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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了吗？”
经济陷入衰退之中，通常采取的用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法还没出台。197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1％。出现了连30年代都没见过的新的症状：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两者之中解决任何一方都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恶化。经济学家们又杜撰出一个丑陋的字眼：“滞胀”，利率升到了20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政府正面临亏损等一系列问题，比如说总统对水门事件知道多少，什么时候知道的等等，把它搞得纷乱不堪。尼克松铤而走险，宣布自己并不是恶棍。整个华尔街都屏住呼吸。政治圈里的话题关于弹劾，而金融圈里的却是萧条。
在全球势力范围内，美国的资本主义都处于衰退之中；在欧佩克组织的成功业绩的激励下，第三世界国家正在组建卡特尔。经济学家们认为黄金时代的发展到头了，只剩下一块大小固定的馅饼被瓜分成更小的份额，甚至在街角的加油站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证据。
华尔街也被国家的阴沉气氛所笼罩，“漂亮的50种股票”下跌了80％，宝丽来从149美元跌到14 18 美元，施乐从171美元跌到49美元，而雅芳则从140美元到1858 美元，仿佛从顶峰坠入了深渊。华尔街上最大的养老基金管理者，同时也是“漂亮的50种股票”的忠实支持者——摩根。葛兰蒂把客户的资金亏损了近 2/3，银行家信托公司也不再为它的信托账户买进股票了。很有意思的是，现在却是买进市面上所见的一切股票的时机。
道。琼斯指数在7月底以757点收价，到9月时，它只有607点。倘若用道。琼斯指数作为衡量的标准的话，40％的美国工业都已经化为一缕青烟了。但是道。琼斯没有着手衡量损失的大小，自1968年以来，股票平均跌了70％，夏季的一个交易日里，有447种股票创下新低，比过去人们常念叨的大萧条时期的情况还糟糕。熊市已持续了6年——比1929～1932年的熊市时间长出一倍。
和其他人一样，巴菲特对通货膨胀充满了恐惧心理。他对此的反应是拼命搜寻股票，例如报业股票，因为它可以逐渐提高赢利率。同时，他避免公司支出大型的资本费用（在通货膨胀的世界里，资本密集型企业需要更多资金来更新设备和存货）。
巴菲特并没有以客观经济预测为基础来买卖股票。举个典型的例子。亚纳尔公司，费城的比德尔公司，因为能源危机的到来便极力敦促客户们卖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DrPepper以及七喜的股票。
超级市场已经注意到这样一种潮流的兴起，顾客都愿意每趟多买点东西而少跑几趟。也许他们愈发不愿意在车上载满占地很大的软饮料了……
巴菲特应邀去哈佛商学院作讲座——就是这所学校曾在多年以前将他拒之门外。巴菲特讲到投资者们正在以非理性和“极端压抑”的风尚来各自行事，也许他想起了霍华德。斯坦。他曾在几周前出现在《纽约证券分析家》，斯坦是一个投资公司——德赖弗斯公司的主席，该公司曾以一部经久不衰的电视广告片而名声大振——这部广告片的画面上是一只狮子正潜行在华尔街的边道上。但是现在，这头狮子看起来像一只小小鸡。斯坦承认股票太廉价了，但他却被“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所吸引住了。他预言将有一个充满匮乏的可怕前景，在这个新世界中价值的标准都将难以发挥作用：
市盈率，历史赢利状况，每股收益率计划以及许多其他的被你我用过的分析工具似乎都脱离了现在的实际状况……在那么多可能影响证券价格的因素中，我认为，将含有来自于外界某种特殊行业所产生的影响——使得更出色的分析家睁大眼睛，在他专业之外的附近领域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
