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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翻了近三番。
三件事情促成了这样的业绩：较低的交易价格，巴菲特坚持下来的耐性和博特采取的一系列新政策。对于巴菲特而言——就如同以前在本。格雷厄姆的阵营里一样热情——第一点是最关键的。
这是我们投资哲学的一个里程碑：永远不要只想卖一笔好价钱。有如此诱人的买入价，即便是中等的售价也能获得丰厚。
5合伙人
我无法对合伙人就结果作出承诺。
——沃伦。巴菲特，1963年1月写给合伙人的信索尔。帕索，在凯威特广场经营着一个男士用品商店，知道沃伦不仅仅是个穿戴时髦的人，举个典型的例子，比如巴菲特会走进来订购5件衣服——不管帕索如何建议，他订购的5件衣服全是晦暗的灰色，然后留下一角钱转身离去。
然而，有一天早晨，巴菲特走进店里，向他征求一些有关服装潮流的建议——仅限于某种时装的建议。他想知道帕索对一个名叫拜尔。罗尔尼克的制帽商的一些看法。
帕索解释说肯尼迪总统不戴帽子的形象曾风靡一时。“沃伦，”他说，“我是根本不想与之沾边了。现在没有人再戴帽子了。”
过了一会儿，巴菲特又回来了，“索尔，成衣业情况怎么样？”他问道。
这次，他没能说服巴菲特。巴菲特的合伙人以7。6美元/股的价格买下了位于马萨诸塞新贝德福德的一个成衣生产线制造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一小部分股份。到了1962年，伯克希尔成了吸引本。格雷厄姆众信徒的另一种廉价股票。脆弱的美国制造商一直都在苦苦地与低成本的南部和远东竞争者们相抗衡着。但从账面上来看，伯克希尔至少是一笔合算的交易。它有每股16。5美元的营运资金，这是它股价的两倍。作为格雷厄姆和多德派的拥护者，巴菲特喜欢上了这种股票，并且逐渐增加他的投资。
不管这项投资如何，很显然巴菲特绝不仅仅是他的老师的翻版，他比格雷厄姆更大胆一些，更愿意在某种股票上下功夫或是参与胜者的角逐。于是很自然，他的成果也就更好些。
有一点并不太明显，那就是巴菲特也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即不仅从格雷厄姆所喜爱的从数量角度来考虑，还要从质量方面考虑。每当巴菲特看到一种股票时，他开始不仅仅看资产的静止的现象，而是将之作为一个有着独特动力和潜能的活生生的正在运作的企业来看待。在 1963年，他投资于伯克希尔后一年，巴菲特开始研究一种与以往他买的任何股票都不相同的股票。它根本没有工厂，也没有硬件资产。实际上，它最有价值的商品就是它的名字。
美国捷运绝对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公司。美国已经进入了太空时代，而且它的人民都处在一种未来派的思维格局之中，没有任何产品能像美国捷运那样恰当地代表着现代生活的成就。由于乘飞机旅行已经在人们的经济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中产阶级开始乘飞机到处旅行，旅行支票已经成了“通行证” （《读者文摘》称之为“永不拒付的支票”）。该公司成千上万美元的票据在流通，像货币一样被人毫不迟疑地接受着。到了1963年，有1000万公众持有美国捷运卡，这种卡只不过是5年前才引入的工具，而最初公众还都觉得有必要带着现金去旅游。 《时代周刊》宣告“无现金的社会”已经到来。一场革命即将开始，而美国捷运正是这场革命的导航灯。
结果出现了麻烦，正如事情经常发生的那样，在公司的一个遥远而微不足道的领地，灾难降临——这次是发生在美国捷运新泽西巴约纳的一家仓库。
这个仓库，在一场毫无吸引力的平凡交易过程中，接收了一批罐装货物，
据称是菜油。这批货物是由庞大的联合原油精炼公司提供的，仓库给联合公司开出了收据作为这批所谓的色拉油的凭证，联合公司用此收据作为抵押来取得贷款。后来，联合公司宣告破产了。债权人抓住公司的抵押品不放，至少是想抓住不放。在这时候，即1963年11月，美国捷运发现了问题：“进一步的调查发现油罐中只装有少量的菜油。”里面装的一部分是海水，并且是品质非常高的海水，然而当然不如色拉油值钱。简单地说，就是仓库蒙受了巨大的欺骗，其损失估计达1。5亿美元。
