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冢浣�120度，中后部两舷安装四门120mm克虏伯舰炮，射界90度，尾楼上另安装一门150mm克虏伯炮，射界210度。为了防备鱼雷艇，第六号铁胁轮船还配备四门哈乞开司五管机关炮，两门安装在飞桥上，两门分别安装在前后金属制造的桅杆桅盘里。军舰的中桅上方不布置武备，因而采用了木质桅杆。
比“横海”的武备更先进一步的是，新军舰还配备了两具鱼雷发射管，安装在舰首两侧，“用以冲击敌船”。（44）
综合这些先进配置，第六号轮船可以认为是“威远”级军舰的最终优化改型。
第六号铁胁轮船“广甲”。
就在第六号铁胁轮船即将下水前，福建船政突然接到两广总督张之洞要求帮协造军舰的订单。此前，船政已与两江开启了一项全新的舰船建造、调拨制度。即，不在按照以往旧有的外省无成本调拨船政军舰的办法，而采用贴补船政造舰材料成本，以此减少船政的经济负担。张之洞要求模仿两江定造“开济”级巡洋舰的先例，由两广出材料成本费用，为两广建造四大四小共八艘军舰。有鉴于两广海防需要军舰急迫，经过商议，决定把即将下水的第六号铁胁轮船先安排给两广，充抵订单内的军舰。
1887年8月6日，第六号铁胁轮船成功下水，已由两广认领的这艘军舰，被张之洞命名为“广甲”。12月4日，由广东选派的接舰军官武永泰管带，船政学堂广东籍学生程璧光为帮带，“广甲”舰驶出闽江，进行航试。测得顺风顺潮时，轮机每分钟125转，航速超过14节。（45）
1888年1月14日，两广总督张之洞从虎门出发，检阅南海防务。搭载乘坐的，就是刚刚抵达广东的“广甲”舰，“乘坐新造‘广甲’兵轮出洋，藉以考验该轮行驶迟速”。此次巡弋，“广甲”离开虎门后，游历海南岛海口、廉州的北海、钦州、潮州、汕头等洋面，最后还抵香港。全程军舰运行一切正常，通过了外海风浪的检验。（46）
管辖南天的广东水师，原本装备的都是吨位较小的炮舰，吨位超过千吨，且列为三等巡洋舰的“广甲”到来，令巡防形势为之一振，“广甲”也顺理成章地占据广东水师旗舰的地位。1889年11月10日，张之洞上奏，为培养两广的近代化陆、海军人才，于黄埔设立军校。为人精明油滑、深谙官场之道的张之洞，为了立竿见影让朝廷见到自己的办学功绩，证明自己的办事能力，诡称帮助减轻船政办学的经济压力，从船政后学堂挑选了已经就学三四年，即将毕业的几十名船政学生转到黄埔水师学堂，以此作为黄埔的毕业生。
黄埔水师学堂创办后，按照近代化海军学校的规范，势必需要配备练习舰。两广的新式战舰“广甲”立刻入选，至此，“威远”级军舰全部六艘军舰都先后成立练习舰。按照张之洞的安排，广东尽先副将刘恩荣担当“广甲”舰总管，程璧光担任副总管。（47）
此后，“广甲”曾与1891、1894年两度北上，参加南北洋合操大阅。最后一次北上检阅后，很快便被借用在北洋，参加了甲午战争。1894年9月17日爆发的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广甲”由吴敬荣管带，与“济远”被编为一个小队，列入北洋舰队首发作战的阵容，排列在阵型的最左翼。海战中，“广甲”一度与“致远”等舰围攻了日本本队掉队军舰，但在同队队长舰“济远”逃跑后，也随之逃离。深夜11时，不慎在大连湾外三山岛附近海域触礁，位置在东经121度59分，北纬38度58分。
为援救“广甲”，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先派出海关巡船“金龙”，继而派出黄海海战中受伤最轻的中国军舰“济远”前往拖带，都未能拖出，“‘济远’用九牛二虎之力拖拽不动。连日百计经营，皆不得下”（48）。最后丁汝昌无奈下令将“广甲”舰的炮械拆除，放弃该舰，自行炸毁。
“威远”级是福建船政继“伏波”级之后建造的第二大军舰家族，成功完成了船政造舰从木质向铁木合构的技术转型，期间正好与船政建造“开济”级巡洋舰发生重合。“开济”设计中的很多新颖技术在“威远”级的后续军舰上开始引用，使得这级军舰最后从炮舰舰型过渡为巡洋舰。同时，也正是由“威远”级开始获得了铁胁木壳军舰建造的经验后，福建船政才得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良技术，创制出了具有传奇色彩的“开济”级铁胁木壳巡洋舰。
铁胁时代的号角在中国大地吹响，闽江之畔正在酝酿新的故事。
【注释】
（1）许景澄：《外国师船图表》，柏林使署，光绪十二年石印版，卷九，第7…8页。
（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88…89页。
（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6）《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页。
（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9）《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80页。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页。《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页。
（1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6页。
（11）林庆元：《福建船政局史稿》（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3页。有关“威远”舰的武器配备，及炮位的设计，闽浙总督何璟曾有一篇专门奏折进行过说明，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5，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3…244页。
（1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1页。
（1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2页。
（1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15）方伯谦：《益堂年谱》，原稿影印件。
（16）关于威远炮台修建经过的情况以吉辰：“方伯谦修筑‘威远’炮台考略”论说最详，刊于《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馆刊》，2008年第1期。
（17）《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9页。
（18）“威远”舰在甲午威海保卫战中沉没的经过情况参见陈悦：《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323页。
