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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觳缓诰突丶遥懒�2分半工，这样就影响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第四，农村干部素质差，回乡青年本身期望值又过高，加上年龄小没有社会经验和劳动技能等多种因素，常与干部乃至农民发生矛盾，不仅不能如预想的那样受到重视，甚至处处受到冷淡打击。在杨道纬采写的《三里沟村的知识青年为什么这样苦恼？》一文中提到：山东蓬莱县绪谷乡三里沟村共有回乡青年22人，其中初中毕业生7人，高小毕业生15人，现已有8人出外。这些青年人都是从1953年起陆续毕业回乡的，当时的理想有三条，第一条当农业技术员；第二条当劳动能手；第三条当拖拉机手。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以后，劳动热情非常高涨，1954年积极组织民校，把村里文娱工作搞得很活跃。可是不久之后，他们就慢慢苦恼起来，异口同声地说：“村里、社里不使用我们。”乡长姜恒芝说，青年人没有实际经验，工作上办法少，起作用不大，选干部时总是选不上。现在知识青年中没有一个当干部的，连原来在初级社当记工员的三个知识青年在转高级社后，村干部也不让他们当了。他们还提到，知识青年给干部提意见，受到干部的无理指责。如去年冬天社里不和社员商量，就指定郑富当生产队长，郑富工作上有很多缺点，社员都不同意，知识青年向乡里、县里提意见，要求###选举，提出乡干部管社不###、办民校不解决经费等问题，乡干部反而批评青年“太调皮，不服从领导”。加上青年们组织自学小组却因无人过问而垮台，入团问题得不到解决等问题，很多青年不再安心务农，而是盲目跑出去找工作。
一条可行的道路（4）
这些问题，事实上贯穿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始终。存在于中国广大农村落后的传统习惯势力，在本质上是与文化、与知识对立的，它往往通过对知识青年的反感、歧视、排挤等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当时那种美化劳动人民的气氛下，满腔热情的青年对此不可能有充分的思想认识和准备，宣传上过于强调农村对知识和知识青年的渴求，而淡化甚至回避农村存在的落后顽固的习惯势力，尤其使青年在面对现实时感到失望与迷茫。事实上，这种旧势力本来也不是这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小青年所能对付得了的，徐建春、吕根泽和吕玉兰那种一回乡就被推选为互助组长、合作社长的情况，并不能说就是当时农村的普遍现象，知识青年若真要在农村发挥作用，还需要国家和当地政府作强大后盾，给予大力支持。
当时一些地区的领导是重视了这个问题的，并曾切实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如###广东省委和广东省人委发出《关于积极吸收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示》，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必须重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文件规定：
1训练各乡办社干部和各种业务技术人员时，必须适当吸收中小学毕业生参加训练。在进行全乡办社规划时，应把本乡中小学毕业生参加社、组问题同时进行安排，领导他们协助乡人委会进行有关合作化运动与各种政令宣传、群众识字教育、业余文娱活动等，不使他们投闲置散。
2各普通中学应加强生产劳动教育，增加学生的农业基本科学知识。
3各地农业技术指导站和农业技术学校、银行和其他财经机关、人民医院和医务机关、文化馆和文艺团体，应有计划派遣业务知识较有修养的干部，主动、认真地协助训练参加农业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经常和他们联系，使他们迅速成为有用人才《中国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
这类指示，若能在各地切实贯彻，会收到很大效果，但影响这些规定贯彻下去的因素实在太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述很多党、团组织和地方领导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而且在解放之初，他们中很多人就是农民，有强烈的农民观念和意识，他们并不认为这支力量有多么可贵，包括较高层的领导中也有人如此，所以《中国青年报》的社论才要呼吁说：“我们之所以再三再四地强调要做好回乡生产的中小学毕业生的工作，不仅因为组织他们参加农业生产是国家安置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办法，也就是他们的主要出路，而且由于国家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发展合作化运动中，迫切地需要着他们”《中国青年报》，1955年10月5日。。
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并不是一个整体。虽然土改以后不再在青年中划分阶级成分，但每个人身上却都是打上阶级烙印的。青年回乡后，要与自己的家庭在一道生活，出身和成分问题就比在城市中更为突出。
解放初期，能够从初中、高小毕业的贫农、下中农子弟并不很多，而在土地改革的硝烟尚未散尽的农村，地富子女回乡的境遇显然是颇为尴尬的。地富分子是否能够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地富子女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在1954年已被很尖锐地提出来《中国青年》答读者问《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学生回乡后能否参加互助合作组织？》，《中国青年》，1954年第18期。，一两年之后仍未得到解决。据《中国青年》杂志载：
一条可行的道路（5）
有一位在团区委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现在回乡来参加农业生产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中，有一些是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我们感到很不好办：不明白这些青年能不能入社，因为近几年来对地主和富农，一般是坚决不接收的；也不明白是不是能让他们当民校教师，虽然现在扫盲的民师很缺乏；更不明白团的组织是不是也要去帮助和教育他们；有的基层团组织对其中有些是青年团员，思想很不通，说他们家是地主，富农，怎么能入团呢？”
须知这封信的发表，已经是1956年初了严如平：《不要歧视出身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学生》，《中国青年》，1956年第2期。。
对于搞基层工作的同志来说，这的确是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规定，从原则来说，他们可以入社。可是我国农村原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地进行生产和过活，这就使他们入社的问题和家庭连在一起了”。所以《中国青年》的答复是颇为含混的，说地富子女入社，“原则上说是可以的。由于有一些文化知识，对开展组内、社内文化教育和改进农业技术是会起一定作用的”，“但不免要牵连到他家中其他成员是否也要参加的问题，需要根据具体条件寻求解决办法”，“被雇用是个妥善办法，暂时不能加入，应以正确态度对待”。所谓“被雇用”，其歧视之意已很明显。而“应以正确态度对待”，简直就是一种应付，可以想见地富出身的青年看到这种答复会作何感想。
