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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小传（4）
1954年，周扬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处和科学处。他主持文科教材的编写工作，亲自抓高校文科教材的总体设计、人员安排和某些教材的审订出版工作。对自然科学研究工作，周扬也十分重视。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次报告中提出了“出成果、出人才”的口号，要求自然科学家多出成果，多做贡献。1954年12月，这篇文章他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我们必须战斗》，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发动了批判胡风的运动，使不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1958年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毛泽东看了以后，专门给林默涵致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1961年，###召开了全国文化工作会议和电影创作会议。在会议期间，周扬与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审改了由文化部拟订的《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作为文化部文件发到全国文化行政部门参照执行，使全国各地剧团工作有章可循。此时他出版的主要论文集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并和郭沫若合编了《红旗歌谣》一书。1964年，在林彪、江青一伙已开始在文艺界掀起妖雾腥风的时候，作为建国十五周年的献礼，周扬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坚决主持完成了新中国革命文艺的经典杰作——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从五十年代开始，毛泽东就多次批评周扬政治上有些右倾，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于手软。尽管周扬认为文艺要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但看到大批文艺界优秀人才被斗倒，不能从事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周扬的心情不能说是没有矛盾的。对于毛泽东指示将“胡风集团”定位“反革命集团”一事上，尤其是跟着牵连到那么多文艺界人士，周扬当时也是有过犹豫的。1957年秋，反右派斗争最高潮时期，一些人就要不要把某某画家打成右派而争议时，周扬出面婉转地加以制止：反右派斗争不必在美术方面深入下去了，不然，会画画的都成了右派不能画画了，剩下的都是不会画画的“左”派，是不利于美术事业的发展的。他的这个意见，可以说在无形中保护了一大批人。当时，康生、江青整材料称“四条汉子”（即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专横把持文艺界，要公开批判后面三个人。1965年，毛泽东在两次批示以后召见了周扬。这一次，也是周扬与他所衷心崇拜的伟人最后一次会面。谈话中，毛泽东针对他“政治上不开展”，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和文化界的老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不能再温情了。”周扬虚心听取了毛泽东的批评。但他却没有预感到，一场文艺界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乌云已在天际翻卷了。 1965年下半年，医生检查出周扬患了肺癌，让他在阜外医院动了手术。手术后周扬去天津休养。还在养病期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革”一开始，周扬即被打倒。当时，报刊上到处可看见 “批倒批臭周扬”的大批判文章。林彪、“四人帮”一伙给他扣上的罪名五花八门，主要是：“十七年‘文艺黑线’的总头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奴隶总管”，###“阎王殿”的“二阎王”，“四条汉子”之一，“反对鲁迅”，“招降纳叛”等等。一夜之间，周扬从领导当代思想解放运动者。成了万恶的阶级敌人。但他相信毛主席是信任他、了解他的。他一遍又一遍安慰为他担忧的妻子女儿：“我对党的忠心，对毛主席的忠心，对社会主义的忠心，他们可以去查。事情总会搞清楚的。1967年1月，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一期上发表长篇大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对周扬进行了大肆诬蔑和攻击，冯雪峰、丁玲、艾青、田汉、夏衍、阳翰笙等人也被其列入“文艺黑线”之内的人物。前后卷入“周扬一案”的，共有80多人，包括林默涵、刘白羽、齐燕铭、吕骥等。紧接其后的，便是对他们进行游行、批斗、隔离审查，周扬很快被投入秦城监狱。在这里，林彪、“四人帮”的爪牙们想尽一切野蛮暴行，从身体和肉体上摧残这些“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周扬从此失去长达九年多的人身自由，并被迫与家人断绝音信。人们都以为他已离开人世，连他在北京的户口也被注销了。1971年，周恩来十分关心文艺界被打倒的一批老同志，千方百计让这些知识分子恢复名誉出来工作。1975年，周恩来病重住院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邓小平同志便大刀阔斧进行治理整顿。1975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决议“对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实行特赦释放”。毛泽东亲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1978年，周扬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住在北京西郊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里养病。翌年，他根据毛泽东指示到社会科学院当顾问。粉碎“四人帮”不久，周扬恢复了名誉，重新走上领导工作岗位，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主席、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十二大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在他生命最后十年，周扬坚持思想解放，以实事求是的作风，反思过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倡导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传统，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领导制定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在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文艺的道路上，周扬不遗余力地做着拨乱反正、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奠基培土的工作。
周扬小传（5）
1978年4月，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开幕式上，满头银发但仍然神采奕奕的周扬来到会场，走上主席台，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代表们无比激动。很多原来以为周扬同志已不在人世的边远地区的代表，惊喜交加，热泪盈眶。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扬发表讲话，他哽咽着，充满深情地说：“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可惜文艺界的不少老朋友、老同志都不在人世了。有的是由于自然规律，有的却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我们今天想起他们就觉得难过，我们将永远怀念他们。他们所没有走完的路，我们将接过他们的接力棒继续往前走。”他向一些由于他的工作的失误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和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周扬的讲话，博得一阵阵掌声。这段时期，周扬先后在《人民日报》、《望》、《解放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志上发表了上百篇重要文章或讲话，具体涉及的内容包括思想、文化、文艺等各个方面。主要有《在斗争中学习》、《关于外国文学的研究问题》、《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划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等。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他说：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现在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彻底破除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坚决摆脱他们的所谓‘句句是真理’这种宗教教义式的新蒙昧主义的束缚，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新的革命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同年11月，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重新向全国文艺工作者全面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他再次强调，要重视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普及，要积极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结束后，周扬又出面主持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从1983年开始，周扬的身体状况极度恶化，于次年变成了一个“植物人”。晚年的周扬，不顾疾病的折磨，仍坚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关心群众文化事业。1985年，中国群众文化学会即将成立，请他担任学会的名誉会长。他慨然允诺，并希望有更多的志士仁人从事群众文化的研究与工作。 1989年7月31日，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摧残、积劳成疾的周扬在北京病逝，终年81岁。
作者点评
“文苑鹰扬，一世忠勤担道义；霜天月落 ，百年功过付春秋”。 这幅挽联，是鲁迅文学院全体师生在周扬的追悼会上献在周扬灵前的。往事历历，岁月倥偬。曲指算来，周扬已离开我们十三年了。他的人生旅程，可谓风云激荡，大起大落。人们不管是谈到“左联”时期反文化“围剿”运动，还是谈到抗战文###动和解放区群众文化运动的兴起，抑或是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程，都不能不提到周扬的名字。不能不记起他作为一位理论家、批评家、美学家、翻译家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所做的工作。尤其是他自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开始，除了“十年浩劫”，一直以来，周扬始终处在文化思想战线的领导岗位。他的一生，是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发展辛勤耕耘、殚精竭虑的一生。大半个世纪以来，他一直战斗在党的文艺战线上，鞠躬尽粹，无怨无悔。左联时期，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思想，致力于将苏联文学介绍给中国的人民群众；参与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提出和进行“两个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