（1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2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2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1957年版，第781页。
（2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2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2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174页。
（2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1957年版，第846页。
（26）（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1957年版，第846页。
（2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1957年版，第848页。
（28）（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1957年版，第851页。
（29）《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30）《禀清“康济”改为鱼雷练船应添器具卷》，抄本，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3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78页。
（3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33）《左宗棠全集》8，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117页。
（34）《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7页。
（35）《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页。
（36）《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37）《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06、221…222页。
（38）《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266页。
（39）《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66页。
（40）《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41）《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76…277页。
（42）《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311页。
（4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292页。
（44）《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355…356页。
（45）《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363页。
（46）《张之洞全集》1，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27页。
（47）《张之洞全集》1，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29…731页。
（48）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手稿影印本。
巡海奇葩——福建船政“开济”级巡洋舰
梦起法兰西
福建船政开设初期，遵循创始人左宗棠制定的建厂方案，以兵商两用舰船为主要的生产内容。希望以此一举两得，满足海防对近代化军舰的迫切需求，同时让这些带着货舱的军舰平时招商揽货，赚钱自给自足，解决军费问题。不幸的是，这种愿望良好的初衷，被事实无情地证明为完全不切实际。兵商两立沦为兵商两绌，亦商亦兵的轮船用作军舰嫌其布局古怪，缺乏必要的防护设计，当成货船来用又嫌船型狭长，火炮占用甲板空间，货舱太小，最终大都只是充作炮舰或侦报舰。
随着左宗棠督率楚军西出阳关，攻剿捻军和起义回民，沈葆桢出山，船政大政方略发生渐变。因平息日本侵台事件时的倾力合作，沈葆桢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私人友谊愈发牢固，很多拿捏不准的洋务事务，沈葆桢往往都选择向李鸿章问计。也藉此，李鸿章在船政建设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后人较少注意的是，沈葆桢北调出任南洋大臣后，直至其逝世，接续担任船政大臣的丁日昌、吴赞诚、黎兆棠等，无一不是出自李鸿章幕府，淮系势力开始进入船政，天津通向马尾的电报交通日益成为热线。
1876年的夏天，受李鸿章、沈葆桢举荐，原天津机器局总办，安徽庐江人吴赞诚调任船政大臣。上任未久，吴赞诚收到了老上司李鸿章寄来的一连串特殊信件。
吴赞诚赶赴榕城时，恰逢中国近代化海防建设全面起步，经历了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的刺激，清政府内通过海防大筹议，决心大力建设西式海军。该项事务的两大主管官员，李鸿章、沈葆桢此时都在竭力说服清政府购买铁甲舰。因为经费不足，议论不齐，铁甲舰购买计划一拖再拖。李鸿章不愿白白浪费时间，作为铁甲未购之前的变通布署，首先通过海关税务司赫德购买用于防守海口的蚊子船，而将来铁甲舰购成之后，势必要配置的巡洋舰，也成为李鸿章想预先着手筹备的工程。
船政大臣沈葆桢，与李鸿章结盟，使得船政建设带进了浓郁的淮系色彩。同时，也令沈葆桢与左宗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给吴赞诚的信中，李鸿章最初称日意格到天津总督衙门向其汇报筹备福建船政学生留学事宜，交谈时，日意格提出福建船政以往所造舰船舰型不佳，应该仿造欧洲新式的巡洋舰，李鸿章对此建议深以为是。（1）稍后的信里，李鸿章更进一步提出，“应于铁甲船未购之先，配造巡海快船四只，以备将来购成铁甲，可以练成一军”（2）。直接建议吴赞诚准备分年建造新式巡洋舰。
当时正值船政首届留学生即将出洋，按照船政通例，仿造新军舰的计划具体将采用购买西方现成军舰设计的模式，委托法国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