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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大传-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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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御史王之栋奏称水田必不可行,又称开滹沱河不便者十二事。经过这一个打击,贞明底计划,终于功败垂成,但是他不能不算是辛未科杰出的人才。最有表见的是刘台、傅应祯、吴中行、赵用贤。他们都是隆庆五年进士,都是居正底门生,其后对于居正,都曾经提出弹劾,因此在历史上都留下不朽的盛名。居正底不树立党羽,和刘台等底不阿附座主,都是可以称道的事件。不过从大体讲起,辛未一科的人才,还是贫乏;这一科里,任何方面,都没有第一流的人物。
俺答封贡的决策中,兵部尚书郭乾底表现太差了;没有办法,没有决断。五年三月,郭乾免职。高拱想起第一流的军事专家杨博,但是杨博曾经做过吏部尚书,他已经是六部底领袖,也许不愿意回兵部。不妨事,官衔仍是吏部尚书,由他管理兵部的事。整个的政局,因为高拱以大学士管理吏部事,杨博以吏部尚书管理兵部事,显见得畸形,但是高拱和杨博都算是用当其才。
政权是高拱的了,首辅李春芳一切放任,自己既不眷恋政权,为什么要争权呢?而且春芳也明白,大学士只是皇帝底私人秘书,首辅底地位,在政治制度上,没有明显的规定,一切都是演变底结果,既然是演变,根本就说不上固定,那吗,由他去罢。但是高拱决定不能容许春芳底存在。高拱想起自己和徐阶的夙仇,正要报复,都被春芳挡住了,因此决定攻击春芳。春芳也看见了,认得高拱不能相容,索性上疏请求致仕,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穆宗还在留他,经不起南京给事中王祯又提出一次弹劾,五月间,春芳终于致仕而去,他从隆庆二年七月至五年五月,一共做了二年十一个月的首辅。据说王祯这次的弹劾,完全是仰承高拱底意旨。从此高拱是首辅兼管吏部尚书事。凭着穆宗底信任,和他自己底才具,以及那有仇必报的气度,他已经成为事实的独裁者。
在封贡、互市的争论中,居正占据主要的地位。这次决策的大功,当然应由高拱、王崇古,和居正平分,但是居正却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郭乾徬徨歧路的时间,向皇帝请旨召集廷议的是他。封俺答一事尚未决定的时间,检出成祖敕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的故事以为前例的是他。决定以后,拟旨敕行的也是他。他正在和王崇古计议四件事:(一)开市之初,民间不愿和鞑靼交易,所以最初必须由官中布置,使人知有利,自易乐从。(二)鞑靼要求买锅,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底来源,轻易卖不得。广锅不能铸造兵器,不妨出卖广锅,但是买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掉换。(三)鞑靼使者一概不许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掳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当加意防备。种种方面,他都顾虑到了。讲和也罢,封贡也罢,这是一个名称;居正只认为是停战。停战是继续战争的准备,他要修城堡,开边荒;他要消灭赵全这一群汉奸底余党,他要训练将士以防鞑靼底进攻。(参书牍三《与王鉴川计四事四要》)
居正对于国事的筹措,没有使他忘去对于老师的维护。徐阶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首辅,但是对于自己的三个儿子,竟是毫无办法。隆庆三年应天巡抚海瑞到了,这是有名的铁面御史,他对于属内的大绅巨室,一概不买账。最先感觉威胁的便是徐阶底三位少君。他们写信给居正,居正一边诰诫,一边安慰他们说:
辱翰贶,深荷远情。近来人情风俗,诚为可骇,俟海公人至,当作一书善譬之。太翁老师年高,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护。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勿致贻戚可也。恃在通家,敢尔妄及。(书读十四《与符卿徐仰斋》)
这一阵风波过去以后,高拱再相,徐阶更感觉不安,居正和应天巡抚朱大器说:
存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闻中翁再相,意颇不安,愿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刚峰(瑞)之在吴,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虚心剂量之,地方幸甚。(同卷《答应天巡抚朱东园》)
