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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与返城，两种思潮的冲击始终伴随着上山下乡运动的全过程，黑龙江省也不例外。最初，扎根舆论压倒一切，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立志扎根的知青典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须马革裹尸还”，铮铮誓言，掷地有声。当时，返城的舆论只是一股暗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暗流涌出了地面，涓涓细流汇集成河，终于形成压倒一切的气势。在知青大返城的洪流中，扎根舆论不堪一击，扎根派几乎全军覆没。各级知青干部，包括大名鼎鼎的“扎根典型”，都不失时宜地调整了努力的方向。上山下乡运动鼎盛时期，报纸广播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过金训华为建设边疆贡献宝贵生命的事迹，与他同时下乡的妹妹金士英，名字赫然地出现在报纸上。到1978年，金士英姓名前的职务是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副书记。1979年，知青大返城，她毅然放弃了副厅级待遇，回到上海，当了一名工人。高崇辉，是黑龙江国营农场系统唯一的国家级标兵，也是全国闻名的知青扎根典型。80年代，离开了农场。而那些名不见经传的“扎根典型”和知青骨干，早在他们之前就顺遂了大流。
当波澜壮阔的返城风平息下来后，农场数十万知青已所余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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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1）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素被视作“烟瘴蛮荒”，自古便是“天高皇帝远”的去处，中央政府的统治往往鞭长莫及。“###”期间，极“左”路线极为猖獗，农场知青深受其苦。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是发现问题最多，屡被点名批评的单位之一。知识青年初到云南，满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情，###年后，豪情早已消磨殆尽。令知识青年一筹莫展的有以下一些难题：
（一）性别比例失调，大批青年婚姻问题无法解决。云南农场的知识青年基本是1970年以前上山下乡的“老三届”（66、67、68届）中学毕业生。最大的已经33岁，平均年龄283岁。按国家制定的标准：男25岁，女23岁为晚婚年龄。云南农场的55万知识青年均早已达到或大大超过晚婚年龄，但由于男多女少，婚姻成为“老大难”问题。1978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全农场系统的男知青比女知青多出27万人。当时全部知青不过5万之数，足见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程度。造成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因是女知识青年的返城率和离场率均高于男知识青年云南知青办：《情况反映》1978年10月，转引自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长期以来，农场的女知识青年总是想方设法在场外找对象，为日后返城创造条件。还有一部分女知识青年长期逗留家中，一去不归。另外，农场部分女知青虽年近30岁，仍不愿在农场找对象，安家，对于返城存有希冀。有的男知青沮丧地说：看来不是打光棍就是做和尚了。有的男知青甚至准备到深山老林里找前清充军到当地的汉族后裔结婚。许多男知青为此感到苦闷。
（二）知识青年奋斗多年，农场面貌无大改变，物质条件艰苦，文化生活贫乏。知识青年最早到农场的已10年之久，但仍有50％—70％的人住在阴暗潮湿的茅草屋里。不少草房不能避雨。基本生活条件无保障，长期缺油缺肉少菜，过的是“九（韭）菜一（盐）汤”的生活。
（三）工资待遇低。1978年，青年职工一般是二级工，工资31元；而城市企业的二级工工资是385元。不少青年生活拮据：每月工资用于伙食12元，上街买菜和盘缠10元，抽烟少则五六元，多则10元，所剩无几。有的知青探亲回家使家里的旧债未清又添新债。父母问：“我们为你操了那么多心，花了几千元钱，为什么你在那里还是这样苦？”
（四）社会地位低。农场少数知识青年打架斗殴、抢劫偷盗，走向###，在社会上造成坏影响，累及多数知识青年的名声。几个人结伴看电影，别人就侧目而视，认为是“流氓”。上馆子叫几个菜，被怀疑是偷来的钱。回家探亲，至亲好友询问：“怎么还没有离开农场？”有的躲在家中不敢见人。
（五）不断有人离开农场，引起人心浮动。全农场系统知识青年已走了一半。每走一个人就波动一大片。北京和昆明市的知识青年所剩无多，上海、四川知识青年能远走高飞的却很少。据统计，生产建设兵团组建初期，知识青年中，各级干部（含地方、军队县团级或行政十七级以上）子女约占总数的6％—7％，即近1万人。其中高级干部（地、师或行政十三级以上）子女约1300余人。1971年###事件后，一大批干部恢复了职务，重新担任领导工作，知青中的干部子女随即远扬。1974年，留在兵团的干部子女仅剩千人。到1978年下半年，这样的知青已不足百人引自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由于“走后门”之风经久不衰，往往该走的走不了，不该走的却走了，引起知识青年很大不满。知识青年中流传着“高级干部送上门，中级干部开后门，一般干部人托人，老百姓盼望开大门”顺口溜黄基秉：《快要发黄的信》，《青春无悔》，四川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04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2）
（六）伤、病、残现象普遍，非正常死亡增多。知识青年刚到边疆时，热情高，干劲足，劳动强度大，但一些干部不懂爱惜青年人身体，加上生活条件差，青年体质普遍下降，营养不良。有的单位贫血者约占70％；血色素指标：男青年平均9克，女青年平均8克，最低的仅5克。青年几乎百分之百患有胃病、风湿性关节炎、肝肿大。女知青患妇科病的比例很高，不少人在月经期间照样下水田，上山开荒。1976年6月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橄榄坝农场八分场伤、病、残者348人，占青年总数的25％。完全丧失劳动力的就有16人。非正常死亡多达9人。该分场前身为水利三团，领导在发动和安排青年多干活上殚精竭虑，青年人的劳动强度令人瞠目。女青年每天挖土不止，要抬千余次土筐装车；男青年来回拉车100多趟，据估计最多的一天拉重车行程80里地，一天下来筋疲力尽，有时还加班加点，青年人难以承受。全农垦系统知识青年非正常死亡人数递增，自杀案件扶摇直上。在农垦总局青年处一年一度的《知青综合情况统计表》上，自杀死亡人数已在非正常死亡项目中名列首位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关于橄榄坝农场八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1976年7月20日。。
