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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宋文梅命人端来饭菜让蒋介石吃。蒋介石此时已是饥饿难忍，但又害怕饭菜里有毒，迟疑不决。宋看出蒋的心思，大声对他说：“这里的饭是很干净的，不会有任何意外事情发生。如果因没有假牙套，这里有麦皮粥，还是吃点好。”在宋的劝说下，蒋答应进食。宋即告诉西安绥靖公署的厨师熬了麦皮粥让蒋喝了。蒋又告诉宋，想喝些橘子汁。宋又派人到街上买来橘子榨成汁倒进玻璃杯中送给蒋，蒋一饮而尽。蒋似乎很满意，告诉宋，他最喜欢喝橘子汁。
12日晚9时，张学良第二次来见蒋，蒋假装已经睡觉，不理睬张学良的到来，张只好辞去。
当晚，蒋卧在床上一直呻吟不止，期间曾饮橘汁一杯。宋见蒋呻吟不安的样子，曾入室劝慰，望其心境爽朗，从容应变，并一再强调：“应接受张、杨两将军所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否则，对自己对国家，非徒无补，反益增困难。”
12日晚上，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收到一封匿名信，要他设法营救蒋介石，建千载一时之功。李兴中当即把信交给张学良、杨虎城。张学良鉴于西安绥署内部复杂，为防万一，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把蒋介石移住张公馆对面空着的高桂滋公馆。”
13日正午，蒋介石向宋文梅要来纸和笔，在一张纸上悄悄写了一些什么，随后折好放在手心里。随后，蒋让宋派人把邵力子找来，蒋把纸头交给邵力子，然后准备有所交代。邵力子见宋文梅立在一侧，说话不方便，便故意高声说：“宋营长仍在这里。”蒋立即终止与邵力子的谈话，邵力子起身离去。至于蒋在纸头上写了些什么，宋文梅没有问，邵力子也一直没有透露，故至今还是一个谜。”
13日下午，蒋介石提出要见杨虎城。蒋介石起初以为杨虎城没有参与此事，故对他寄予希望。杨虎城来后，向蒋陈述此次事变的主因，并说明他和张学良将军纯洁的动机，希望蒋为国家计，应当详细考虑西安各将领及各救国团体所提出的八大主张。杨虎城并以和蔼的口气劝慰蒋少安毋躁。见杨虎城也参与了这次兵谏行动，蒋大失所望，遂不再多谈。约10分钟后，杨虎城只得告退。
杨虎城走后，蒋向宋文梅要书看。宋为缓解蒋的紧张不安情绪，找来了一本日本人著的《长安古迹考》送给蒋。蒋对此类著作没有兴趣，稍加翻阅即交还给宋，要求换一本。宋即将蒋介石以前编的阐述所谓“教、养、卫、管”的反动小册子送给蒋，蒋大喜，反复翻阅。可见到这时，蒋仍念念不忘###，也许是故作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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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留中的委员长（3）
经过近两天的观察，蒋见宋文梅对自己尚算恭顺，又是他的黄埔军校学生，以为有机可乘，便话中有话地向宋文梅讲起当年自己独自一人赴“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上“勤王”的故事，说当年孙中山总理避难在“永丰”舰上时，惟他一人从奉化老家赶到舰上护卫孙中山云云。其言外之意是让宋文梅也学他的样，来一个“勤王”之举，企图将宋文梅拉过去。但宋文梅忠于杨虎城，他的拉拢显然没有奏效。尽管宋文梅没有被蒋拉过去，但蒋对宋的细心照料还是很满意的。据说，蒋曾有意提拔宋文梅，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假如宋文梅在看管过程中虐待了蒋，那蒋出去后是会报复的。”
13日黄昏，张学良第三次来见蒋介石，告以住在新城大楼诸多不便，请他移居他处。蒋不允。
不久，张又请邵力子来劝蒋搬家。蒋表示：“这是西安绥靖公署，属行政院在陕之机关。我是行政院长，住在这里才无愧于职守。张汉卿如果不把我送回洛阳，就让我死在这里。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
当晚11时，孙铭九奉张学良之命来请蒋介石搬家。宋文梅将孙铭九的来意告诉蒋，蒋怀疑对他不利，坚决不肯搬。宋文梅与孙铭九商量是否可以不搬，孙铭九说奉副司令的命令，必须搬迁，要宋文梅劝蒋，蒋坚决不同意。宋文梅没有办法，只好请孙铭九入室一起劝。蒋见孙铭九腰间别着左轮手枪，以为孙要把他拉出去枪毙，十分惶恐。他对孙铭九说：“你在日本上学时，我对你很好，你还记得否？我是政府的行政院院长，应该住在西安绥靖公署里，因为绥靖公署是受行政院管辖的，要我搬移，我不愿去。”
孙铭九和宋文梅再三劝说，蒋就是不听，他恐惧万分，最后干脆以被子蒙头，不再回答。事已至此，宋文梅只好与孙铭九退到房间外面商议，现在已是深夜，是否等到明日再搬迁？孙铭九同意，即返回向张学良复命。蒋经此惊惧，竟彻夜失眠。到14日清晨，蒋介石因为一夜未寐，结果患了重感冒。他头依枕侧，鼻涕长流，呻吟不已，一副不胜痛苦的模样，并要宋文梅给他几片阿司匹林。宋文梅向张学良报告，张即派军医前来给蒋诊治。
14下午5时许，张学良偕端纳来新城大楼见蒋。蒋见到端纳后情绪才真正安定下来。
中外的反应（1）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对于国民党和南京当局来说，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请看当时的南京政府要员陈公博的回忆：
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夜，我记得是张岳军（群）在他的外（交）部官舍请我们食饭，那夜是两桌人，孙哲生也在内。那夜我不知为什么，大概是偶然罢，不到七时便到了外交官舍，除了我之外，一个客也还没有到。张岳军匆匆地下楼招呼我，又匆匆地上楼，我觉得他神色张惶，而又故作镇静的样子，这时已有两三个客来，张岳军又下楼拉我到饭厅。
“蒋先生被捉了。”岳军还沉着。
“是被谁捉的？”我有点惊诧，因我以为蒋先生还在洛阳。蒋先生的行踪报纸一律不敢登载的，我对于蒋先生的行踪也一向不愿意打听被张汉卿捉的。”岳军似乎怪我连蒋先生早到西安的临潼还不知道
“现在蒋先生在哪里？”我不由得感觉有些悲哀。“
“今早在华清池被捉，解到西安了。”岳军声音也显了哽咽，但嘴边似乎挂着苦笑，掩饰他的悲痛。
“唉。”我不觉流下泪来，“我虽然和蒋先生很隔膜，但我实在太难过了。”我抑制不住我的伤心，因为蒋先生到底是国民党一个负责人，今日遭遇了这个悲运，我起了同情和可怜之感，不觉把一向不满意于蒋先生的反感消失了。
“不要再说，孙哲生来了。”岳军抑着我，其时孙哲生入了客厅。那夜的宴会算是草草终席，主客也不再提。席散之后，岳军告诉我他要去何敬之（应钦）公馆开会议，而我则要去告诉汪夫人，我约定见了汪夫人之后，再到何公馆会合。