在斯坦关于对这个生生不息的世界的启迪性观点中，每股赢利率已经无关紧要了。巴菲特决定抛弃这种观点而呆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内，对于国家面临的问题会如何影响《华盛顿邮报》股票的问题，他无法做出回答，他真正天才的地方在于他从来不企图去回答它。社会的文明形色多样，而它的动力来源又何等的丰富，因此人们无法预示它的潮流，只能听任大波小浪冲击证券的价格。战争总是有胜有败，繁荣和兴旺会因永恒而欢呼，也会因消
失而悲叹。政治、裙边以及享受四季愉快的天气又何尝不是如此。分析这些东西是华尔街最大的游戏——也是它最大的消遣，在它喧嚣的沙龙会上每件事都很有趣，但没有哪件事是确定的——不论是总统，是经济，还是欧佩克对百事可乐销量的影响。
所有这些都无法代替对某种股票作出严格的评价。当你买了一股《华盛顿邮报》时，你得到的最终回报是不会以中东战争爆发与否为基础的，你所买的不多不少，只是企业的一个份额——是对它的出版业和电视台资产在未来所获得的利润的一份分享的权力。诚然，如果你知道《邮报》或任何一家企业的价值是多少，那就好像发出一个清晰的音符。这正是巴菲特所竭力追求的声音。其他任何事都无关紧要，而最无足轻重的是成千上万在对未来争论不休的刺耳声音，正如他曾经对合伙人说过的“未来永远都是模糊的”。
而对他来讲，真正的清晰是某种证券可以以比资产额小许多的价格获得，其他每件事——儿子摔伤的背部，小家伙的哭喊——都被他排到了一边。
痛苦的问题依旧存在，旧的价值标准是否难过时？有人想起了格雷厄姆对议员富布莱特的问答。20年前，议员问他：“为什么连很廉价的股票的价格也必然会回升起来呢？”
“那正是我们行业的秘密所在。”
9月份时，格雷厄姆从他的退休生活中重新露面，他劝告证券分析家们，敦促他们认识到他所谓的“价值复兴”，他提醒道：“投资，并不要求天才。”
它所需要的是，第一，适当的智慧；第二，良好的经营原则；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顽强不屈的性格。
还有其他人，比如比尔。瑞恩和约翰。内夫，都公开指出采取重大步骤的时机来临了。但是整个华尔街还是沉醉于哈姆雷特式的练习中，“做或者不做——股票”，华尔街经济所海登。斯通发出了怀疑，事实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市盈率达到了战后最低，股票也十分廉价，海登。斯通痛苦地说：
还有那么多问题摆在面前，也许一次事情也无法解决……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变得如此不同……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我们能充分地领悟和成功地应付它吗？
它使人非常沮丧，海登。斯通提议对主要股票的购买推延一下，“直到有更大确定性出现”。难道会有人如此好心地按响铃声，在市场转变之前提醒海登。斯通吗？人们所丧失的不是非凡的智慧，而是格雷厄姆所说的坚韧的品德，按照自己的信念“顽强不屈地”行动下去。
就在这个时刻——1974年10月初——巴菲特生平第一次对股票市场做了公开的预测。这件事发生在《福布斯》对他采访的过程中，那时道。琼斯指数只有580点。
“您有什么感想？”《福布斯》的记者问他。
“它就像一个在妓院里纵欲的男子。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巴菲特说。
他对未来的疑虑悄悄消散了，尽管他的股票很低，但他的热情不减。伯克希尔被堆满了证券，巴菲特日复一日地买进它们。
我把投资业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这是因为你永远不必改变态度。你只需站在本垒上，投手扔来了47美元的通用股票，39美元的美国钢铁公司股票！没有惩罚，只有机会的丧失。你整日等待着你喜欢的投球，然后趁外场手打瞌睡的时候，大迈一步将球击向空中。
他曾在1969年洗手不干了，但是现在，正当市场处于低潮时，他又系好了钉鞋，竖起了球拍，“这儿不再有什么”，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东西，正如他对《福布斯》所说的，“现在是该投资的时候了。”巴菲特又回来了！
9 变化的自我