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说：
至于某些经过考察的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农村里头，是不是可以吸收一些担任文化教员之类的工作？有些地方别的知识分子很少，有这么一种需要，让他们在党支部，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担任文化教员的工作。现在小学教员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青年，只有十七八岁，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硬是文化教员都不能当，我看也不必，我们可以用他们来扫盲，教会农民识字。究竟是不是可以，请你们加以研究。至于担任会计这样的事情就比较危险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2页。。
勉强可用来当文化教员，却仍未明确答复是否可以让他们入社的问题，地富子女在农村的处境可知。这种歧视和不信任，后来日趋恶化，基本上是被与地富本身同等看待。他们在家乡很难再谈什么发挥作用的问题，其千方百计逃避还乡也就是必然的了。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后面。自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中小学生的辍学之风，而且愈演愈烈，在1956年初达到高潮。据1956年初###的初步统计，全国辍学的小学生达510万人，初中生达15万人，其中如广西省1955年小学学生比1953年减少24万；黑龙江省小学在校学生退学12万人以上，占在校学生总数的10％；辽宁省十个县市中学生退学休学9499人。据当时的###长张奚若的讲话，有些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学生总数的50％以上，而且仍在发展。他认为，这个问题显然是十分严重的：“目前必须迅速制止这种现象，否则就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妨碍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计划的实现，给国家经济建设造成很大的困难。”###长张奚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并见《人民日报》社论：《不要让中、小学生中途辍学》，《人民日报》，1956年3月30日。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条可行的道路（6）
张奚若认为，学生的退学辍学，是每年都会有的现象，但这两年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则十分不正常。其原因，据他的分析，一是动员中小学生回乡生产，农民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靠计工分吃饭，孩子早些回家，还能多挣些工分。二是部分农民承担不起孩子上学的费用。三是随着1956年又一次的经济过热，到处出现劳动力紧张的问题，很多地方乱拉在校中小学生参加工作或到农业社担任会计，由此便引发了这场严重的辍学风。
张奚若的讲话并未取得明显效果，据###当年7月的统计，退学风在河北、江苏、黑龙江等15个省市已经发展得相当严重，河北省公立小学减少了30万学生，福建大田县有七分之一学生流动。
这是人们尤其是农民对动员中小学生回乡务农做法的一次沉默的抵制。既然读书之后仍然要握锄把，何必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地送子弟上学呢？大起大落的经济发展情况让普通百姓感到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既然遇上一次城市招工的机会，或者遇上合作社有可待填补的干部名额，谁又肯将其白白放过呢？谁能知道赶上自己毕业那年形势会是什么样呢？说到底，还是难以接受读了书再去当农民的事实。
很难说当时的决策者是否意识到社会的这种反应是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但即使认识到了，他们也只是将它归结为资产阶级旧思想的影响，并决心从此与这种传统观念展开斗争。
好在1956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的又一次冒进，使这一切矛盾都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急剧膨胀，城市又开始盲目招收职工。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截至1956年9月底，全国已新增职工224万，其中76万余来自农村。到当年年底，全国职工总数已达2473万，比1949年增加了3倍多，不少单位招收了许多本来可以不增加的职工。这对于那些对互助合作运动热情大大减退的农村知识青年，具有极大的###力，他们有文化，在招工中有着比一般农村青年更有利的条件，这使他们纷纷丢下锄把重新涌入城市。而这年城市工人、干部进行的评级加薪，造成了城市职工与农民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更加剧了回乡青年的不满情绪和向城市涌动的浪潮。
前面已经提到，经济的过热与教育规模的扩大从来都是同步的。1956年，大中学校招生数量也突然增加。据###长张奚若在全国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1956年初中毕业生一共是787073人，而当年高中计划招收新生366120人，中专招生421596人，初中毕业生即使全部升学也不能满额，只能动员前几届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报考，###还特别规定，不得限制已经在农业合作社担任了负责干部的初中毕业生报考，他们的工作，可由村中的高小毕业生接任，这不仅使从1954年开始的动员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的工作遭到瓦解，也为1957年再度开始的动员工作造成强大的阻力。
但是，大幕毕竟已经拉开了，而且开场戏看来还唱得不坏，这使中央坚定了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信心。这次动员还为以后的工作，积累了一整套的经验。
先进典型与先进知青代表会议（1）
第八章
知青群体的形成
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工作成为国家的一项专门工作，随着它作为一项政治运动在全国的普遍深入展开，“知识青年”逐渐成为社会上公认的专用名词，取代了以往常用的“中小学毕业生”、“青年学生”等说法。
自从国家为下乡上山的城市青年学生发放安置费之日起，“知识青年”这个名词，就开始有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