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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晚，蒋介石在华清池设宴招待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及各将领，商议“剿共”计划。杨、于未到，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张学良立即报告说：“他俩今晚在城内宴请来陕的中央军政大员，无暇赴宴。”席间，张学良形色紧张，精神恍惚，引起蒋介石的怀疑，临睡前还在琢磨，终不明其故。
张学良从华清池返回西安，又参加了城内的宴会，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与各位宾客谈笑风生，应酬自如。
晚10时左右宴毕，张学良立即赶回金家巷公馆，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和有关人员于学忠、王以哲、刘多荃、缪？流、董英斌、黎天才、米春霖、唐君尧、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应德田等人，对即将发动的兵谏作最后的指示。张学良十分激动地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罪名，为全国人所不谅。这几年的闷气，我实在受够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只有抗日，才能统一国家，复兴民族。最近几个月，我在西安、洛阳、临潼屡次向委员长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他改变政策，做领导全国抗日的领袖。他非但不予考虑，反而硬逼我们继续剿共、打内战。不听他的，就要把我们东北军调离西北后加以消灭。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天凌晨6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实行兵谏，把委员长抓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你们大家有什么意见？”
这时，于学忠再次表示了忧虑，老话重提：“副司令，你第一步这样做，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坚决地回答说：“我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步还是拥蒋抗日。我认为中国人再也不能打内战了。我不但无意做领袖，而且我也不配做领袖，我再重复地告诉你一句话，我始终是拥蒋抗日。”至此，无人再表示异议。于是，张学良当场宣布各项命令：缪？流留守金家巷张公馆；唐君尧、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等准备率部出发至临潼，执行扣蒋任务，并叮嘱要绝对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不准伤害。其余人员和他一起到新城大楼西安绥靖公署，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共同行动。
一场改变张学良后半生命运、扭转时局、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西安事变，就此拉开了序幕。
骊山捉蒋（1）
1936年12月12日零时左右，张学良偕东北军高级将领（亲信幕僚一行抵达新城大楼，一见到杨虎城，就笑着说：“他们都交给你了，看你怎么办？”孙蔚如在一旁笑着回答：“我们向来是不出卖朋友的。”
这时，第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也陆续来到。于是，张、杨等军事将领聚集在一间屋里紧张部署，指挥军事行动，黎天才、高崇民、栗又文等文官们则忙着起草一篇包括八大主张的通电文稿。通电由黎天才执笔起草，高崇民等修刘多荃改润色。这篇含有八大政治主张的通电是一个出色的政治文件，事变后赶到西安的周恩来由衷赞许通电和八项主张显示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内容的通电及其八项主张，事变的意义，将来在历史上更混沌了。”当周恩来得知通电起草者就是黎天才后，对他表示赞许道：“很好，很好，幸好你在这里。”
