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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够产生得出铸造时代的诗。”见《郭沫若谈创作》第5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但如诗人对于某一种高尚的思想或真理，怀着热诚的憧憬，而加以颂扬，或生活在那种思想当中，如山里的泉水，自然流出声音来那样，那样的哲理诗或思想诗，我们是不能反对的。那正是一种高度的抒情，伟大的诗无宁是必然具有那样的成分的。”见《郭沫若谈创作》第5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出版。1920年，郭沫若写了题为《炉中煤》一诗：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不辜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轻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轻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这般模样！这首韵律优美、琅琅上口的诗，正标题下还有一副标题：眷恋祖国的情绪。当时他正客居日本，远在异国他乡，向往着社会革命风起云涌的祖国，游子思潮难平，恨不能马上投身到这激荡的革命洪流中。《炉中煤》共有四节，每节五行，开头都是一句：“啊，我年轻的女郎！”来比喻刚刚经历了“五四”洗礼的新生祖国，紧接其后，诗人用煤这一朴素、平凡、不起眼、到处存在的形象自喻，通过纯朴、苦涩的自述和表白，深切地表达了一个漂泊异域、强烈地眷恋祖国的游子之情。此诗一唱三叹，回还往复，层层递进，思想的深度也一层更深一层。 1921年春，郭沫若将妻儿留在日本福冈，孤身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在上海，他加入“丙辰学社”。6月，他又到日本福冈。7月，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田汉等人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并先后出版过《创造丛书》、《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书刊。“创造社”的早期创作宗旨是，表现富有反抗精神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内心的要求”。郭沫若这时期的作品大都是这一宗旨的完美体现。它们从内容乃至结构形式，无不充满了积极的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气息，给人以奋进、给人以创造、给人以要破坏旧的传统的强烈欲望。1925年后，“创造社”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并与蒋光慈等人组成的“太阳社”一起，就革命文学问题同鲁迅等人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论战，主旨在共同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动的发展。
郭沫若小传（4）
郭沫若对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集中体现在他从1919年到1923年撰写和发表的几篇史学论文中：《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未完稿，1926年商务印书馆编《国故论丛》收入此文，改为《周秦以前古代思想之蠡测》）、《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编入《文艺论集》时，改为《王阳明礼赞》）、《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论中德文化书》（此文是郭沫若于1923年5月写给宗白华的一封探讨中西文化的学术公开信）、《读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惠施的性格与思想》等。这些史论或阐述先秦以前的思想史体系，或推崇春秋时期思想家的见解，或颂扬传统精神的光辉，不仅剖析深刻，涵盖面也很广大。他的《我国思想史上之澎湃城》，意欲从尧舜以前，经夏殷西周，再到春秋战国时代，理出一条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轨迹。郭沫若原本打算将其写成上、下两篇，分10个小节逐步论述，具体是： 上篇 泛论之部——思想与政治之交错 1。滥觞时代政治之起源 2。玄学思想之宗教化 3。私产制度之诞生与第一次黑暗时代 4。第一次平民革命之成功与神权思想之动摇 5。第一次再生时代Renaisance 下篇 各论之部——再生时代各家学术之评述 1。再生时代之先驱者老聃 2。孔丘晚年定论 3。墨翟之宗教改革 4。庄周之真人哲学 5。惠施之唯物思想 此文是郭沫若在日本写的，因资料不足等原因，他只完成了拟定的10小节的前面3个小节。但其余小节在他后面几篇文章中都得到了相关的阐述。1923年3月，郭沫若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学士。4月，他携安娜和孩子们一同归来，定居上海，因工作不稳定，生活陷入窘境，只好又携全家返回日本福冈。 1924年，是郭沫若思想倾向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这年春，郭沫若翻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他自己也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树立辩证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对此，他在《学生时代·创造十年》一文中有过形象的描述：“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166页。1925年，郭沫若同时受聘于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和学艺大学的文科主任，生活才有所好转。次年春，郭沫若接受广东大学的聘请，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一职，举家来到广州，与当时在广州开展革命活动的毛泽东、周恩来相识。5月，在参加四川革命同志会成立大会上，郭沫若当选为执行委员。6月，郭沫若加入中国国民党。7月，北伐战争打响，郭沫若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激流中，作为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随军开赴北伐前线。部队从广州出发，经平江、长沙、武汉、南昌、九江等地，北伐革命军势如破竹，一路过关夺隘，取得北伐战争的初步胜利。在北伐征途中，郭沫若也逐渐看透蒋介石假革命、真军阀的嘴脸。1927年3月底，郭沫若在南昌同朱德见面，两人常常促膝而坐，谈马克思主义、谈中国革命、谈中国共产党以及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从朱德那坚毅而深邃的目光中，郭沫若似乎看到了未来中国漫长、必胜的革命道路。不久，郭沫若在南昌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檄文，从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通缉。但郭沫若不畏敌人淫威，继续为革命事业奔走于上海、武汉、南昌之间，并毅然参加南昌起义。