鸿也一脸疑惑的看着唐昱。说实话，他自己心中也是很好奇的。虽然说一切对儿子的了解也不多，不过妖孽到这种地步，还是很出乎他的意料的。在经济学和英语上边的表现也就罢了，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总会有几个天才出现，不过政治上许多和阅历挂钩的东西，可不是天才就能解释得了的。有些东西，那是需要阅历的。
倒不是他两人起疑心，实在是唐昱的表现过于妖孽。
苏慕儒和唐天鸿都算作是学院派出身的官员，两人上的同一所大学，是辽大最早的一批经济学类的硕士研究生，偏重于理论性质的东西他们是很在行的，而且对于经济学上的很多东西都有较深的见解。这会儿虽然撇了了书本多年，不过见解却未必少得了。就想这次的分税制上边，两人心中未必没有其他的想法，未必不能表一下意见和见解，可是听唐昱说过之后，与他们心中一印证，好多想法便豁然开朗。
唐昱某些点评性质的话语，即便是有了二十多年的阅历，有一定理论基础的苏慕儒还是不得不赞叹一声，确实一针见血。而且，唐昱手写的那本小册子里边提醒苏慕儒注意的一些东西，其详细程度，更像是已经亲眼见证过国税地税之间的矛盾，要不不可能说的那么清楚。凭空臆造，似乎达不到那种程度，很多国税和地税可能存在的争端问题，之前的人大概想都没有想过，不过看了唐昱的书写，似乎又极有出现的可能，很有道理，让人不得不信。
当然，最让唐天鸿和苏慕儒他们两个疑惑的还不是这点，而是那篇上了内参的文章，那才是引动两人疑惑的焦点，实在是因为，这才的省城之行，那份内参的文章，给苏慕儒的震撼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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