事前，张学良已经吩咐由第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担任临潼捉蒋的总指挥。去临潼的人首先在西安东城门楼上集合，每人发毛瑟手枪一支，子弹300发，手电筒一个。凌晨2时整，乘汽车到东郊的十里铺下车，全部熄灭车灯，由刘多荃做最后的布置，他压低声音说：〃你们知道今晚的任务是什么吗？我们是要抓蒋介石的，由刘桂五团长负责抓蒋介石，特务营第二连对付守卫宪兵，其他人协助刘团长，不许开灯，不准讲话，不许吸烟，违者枪决。”在进行简要部署后，车队开到离临潼约10公里的斜口东，刘多荃在这里坐镇指挥。捉蒋部队由刘桂五率领直奔华清池。3时左右，抵达华清池，会合警戒大门院墙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加强连，共同行动。他们原计划趁夜色掩护，冲进二门口，直捣蒋介石的住所五间房。不料，刚接近门口，被蒋介石带来的卫队哨兵发觉，问口令答不上，遂开枪射击。东北军只好硬冲，一时枪声大作，侍卫队拼命抵抗。
中央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在从西安返回临潼的路上遇到东北军，因他在北平时镇压学生爱国活动，杀害了不少爱国人士，民愤极大，被东北军枪决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石缝在华清池。
蒋介石被枪声惊醒，急令侍卫出去查看，回来报告说袭击者戴皮帽子，都是东北军军官，已冲入二门，请他速登后面的骊山。蒋此时怀疑是共产党煽动东北军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张学良整个之计划，打算先到山上躲一躲，天明即可无事。慌乱之中，在睡衣外套上一件单袍，未及安上假牙，在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及随从蒋孝镇的护送下，奔至后门，才发现没有钥匙，情急之下，只好从卧室里墙翻窗子跳出去。此窗墙内不高，未料墙外下面却是深沟，蒋介石慌乱中重重摔下，跌伤了后腰和脚背，疼痛不止，但他已经顾不上伤痛，在侍卫的搀扶下，好不容易爬上了骊山山顶。这时，四周枪声不断，流弹飞掠，几个卫兵相继中弹身亡。蒋介石无人保卫，只好下山，行至半山腰，失足掉进一虎斑石岩穴之中，无力再起，就此躲避。
孙铭九率部冲进蒋介石卧室时，发现四处无人，一摸被窝，还有热气，蒋的假牙、军帽、皮包都还放在桌子上，估计逃得不远，遂命令士兵在院中各处搜寻，仍不见踪影，只发现为流弹所伤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躺在地上，呻吟不止。这时，刘多荃、唐君尧也相继赶来，说外围封锁严密，绝无跑掉的可能。经大家研究，决定加紧搜山，同时电话报告坐镇新城大楼内等候消息的张学良、杨虎城。
张学良一听说没有抓到蒋介石，非常焦急。他对在场的两军文武官员说：“若找到委员长，我能说服他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我一定拥护他，并自己请罪，以增加他的威信而维持军纪；若找不到他，我便将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反而引起内战。”
不久，搜山部队终于在虎斑石穴找到蒋介石，张学良等人这才心里石头落地，长长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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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捉蒋（2）
蒋介石在骊山上被发现及下山进城的过程，由于各人的视角不同，人言人殊。当时任东北军卫队营班长的何克是在搜山过程中第一个发现蒋介石的，他的回忆比较详细，应当是可信的材料，他写道：
根据现场分析，左边第三间屋（里套间）应是蒋介石的居室。我们看到蒋的印章、旅行闹钟、假牙、手套等都放在桌子上，特级上将军装、墨索里尼送的防弹黑斗篷、战刀等挂在墙上……我们把屋里翻腾了几遍，不见蒋的踪影，猛然拉开窗帘，只见一扇窗户敞开，料定蒋系越窗而逃，随即追了出去。但是，通往东花园的门却锁着，料想他可能翻墙而去，我带着机枪组向东追去。山石陡峭，酸枣和荆棘遍地，我们用手分着、用脚踩着刺人的棘条，警觉地沿东山搜索。
这时天已大亮。谭海、刘多荃、白凤翔研究后命我排搜山。山势越来越陡，我命令陈志孝带两个战士沿东山脚的小沟向上搜，我和另外两个殿后，保持50米距离，呼应前进。走着走着前边三个人发现有人蹲在一个小山包上，三条枪立即瞄准并命令他举起手来，原来是蒋的贴身警卫、蒋的堂侄蒋孝镇，陈志孝飞脚上去踩住了他抽身摸枪的右手，缴了械，厉声问道：“见委员长了吗？”