……只是我当日听了蒋先生被捉的消息，心内倒有些凄然，我一生的脾气都不愿落井下石的，也鄙视幸灾乐祸的，他一世英雄，纵横捭阖，桀骜枭雄，结果也像胡展堂（汉民）和李任潮（济深）被人扣了，我不由得不洒一掬同情之泪，对于他一向的强项，似乎已登时软下来了。
而且他的被捉，生死未可预期，他落在别人的手也还罢了，今日倒落在无法无天的张汉卿、无知无识的杨虎城和素与国民党敌对的共产党之手，如何使我不同情，不悲愤。
军政部长何应钦于12日下午召集国民党军政要员到他位于南京斗鸡闸的官邸交换意见。这些国民党的大员们碰到这样的大事，也已经是六神无主，人言庞杂。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在日记中记载：李烈钧主张考虑蒋安全，陈璧君主安全，陈公博亦然、朱培德主打，何敬之主打，叶楚伧主打，戴季陶主打。主张打的人认为张学良劫持统帅，应当实行武力###。
当晚，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两会成员外，还有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共约四五十人参加。会议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丁惟汾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于右任两位###主持。会上仍然是两种意见争论不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回忆录中透露当时开会的详细情形：
甲说：谓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其背景与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同路）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既藉此背景助力，出以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于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昔项羽囚太公，汉高不屈，而太公卒还；清廷囚郑父，成功不屈，而郑公竟死。此中关键，固须审慎，然千秋后世，终必赞果断而贬屈服。故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此说，辞旨严正，考试院长戴季陶实主之。
乙说：对于甲说之揣测虽不否认，但不信学良等之通电将发生若何之效力。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上之出入，而非性质上之枘凿，此中已饶有说服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
中外的反应（2）
戴季陶有趣的是，强烈主张###的竟然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一批国民党###，如戴季陶、吴稚晖等，此外就是何应钦等黄埔系将领。他们所持的理由就是所谓的纲纪。特别是戴季陶，他与蒋是八拜之交的金兰兄弟，一直以蒋的最高国策顾问自居。碰到这样严重的事件，戴季陶认为理所当然应该由他来拿大主意，故在会议上显得最为活跃。当两派意见僵持至次日凌晨，时尚不能做出结论时，戴季陶就从座位上站起来，神态简直像疯狂了一般，慷慨激昂地说：〃现在委员长的吉凶未卜，若是不幸而为凶，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地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匪赎罪的方式将委员长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挽救革命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成果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事业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伟大成果，断不能因为这次西安事变便毁灭了。”他还引经据典地说了一大通，最后警告与会诸位：“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
说完这番话后，他注视着军政部长何应钦说：“万一有意外，只有我二人做文武翁仲耳！”
在主战派的强烈坚持下，会议于13日凌晨做出如下决议：
一、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二、调整军事委员会指挥机构。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五至七人，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同一天，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联合署名发表国民政府令，公布了这个决定。
通过这一系列的决议，将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转移到了蒋介石的亲信孔祥熙、何应钦的手中，排除了非蒋系势力染指南京政府权力的可能性。会议结束后，何应钦即着手调遣军队，准备进攻西安。
西安事变的爆发，同样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国内方面，社会舆张季鸾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褒贬、毁誉各异。
左翼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在西安的西安学生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18个民众团体于12月14日联合发表通电，斥责蒋的误国政策，称赞张、杨的爱国壮举，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爱国主张，迅速召开救国大会，实行抗日。同日，北平学生联合会致电张、杨，呼吁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
12月15日，全国救国联合会发表《为当前时局紧急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