由谁来承担这项损失呢？联合公司在负有责任的各方中是首当其冲的，但是它已经破产了。美国捷运的附属机构也已登记破产。美国捷运自己是否有任何责任还不能确定，但是总裁霍华德。克拉克深深地领悟到对于一个大名登记在旅行支票上的公司而言，公众的信任高于一切。克拉克于是承担了这一份债务，他发表了一份申明，这份申明的内容足以让那些比美国捷运总裁小一号的人物发抖：
美国捷运公司感到从道义上讲它应当全力处理此事，来确保这个过分的义务让人满意地得到执行，这是与它所承担的整体责任相一致的。
换句话说，母公司将面对各种索赔，而且将包括没有法律依据的索赔，潜在的损失是巨大的。实际上，他说，它已经“资不抵债”。
11月22日，公司的股票从消息传出以前的60美元/股跌到了56。5美元/股，当股市在肯尼迪遇刺之后重新开市时，美国捷运跌落到49。5美元/股。
事态日趋明朗，原来联合公司被一个叫安东尼。德。安杰利斯，被人称作“色拉油大王”的人所经营。德。安杰利斯是美国金融界很常见的一种人，他将智慧和道德上的灵活性结合为一体，从而产生了这样一个第一流的白领骗徒。在他从前的身分中，他曾经控制着新泽西的一家肉类罐头厂。该厂和政府搞僵了，于是只好关门大吉。当他重新以联合公司——一个出口色拉油的供应商的面目出现的时候，他从前破产的劣迹使他无法得到贷款，于是他就耍诡计把所谓的“色拉油”安排放在美国捷运的仓库里，他一旦拿到写有如此神圣名字的收据，便可以向银行贷款。他借来了钱，把房子押在菜油期货上下了赌注，然后惨败下阵。
在丑闻曝光以后，肥硕的德。安杰利斯在警察的押送下，从他在布朗克①斯的两层楼的砖房的家里来到纽瓦克接受联邦法庭的审判 。至于在1994年中以来从未少发过一次红利的美国捷运，突然传出消息说它面临着无力偿付的风险。
在这些事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时，巴菲特专门到奥马哈罗斯的牛排屋拜访了一次，带着与当初他拜访索尔。帕索的成衣店时同样的刨根问底的精神。这天晚上，巴菲特所感兴趣的并不是顾客们吃的牛排，也不是他们的衣服或者帽子，他自己跑到收款机后面，一边和店主闲聊，一边观察着。巴菲特所观察到的是这样的事实：不论是不是谣言四传，罗斯店的顾客们还是继续使用美国捷运卡来付餐费。从这一点他推断出，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在圣路易斯或是芝加哥乃至伯明翰的牛排屋中。
① 他被起诉，而且被判了10 年的刑。1992 年时，迪。安杰利斯又栽了——这回是因为使用一份伪造的信
用证骗取价值110 万元的肉类，他又遭到了审判。
然后他到奥马哈的银行和旅行社去，在那儿，他发现人们仍旧用旅行者支票来做日常的生意。同样地，他拜访了出售美国捷运汇票的超级市场和药店，最后他和美国捷运的竞争者进行了交谈。他的一番调查得出了两个结论，它们与公众的观点大相径庭：1。美国捷运并没有走下坡路。
2。美国捷运的商标是世界上畅行标志之一。
美国捷运并没有本。格雷厄姆的感觉里所说的那种安全裕度，因而它也不可能得到格雷厄姆的投资。格雷厄姆的经典信条非常清楚，购买一种股票必须以“来自于统计数据的简单而明确的数字论证”为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以营运资金，厂房和设备以及其他有形资产等一堆可以被测度的数据为基础。
但是巴菲特看到了一种逃避开格雷厄姆视线的资产：这就是美国捷运这个名字的特许权价值。特许权意味着独占市场的权力。卡迪纳尔拥有在圣路易斯的垒球特许权，因此没有其他的队伍可以申请加入。美国捷运就几乎是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它拥有旅行者支票市场 80％的份额，还在付费卡上拥有主要的股份。巴菲特认为，没有任何东西动摇过它的地位，也不可能有什么能动摇它。它的顾客群所具有的忠实性是无法从格雷厄姆那种“简单的统计数据”中推断出来的，它不像有形资产那样会出现在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上，比如伯克希尔。哈撒韦的工厂等等，然而这种特许权是确实含有价值——在巴菲特看来，这是一种巨大价值，美国捷运在过去的十年中赚到了丰厚的利润，不管色拉油是不是真的，它的顾客并没有走开；而股票市场对这个公司的标价却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它的顾客已经抛弃了它。