隆庆五年,事态更加严重。这年,徐阶生日,居正去信,自称“不敢走介,畏行多露”。又说,“鄙怀种种,亦噤不敢言,临楮惆怅而已。”(同卷《答上师相徐存斋九》)内阁的大权,完全在高拱手里,言官们又听他指挥,一步走错不得,一句说错不得,这是隆庆五年居正所处的地位。徐阶底地位更坏了。三个儿子同时被逮,田产充公了,两个儿子也问了充军的大罪,只留得徐阶慢慢地回味会不会得到和严嵩一样的结果。在严重的局势下面,居正还是苦心调护。他不愿得罪高拱,但是他要保障徐阶;集中留着下列几封信:
忆公昔在姑苏,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宪节以临之。乃近闻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吴中上司揣知中元相公,(高拱)有憾于徐,故为之甘心焉。”此非义所宜出也。夫古人敌惠、敌怨,不及其子。中元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仆素所深谅,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元公曾有手书奉公,乃其由中之语,必不藏怒,而过为已甚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终老,未有显过闻于天下,而使其子皆骈首就逮,脱不幸有伤雾露之疾,至于颠陨,其无乃亏朝廷所以优礼旧臣之意乎!亦非中元公所乐闻也。仆上惜国家体面,下欲为朋友消怨业,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闻,惟执事其审图之。(书牍十四《答松江兵宪蔡春台讳国熙》按国熙承高拱旨,穷治徐阶事,见王世贞《首辅传》卷六)
松江事,高老先生业已寝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为已甚,报怨亦自有当。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夺之牛,无乃过乎?今全吴亦所以爱郑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同卷《答河南巡抚梁鸣泉》)
往者奉书云云,盖推元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业已施行,自难停寝,但望明示宽假,使问官不敢深求,早与归结,则讼端从此可绝,而存老之体面,元翁之美意,两得之矣。仆于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谓“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仆之所欲闻也,倾耳以承,幸勿终靳!(同卷《答应天巡抚》)
这三封信,都很闪铄,尤其是后面的两函。高拱和徐阶结怨,急图报复,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所指高拱给蔡国熙的信,大致是解释仇怨的话,这是表面文章,居正认为“宅心平恕”,“必不藏怒蓄恨”,只是顺水难舟,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答梁鸣泉函》,不知是否误题,梁梦龙(即鸣泉)为居正门下士,函中语气,似不类。徐阶、松江人,高拱、新郑人,所谓“全吴”“爱郑”者指此。答应天巡抚函所谓“辱回示业已施行”,正指来函“无可挽回”的表示,至于“有欲告我者”一句,是不是对于居正的一种谣言,正取一种欲说不说的姿势?现在不管他,但对于居正,还是一种威胁。“是仆之所乐闻也”,是一句挣扎的话。
高拱入阁以后,居正所处的是一个最困难的地位,一步一步都需要最大的审慎。热中的人不肯轻易放弃政权,但是要想维持政权,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庆五年居正还遇到一个问题,然而也居然被他度过了,这是胶莱河的问题。
隆庆四年九月,黄河在邳州决口,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河水骤浅,江南来的粮船,一概不能北上。在明代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问题。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是明代的经济中心却在南京。一切的资源出在南方,尤其是四百万石粮食,全赖南方的接济。从南方到北方,惟一的生命线是运河,运河发生了问题,南方和北方失去联络,整个的国家,立刻受到影响。偏偏运河不是我们所想象到的那一条安全的水道,从瓜洲渡江,要经过邵伯湖、高邮湖、氾光湖、宝应湖、白马湖,这些地方还好;再上去便是洪泽湖,淮水从安徽来,在清口和黄河交汇,这是最大的难关。再上去,从清口到徐州茶城,黄河就是运河,运河要靠黄河底接济。水量太大了,南方来的粮船随时有漂没底危险;可是水量太小了,粮船便要胶搁半途。国家底前途,完全寄顿在这一条毫无办法、不可捉摸的水道上面,真是太危险了。因此明代一面重视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底职责,一面仍是不时提出海运底问题。