“没有。”这时我们后边三个已闻声赶到，随着蒋孝镇惊恐、游移回视的目光，我们立即发现有一个人双手抓着山梨子树，在他身后山坳斜坡上，吃力地攀扶在那里，但看不清是谁。陈志孝立即向这个山坡放了三枪，子弹打得山石乱蹦，当那人扭转身来，我们一眼就认出他正是蒋介石。
蒋介石抑制住自己的恐慌，问道：“你们是哪里的？”
陈志孝立即回答说：“我们是委员长在南京中山陵接见过的（张副司令）卫二营。”
蒋又怏怏地说：“好弟兄，你们打死我吧！”
“报告委员长，我们是来请委员长抗日的，怎么能打死委员长？”
随着陈志孝机敏流利的回答，蒋介石惊魂稍定。我们看见他从右兜掏出手帕，揩去他双手上被荆棘刺出的鲜血，又去擦他的双眼，他的眼眶中衔着泪水，哭了。
然后又将左手放进兜。我命令靳富贵去接他，手够不着，又命令郑克田踏在靳的肩膀上，两个撑立，才扯住蒋的腿，不想把他竟掼倒在山脚下。蒋一时弄不明我们的用意，以为不祥，一边哭着一边嚷道：“我救国，我救国……”甩手跺脚，像一个害怕大祸临头的孩童，浓厚的奉化口音将救国说成“救鬼”。见此状况，我便让郑克田在前、陈志孝在后，搀着他向山下走，这时的“蒋委员长”狼狈极了。我发现，他一只脚竟赤着，另一只脚穿着一只礼服呢面鹿皮底的圆口鞋，我怕磨破了他的脚不好向张副司令交待，又命令靳富贵背上他走，但蒋介石怎么也爬不上去（事后才知道他摔坏了腰），我从后面抓住他那古铜色棉袍的衣领，将他拽起来，提到靳的背上，然后我又同陈志孝各扯着蒋介石的一条胳膊，架着他向山下走……走了一段路，孙铭九营长和白凤翔师长从华清池方面奔来。
兵谏，在封建余毒仍很严重的50年前，并不为所有人理解，奉命执行的孙铭九营长隔着东花园外的小桥，恭敬地向蒋磕了三个头（孙铭九不承认自己向蒋介石磕了头。——笔者注），然后不安地对蒋说：“报告委员长，我是军人，对不起委员长，让委员长受惊了。”这些在今天看来是笑话的言行，至今仍留有清晰的印象。孙营长命令我们把枪收起来：“好好保护委员长下山。
东北军官兵挟持蒋介石来到骊山脚下，交给白凤翔师长。蒋介石要求回华清池原来住的房间，没有得到允许。当路过华清池时，东北军号兵有意吹起了迎接上将的三番号，充满了几分讽刺滑稽的意味，弄得蒋介石哭笑不得。根据张学良的命令，刘多荃等要蒋介石立即乘坐汽车前往西安城内，蒋不肯上车。刘多荃、白凤翔、孙铭九无奈之下向蒋介石敬了一个军礼，请他上车，这下蒋反而拿起了委员长的架子，说什么也不肯上车了。最后，刘多荃、白凤翔、孙铭九三人强行挟持蒋介石上了汽车，把他送到西安绥靖公署办公楼——新城大楼。
骊山捉蒋（3）
在此之前，杨虎城指挥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内同时行动，已顺利完成任务，迅速解除了宪兵三团、陕西省保安处、公安局、交警总队等中央所属武装，控制了机场，扣留36架军用飞机及飞行员、技术员、地勤员共约500人。在西京招待所，扣留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官员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卫立煌、陈调元、蒋作宾、陈诚、蒋方震等人。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是一个文人，一听到枪声就惊慌失措，越窗逃跑时被击中要害，不久在医院死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长曾扩情等蒋系分子也分别被软禁。
应变措施捉蒋后，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军政要员开始讨论当前亟待解决的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这次行动的性质和名称问题，高崇民建议采用带有古典色彩的口号——“兵谏”，得到大家的赞同。二是关于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争论较为激烈。有的主张枪毙，有的主张送往中共或苏联，最后决定遵循张学良发动兵谏的本意：“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抗日，我们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做领袖。”
12日晨，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向全国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八大主张。宣言全文如下：
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院部会勋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