到1964年初，股价跌至每股35美元，华尔街的证券商如同在唱诗班里哼着同样一个调子，一齐高唱着“卖！”而巴菲特决定去买。他将自己的1/4资产投入到这种股票上，这种股标可能背负着一种未知的而且潜在的很大比例的债务。如果判断错了，他辛苦积累的财富和声誉将化为灰烬。
克拉克，美国捷运的总裁，向仓库的债权人提供了6000万美元以求息讼，但他遭到了股东们的起诉，他们声称克拉克把他们的资产“浪费”在一种似是而非的道德义务上。
巴菲特不同意这种观点，他前去拜访克拉克，把自己介绍给他，自称是一位好的股东。“巴菲特买了我们的股票，”克拉克回忆道，“而任何在那种时候买进的人都是我们真正的同伴。”
当巴菲特告诉克拉克说他支持他时，一位美国捷运的律师问他是否愿提供证词。巴菲特来到了法院，告诉股东们他们不该起诉，说他们应该感谢克拉克，因为他正努力不让这件事缠上他们，后来他解释说：
就我所关心的而言，那6000万是他们该寄给股东们的红利，但在邮寄途中丢失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宣布要发6000万的红利，每个人都不会觉得世界像地狱一样了。
尽管诉讼还在缓慢地进行着，但股价已经开始回升，然而巴菲特没有沿袭格雷厄姆的模式，马上抛售股票以实现利润，他喜欢克拉克，而且喜欢公司的产品，因此他逐渐增加了投资。
与此同时，伯克希尔。哈撒韦，却的的确确变得像地狱一样了。由于市场对针织物的需求量很少，伯克希尔面临亏损，并一家一家地关闭工厂，但
巴菲特还继续买它的股票，然后他在合伙关系中获得了公司控制权。如同登普斯特厂的情形一样，巴菲特进入了董事会，并尽力想挽救它。他被粗犷的新英格兰厂房所深深吸引，尽管处于困境之中，他还是在给合伙人的报告中说：“拥有伯克希尔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现在他的投资组合的一半都扎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股票之中，它们是相对的，就像一本书的两头。在巴菲特的术语中，伯克希尔的诱人之处在于其“数量”——以价格为基础，而美国捷运则是建立在对“质量”因素的主观评价上，这些因素包括它的产品和管理力度等等。尽管巴菲特认为主观点的方法的作用不是那么具有决定性，他还是难以确定平衡点究意在哪儿。“主要的条件是成交的价格，”他写道，但他同时对质量因素给予“相当大的关注”。
巴菲特没有向他的合伙人披露他持有美国捷运的信息，但在他脱离格雷厄姆进行自己的尝试的同时，他开始在信中扩大了与合伙人们的交流范围，他写信并不仅仅为了汇报结果，而是用来谈论他的方法，然后给他的读者一些关于投资的总体概念，仿佛开了所函授学校。
逐渐地，出现的声音不再是本。格雷厄姆，不是来自《聪明的投资人》中的语句，而是巴菲特的声音，它时而清晰，时而诙谐，时而自嘲，实在比一般人想象中的三十几岁的投资经理博学得多。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他对自己的感觉好得让人惊讶，这是巴菲特在32岁时的“杂烩的快乐”：
据不确切的消息来源称，伊莎贝拉最初为哥伦布航海提供的费用约为3万美元，这至少被认为是对资本的冒险事业运用较为成功的一项举动。姑且不提发现一个新的领域的心理愉悦，必须明确的是，整个交易不是IBM的翻版，粗略算来，如果以4％的年复利投资这3万美元的话，到现在就会有约2万亿美元。
他正经认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数目，都应该以最大的谨慎来投资。对于巴菲特来说，挥霍3万美元所代表的损失绝不仅是3万美元，而是潜在的2万亿的损失。
在另一封信中，他把合伙人斥责了一通，他认为他们避税的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