海运是从太仓、嘉定沿东海绕成山角,入天津的一条航线。在现代当然是一条很简单、很安全的航线,但是十六世纪的中国,航海和造船底技术不比现代,所以一路的危险还是很多。有了危险,便不免要牺牲。牺牲人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明代,连皇帝杀一个罪犯,还要经过法司五次底执奏,何况是平常的官吏!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运米十二万石,自淮入海,直抵天津,不能不算很大的成功,但是因为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引起南京给事中张焕底弹劾。三千二百石只是不足百分之三的损失,本来不算太大,但是张焕质问,“米可补,人命可补乎?”便无从答复了。运河既然时常发生困难,海运又危险太大,因此便有缩短海程、避免成山角的提议。这便是胶莱河。
胶莱河出自山东高密县,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至掖县海仓入海,这是天然的水道。单凭这一条水道,当然谈不上漕运,因此便有人提议在中间另凿新水道,沟通南端的胶河,北端的莱河,这便是所谓胶莱新河。胶莱新河始终不曾完成,但是却不断地涌现在明人底脑际。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旧事重提,上疏请开胶莱新河。恰恰在隆庆四年黄河再决,高家堰大溃,运河水量不足,漕运中断以后,这一个问题,重新引起很大的注意。高拱极力主张重开胶莱河,这不是他底好大喜功,而是他底公忠体国。有了胶莱河,漕运便可以由淮入海,由胶州湾入胶莱河,再由海仓口出海直入天津,漕运便利了,北边底粮饷有了把握,国防问题、经济问题、跟着胶莱河一同解决,为什么不要开!居正底公忠体国,和高拱一样,但是他不能不顾虑到水源的问题。胶河和莱河的分水岭要凿,已经够困难了,还不算是困难的中心;有了水道,便要有水,水从哪里来?山中不是没有水,但是不够行船,更谈不到刷沙;在河水不能刷沙的时候,海沙侵入河身,那又怎样办?这些问题,居正都顾虑到,但是他更不能不顾虑自己的问题。他底境遇已经困难,他不愿意和高拱冲突,最后他想起胡槚。胡槚也是给事中,是高拱底一系,不过他是一个有定见、不随声附和的人。居正提议派胡槚查勘,高拱当然同意。胡槚到了山东以后,事情看清楚,他也主张不开胶莱河。居正又安稳地度过一次难关。他和胡槚说起:
新河之议,原为国计耳。今既灼见其不可,则亦何必罄有用之财,为无益之费,持固必之见,期难图之功哉!幸早以疏闻,亟从寝阁。始者建议之人,意盖甚美,其说虽不售,固亦无罪也。(书牍三《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始虑新河水泉难济,臆度之见,不意偶中。辱别揭所云,剀切洞达,深切事理。自胜国以来,二百余年,纷纷之议,今日始决,非执事之卓见高识,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后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盖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国家,以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国家也。此翁之高爽虚豁,可与同心共济,正在于此,诚社稷之福也。(同卷《又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李贵和提议的时候,梁梦龙尚在山东巡抚任内。地方官当然有地方官底立场,照例是不愿多事,他曾经上疏反对。现在事情是决定打销了,居正给他一函,因为这是自己底门生,所以把政治上的秘密,一齐告诉他。
胶莱新河,始即测知其难成,然以其意出于元翁,未敢速行阻阁,故借胡掌科(槚为给事中,故称掌科)一勘,盖以胡固元翁所亲信,又其人有识见,不随众以为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遥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观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元翁见之,亦慨然请停,不必阻止而自罢。以是知执事向者之言,虽极痛切,未免预发其机也。区区今处天下事,大率类此,虽竭尽心力,不过小补而已,终无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谓“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敬所在齐中,政事何如?两司及诸郡长吏,孰为可用?统希见教,不悉。(同卷《答河南巡抚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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