（七）领导不得力。一些干部水平低，素质差，没有管理知识青年的能力。兵团时期，用管理军队的办法组织生产，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殴打、奸污知识青年的事件触目惊心，成为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要求重点整顿的对象。1971年曾组建水利建设兵团，下辖5个水利团。有1400多名北京、上海知识青年参加。有关领导只把这批青年看成是修水库的劳动力，只抓生产，不抓安全施工，伤亡事故接连不断。到1974年，仅水利三团就有100多人在劳动中骨折或扭伤。干部对青年动辄打骂、捆绑、批斗。水利四团一个营自杀事件就有6起；“一打三反”运动中，水利五团将北京知识青年几乎全部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北京市知青办：《余宝臣致文堂、卢禹两同志的信》，1974年9月21日。。
由于上述原因，许多知识青年认为留在农场是“浪费青春”。矛盾年深日久，益形尖锐，但农垦系统领导部门却束手无策，只是一味敷衍。
农场早就出现闹事的苗头。水利建设兵团组建时，领导曾经许下诺言，谁先修完工程，就分谁去城市工作。然而一旦工程告竣，领导却自食其言。1974年，水利建设兵团解散，分配知识青年去橄榄坝农场，被集体拒绝。以后4年里，剩下的知青一直处于怠工状态。领导机关两次派工作组去说明，均被赶出。橄榄坝农场党委副书记去动员，被软禁了14天。由于问题多，无人管，被人称作“小香港”。1976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问题调查组在《关于橄榄坝农场八分场现状的调查报告》中，就向上级领导机关发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再发展下去，真要出大事”的警告。
1978年10月底，景洪农场的部分知识青年率先发起，由10分场学校教师、上海知识青年丁惠民执笔，起草了《致邓副总理的公开联名信》。
当时###中央最高领导人是主席华国锋，但《联名信》却避开他，直接写给第二位的###。这样做的原因，与其说是华国锋不孚众望，莫如说他靠“###”发迹的经历，令身遭“###”荼毒的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包括广大知识青年——对他缺少亲近感。“###”结束后，他高举“两个凡是”旗帜，画地为牢，禁止实事求是地清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的态度，增加了人们对他的不信任。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中两度遭受劫难终归“东山再起”的###。单凭他个人的坎坷经历和政治舞台上的沉浮，就足以被千百万受过凌辱受过###的人们视作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表；而他在“###”中的1975年复出期间，大刀阔斧割除积弊赘疣的勇气、魄力，更使他的改革家形象深入人心。
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3）
《联名信》开头写道：“敬爱的###副总理：回顾以往的斗争历程，特别是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激烈斗争，您那坚韧不屈、敢说敢干敢斗争的坚强性格，给我们广大青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敬佩您，信得过您，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腹语向您倾诉。”一席话，正是知青心态的真实表露。《联名信》揭露了“###”期间极“左”路线对知识青年的摧残，反映了知识青年的窘困处境，诉说了要求返城的强烈愿望。这封信共征集到近千人的签名。知青的骚动，最初还带有地域性。它所引起的震荡，暂时还未波及较远的农场。《公开信》寄出后杳无回音；农场领导却因此对签名者百般刁难，实行高压手段。知识青年只好背水一战。
11月16日，他们发出了第二封给###副总理的联名信。信中着重阐述了对上山下乡运动的看法，尖锐指出：“在理论上我们听说上山下乡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事实真是如此吗？也许至今还有一些人这样认为。然而，我们以八年来的亲身经历，对此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实践已表明：城乡、工农、脑力体力的这三种差别没有因为我们大批青年来到农村而得到缩小，恰恰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更进一步地扩大了，加剧了。”《热血冷泪——世纪回顾中的中国知青运动》，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发动上山下乡运动最打动人心的一条理由便是只有城市青年下乡才能缩小三大差别，十几年后，千百万知识青年不是从理论探索中而是从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这种说法的虚妄。第二封联名公开信在从经济方面剖析上山下乡运动得不偿失之后指出：我们坚持认为：第一，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按经济法则办事；第二，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即使是真理也需不断检验，今天是正确的，但明天就不一定仍然适用，事物是在不断地发展，世上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联名信公布后，不到十天，签名者超过万人，盛况空前。它的实际意义，还在于借助签名活动将景洪一地知识青年的诉求推向整个西双版纳，请愿活动走上高潮。
11月上旬，第一次各农场知识青年代表联席会议在景洪秘密召开。与会的有来自37个分场的40多名知青代表。会议决定成立“西双版纳州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筹备总组”。丁惠民当选为负责人。这次会议，起到将涣散的农场知青凝聚到一起的作用。
第二封联名信寄出后，仍旧“黄鹤一去不复返”。进入12月，知青们又着手上京请愿书（即第三次公开联名信）的签名征集活动。请愿书是写给###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的。信中写到：我们五万名云南的知识青年，在饱经风霜已达八年之后的今天，奋全力鼓起最后的勇气，庄严地选派有全权资格的代表组成请愿团，前来北京向您们提交这份凝集了我们全体签名青年整个生命热情和寄托了我们全部人生信念的请愿书，或许是种冒失的行动，但确实出于迫不得已，甚至临近绝望，请原谅吧。
信中对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表示出极大愤慨：同样是知识青年，命运却截然不同；有权有势的早已远走高飞，得意洋洋；有门路的悄悄溜走，不声不响；有钱有财的买通门路，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是我们这些普通工人的子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