8月17日，由周恩来、李一氓当介绍人，郭沫若与贺龙等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时，蒋介石越发加紧对郭沫若的搜捕。1928年春，在党组织的关怀下，郭沫若再次东渡日本，同安娜和孩子住在千叶县市川市。在长达十年的旅日生涯中，郭沫若不负党中央寄予他的“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希望，开始潜心对国学的系统研究。 其实，对“整理国故”，郭沫若早在20年代初即形成自己科学的、完整的、成熟的国学观体系。当时，胡适、毛子水、傅斯年以及《国故》月刊的创办者刘师培、黄侃等人，在如何对待“国故”问题上，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主张“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刘师培等人则认为：国故已经是登峰造极，后人唯有“昌明中国固有之文化”。郭沫若在1924年曾撰文《整理国故的评价》，以唯物史观发表自己对研究和整理国学的看法。他曾在《跨着东海》中阐明自己研究中国史的宗旨：“我主要是想运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见《沫若文集》第8卷第312页。他在《古书今译的问题》中更明确地说：“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正是基于这个宗旨，他在1922年就曾选译了《国风》中的40首诗，结集为《卷耳集》。 这次到日本后，郭沫若很快确定了自己研究国学的方向。在撰写了《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两篇文章后，郭沫若开始致力于对甲骨文的研究。他认为：“国故”自甲骨问世，可谓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国学研究者，如果不知道甲骨谓之何物，就好比是盲人摸象。同时，他还翻译了德国学者米海里斯的著作《美术考古发现史》，将译著改为《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郭沫若自撰写《甲骨文字研究》以来，又陆续撰著或编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毛公鼎”之年代》、《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古代铭刻汇考续编》、《石鼓文研究》、《殷挈粹编》等。这些著述在日本和国内发表或出版后，很快在国内外学术界掀起巨大的反响。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郭沫若小传（5）
1930年3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由上海联合书店结集出版，立即在社会上掀起巨大的反响。这部书出现一版再版局面，成为当时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争先抢购的热门书。而在学术界，却褒贬不一。有的给予高度评价，称它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研究，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一个亮点。有的却讥讽它是误人子弟，荒谬至极。但无论是褒是贬，历史早已有了公正的定论。无疑，本书是郭沫若凭借远古的文献资料和甲骨文、金文的地下发掘，通过对经史的刻苦钻研和实物考证，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进行写作的集大成之作。它的问世，对推动“唯物史观派”中国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领航的作用。全书除收录了他当时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力作外，还有“解题”和“导论”等，共由八个板块组成，它们是： 自序 解题 导论 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 第一篇 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 第二篇 诗书时代社会的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 第三篇 卜辞中之古代社会 第四篇 周金中的社会史观 追论及补遗 郭沫若在撰写这部重要的史学著作时，广泛、深刻地反复研读了相关经史书籍并考察了实物图片等。如《易经》、《易传》、《诗经》、《书经》、《殷虚书契前编》和《卜辞考释》等。值得重提的是，他翻译的《美术考古发现史》一书，对他影响至深。1948年，此书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第三版（改名《美术考古一世纪》）时，其序写道：“假如我没有译读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砂上楼台了。”正如他研究甲骨、研究卜辞的目的是要拨开后人研究中“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迷雾，力求发现“古代的真实的情形”，本书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源头——原始社会起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以唯物主义史观的态度，展现了社会发展风貌，剖析了社会变革的演变历程，揭示了阶级斗争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在导论中总结性地指出：“社会是要由最后的无产者阶级超越资本家的阶级，同时也就超越了阶级的对立，超越了自己的阶级而成为无阶级的一个共同组织，这是明如观火的事情，而且事实上已经在着着实现了。”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第5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 郭沫若针对当时中国史学界不负责任，对我国历史不求甚解、断章取义、混淆视听的歪风邪气，以犀利的笔触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甚至还点名道姓，即使对国学大师胡适也毫不留情，他尖锐地批判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的新学界上也支配了几年，但那对于中国古代的实际情形，几曾摸着了一些儿边际？社会的来源既未认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对于他所‘整理’过的一些过程，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郭沫若对自己的著作，也抱着一种批判的态度，他说，自己因为身体的不自由，许多史料和资料参考不全，必然存在着错误，希望自己的书仅是抛砖引玉，引导后来的史学研究者登堂入室。其后，郭沫若在对史学继续进行深入的探讨中，逐渐发现了自己以前研究的失误和遗漏，并一一给以补正。 谈到郭沫若对中国史学和古文字学所作的巨大贡献，不能不提到他著述的《甲骨文字研究》和《卜辞通纂》。《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初稿完成于1929年8月，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据著者手迹影印出版。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16篇释文，即《释祖妣》、《释臣宰》、《释寇》、《释放》、《释作》、《释封》、《释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