霍华德。巴菲特，沃伦的大儿子，认为他的父亲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第二聪明的人。在他看来，最富有智慧的是他父亲的西海岸的哲学家朋友查理。芒格。对于作家莫里。伯恩斯坦来说，芒格是一个真正神秘的人，是一个古怪得总与你保持一定距离的思想家。芒格是巴菲特的共鸣板。芒格——只有芒格——巴菲特才会让他走进自己的帐篷。两人有一种特殊的如同共生的关系，而且就像一个美满的婚姻，有着一种命中注定的机缘。曾协助安排两人见面的埃德温。戴维斯医生对他们相似的举止和机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菲特的女儿认为他们像“无性繁殖系”，向前迈着相同的步伐，甚至长得也有点像。
巴菲特总是一副欢乐的样子，然而他这位洛杉矶的伙伴却很冷峻。他没有巴菲特那样轻松优雅而且从来不会犯傻，他常常连再见都懒得说，而且喜欢在他对自己生意做出结论之后就从椅子上直起身并走得无影无踪。
芒格对他的手下疑心很重，因此巴菲特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可怕的非人类”。事实上，这倒为芒格的独特之处提供了一点点线索。他对待生活的方式——尤其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时采用的方式——就是去问什么会出问题。他总喜欢引用几何学家卡尔。雅各比的话“转化，总是在转化”。就这样，在一所学校的毕业典礼上，芒格所做的“布道”并不是关于那些带来幸福的品质，而是关于那些必然导致悲剧生活的品质。
在许多次收购的活动中，巴菲特都用芒格作他的律师。芒格拥有由巴菲特控制的戴维斯菲尔德零售店一小份份额。然而他们的职业是彼此分离的。
自从60年代以来，芒格就一直经营着韦勒芒格公司，这是一个投资合伙企业，位于太平洋股票交易所楼层的一个位置便利且遍布管道的办公室里。这种结构很适合芒格的心意，因为这充分显示出芒格对那帮装腔作势的公司扈徒的不屑一顾。更富匠心的是，芒格把秘书安置在背后的单人房间里，他和他的合伙人则在敞开的前堂办公。
连一小时还没过去，芒格就会又朝秘书大喊：“给我接通沃伦的电话！”
芒格的合伙人，艾拉。马歇尔感到巴菲特正在培养芒格，而且芒格也想成为巴菲特的合伙人。但是奇怪的是，他们职业上的联系纯属偶然。他们每人都各自独立地在洛杉矶公司买进一种叫蓝筹印花的股票。巴菲特为自己买了一点，也为伯克希尔公司买了一些。到70年代初为止，巴菲特成为蓝筹股票的最大拥有者，而芒格则位居第二。
蓝筹公司乃是一块褪色的美国古董。它从分发它的赠券的超级市场收取费用，然后用“免费”的烤箱，草地椅及类似的东西来换取这些赠券。当然巴菲特对烤箱没有任何兴趣，他感兴趣的只是钱。
蓝筹公司具有吸引力的秘密在于它可以立即收集到现金，但是可以长时间分批地偿还基金。因为这些赠券常常被塞进抽屉里然后被遗忘了。在这段时间里，蓝筹公司就可以无偿地使用未承付的转帐支票。对巴菲特而言，蓝筹不过是一家不太规范的保险公司而已。
它的“利润”——也就是出售给零售商的那些赠券——每年达到了1亿2千万美元的数量，于是巴菲特除了在伯克希尔拥有的货币储备以外，他又多了一个来源。他和芒格加入了蓝筹的董事会，接管了投资委员会，并且开始将这些未承付的转帐支票投入运作。
对于巴菲特来说，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一个经营着两部分资金的投资者在为一个竞争的，而且有潜伏性冲突的主人工作。但奇怪的是，由于巴菲特对自己名誉十分爱惜，这种事从未发生在他身上，他和他的朋友正一起经历着买进廉价股票的大好时光。当巴菲特偶尔在加州的时候，他们会在一起对选择股票谈笑一番，使它听起来似乎易如反掌。
有一个例子是有关原始资本基金的，它是一家封闭型共同基金，同样也在洛杉矶。原始资本基金是由弗雷德。卡尔这位投资公司管理者在1968年建立的。在70年代早期卡尔隐退之后，它的股票便一落千丈。的确，它和别的股票一样跌得太多了。尽管原始资本基金的资产价值有18美元/股，但他的价格却只有9美元。蓝筹在基金中占有20％的份额。就这样，巴菲特和芒格又绕回到投机上来了，但这时其他所有者都已经走开了。
芒格代表蓝筹进入了原始资本基金的董事会，并且对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都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有一次，当他审阅了债券组合之后，他发现原始资本基金将有一些安全级以下的债券。他直言不讳地对投资组合经理说道：“这的确是一个极好的令人羡慕的Baa级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